成长经历
朱高炽（1378－1425），中国明代第四位皇帝，庙号仁宗，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为明成祖朱棣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暴死，在位仅十月，终年47岁。在位期间，立皇后皇后张氏。共有子十人，女七人。死后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献陵。在位期间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为仁宣之治的繁荣打下基础。
洪武二十八年（1395）立为燕王世子。他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朱元璋的喜爱。不过由于朱高炽喜静厌动，体态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明成祖朱棣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成祖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朱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在此期间，建文帝遣书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成祖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
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公元1404年立朱高炽为太子。
次子朱高煦并没有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诏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65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年号洪熙，开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孺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其次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
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仁宗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死后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一代仁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深夜的密谋
朱棣结束了他传奇性的一生，终于故去了，死人没有了烦恼，也不用再顾虑权力、金钱、前途之类的东西，但活人却是要考虑这些的。
在朱棣死去后的那片哀怨愁云下，却隐藏着一股潜流。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在加紧行动的步伐，他们争夺的就是朱棣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皇位。
早在朱棣出发远征之时，他的好儿子朱高煦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这位父亲可能很快就要走人了，他加紧了筹划，派出自己的儿子朱瞻圻潜伏在京城，并用快马传递消息，一晚上甚至会有七八批人往来通报，在没有电话的当年，也真是苦了那些报信的。
朱高煦做梦都想要皇位，但他十分清楚，必须确认自己的父亲抢救无效死亡后，才能动手，要是情况没摸准，自己就起兵，结果老爹来个诈尸或是借尸还魂，来到自己面前：“小子，想学你爹造反啊！”不用打，自己就败局已定。
在造反专家朱棣面前，朱高煦的道行还太浅。
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消息的到来。
朱棣的内侍马云是个并不起眼的人，平日看上去不偏不倚，然而此时，他也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朱棣死后，他以内侍身份深夜召集两个人开会，这两个人分别是杨荣和金幼孜。
他们三人经过密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暂不发丧，每日按时给皇帝送膳食，以掩人耳目，并严格控制消息，禁止军营中人擅自外出报信。
可能有人会问，皇帝死后，由于尚远征在外，密不发丧不是通常的安排吗，为什么会说是密谋呢？因为这看似寻常的安排实际上暗藏玄机，在朱棣死前，他召见的顾命大臣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张辅！
朱棣临死前召见张辅，并传达了传位太子的旨意，这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但问题就在于张辅这个人。
张辅是张玉的儿子，而张玉和邱福与朱高煦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都是靖难时候的战友，在立储问题上，靖难派是支持朱高煦的。
马云召集杨荣、金幼孜两人密谋做出如此重大之决定，竟然没有张辅在场，实在是十分之不寻常。很明显，他们是有所防备的。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一年后，朱高煦起兵造反的前夜，派人去京城寻找的那个内应，正是张辅。在封锁消息之后，杨荣被赋予了最为重要的使命--回京向太子报丧，并筹备太子继位事宜，这位潜伏多年的太子党秘密成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日夜兼程，终于将遗命及时送到了太子手中。
朱高煦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太子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登基即位了。
朱高煦先生，你又没有猜对，吸取教训，下回再来，你还有一次机会。朱高炽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定年号洪熙。事实证明，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人的皇帝，在他那肥胖残疾的外表下，是一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面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召入内阁。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三杨"内阁就此形成。
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你说改就改？你爹留下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要排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之一就在于变通。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
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的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
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成了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制度之一。
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及此，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
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洪熙元年（1425），他用自己的行为回报了他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
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蹇义，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
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了他，背离了他，只有这两个人在他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蹇义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
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决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
朱高炽注视着他的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我监国二十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局之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啊！" 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杨士奇和蹇义也泣不成声，说道："先帝之明，也是被陛下的诚孝仁厚所感动的啊。" 就这样，经历苦难辛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一团。
在我看来，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
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一个好皇帝。 虽然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父亲报到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保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为什么要略去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务等等等等。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写，大家估计也不喜欢看，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
比如朱棣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朱高炽立即即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从七月到十二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二十二年内，只有到第二年（1425）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
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间内，新皇帝们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
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亲当年的命令。
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朱高炽的这一改实在干得好，干得大快人心！十一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此事已是板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
然而此时，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朱高炽接着问大臣："齐泰和黄子澄还有无后人？"
大臣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齐泰有一个儿子，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免死，被罚戍边。黄子澄没有后代（后得知，黄子澄有个儿子当年改姓逃脱，后被赦免）。" 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
他接着问："方孝孺可有后代？" 大臣们目瞪口呆。 方孝孺？您说的是那个灭了十族的方孝孺？ 十族都灭了，还去那里找后代？您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
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
这一查还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有个弟弟叫方克家，这位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复（方孝孺的堂兄），当时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
比起这些宽仁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
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一类人，都是忠臣啊！"
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忠臣？您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么？到您这里就给改了？那么说您父亲还是杀错了？ 就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
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
朱高炽，你确实有种！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
洪熙统治时期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八月十六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18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
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建文元年（1399）至四年（1402），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建文元年（1399）十一月，他手下只有1万士兵，却巧妙地组织了城防，并挫败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正确和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永乐二年（1404）五月，他已成为皇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谋的受害者。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永乐十五年（1417）被放逐，作为一个直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
朱高炽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二十五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去南京任镇守。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当年四月被永乐帝囚禁。九月七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
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永乐十二年（1414）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洪熙帝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皇帝在十月十八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洪熙元年（1425）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皇帝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洪熙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皇帝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他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被处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皇帝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难以应付。
洪熙元年（1425）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半个月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洪武帝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迁势在必行。然而皇帝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并未参与这一计划，宣德帝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洪熙帝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突然死去，终年47岁。对他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在他死前几天，皇帝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在服永乐帝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
洪熙帝被尊为昭皇帝，庙号仁宗。其陵墓称献陵，建造得庄严简朴，象征着他的统治作风。皇帝有10子7女；其中9子4女成年。长子朱瞻基为他与张后所生。
张后在这整个时期是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她活到正统七年（1442），寿命超过了她丈夫和儿子，在儿子在位时期，她成了皇太后。后来她在她孙子正统帝时期为摄政，在幼帝在位的第一个10年中在政治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张后的弟兄张昶（1374—1428）和张升（1379—1444）被封为可以世袭的伯爵。张昶本人积功而为著名的将领，张升则凭升迁而成为一名将领。
历史盛赞洪熙帝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倾向的反应。皇帝有时因性情暴躁和容易冲动而受到批评，如他偶尔申斥和惩处那些表现得优柔寡断或讲话太惹人恼火的官员。可是他有足够的度量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向人道歉。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它们都可以被他的仁爱和一心为公的热诚所弥补。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早期阶段。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仁宗陵墓
献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昭皇帝朱高炽（洪熙）和皇后张氏的陵寝，就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长陵的旁边，目前封闭没有开放。
朱高炽是成祖朱棣的长子,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于安徽凤阳；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册立为燕王世子。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47岁的时候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逝于饮安殿,享年48岁。谥“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献陵。
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就在他老爸朱棣的长陵旁边，父子相伴，也很温馨吧。建成后的献陵确实比较俭朴，向来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的说法。
献陵的营建是在仁宗死后开始的。仁宗临终曾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大意就是说，我这皇帝也没干几天，也没有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所以你们也不要劳神伤财了，一切从俭吧。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仁宗遗诏营建献陵。他召尚书蹇义、夏元吉至皇宫，对他们说，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作为孝子也只是想使亲人体魄永久保存，并不想厚葬。秦、汉时期厚葬的弊病，足为明戒。何况皇考遗诏从俭建陵，天下共知，今建山陵，我认为应遵皇考先志，卿等以为如何? 蹇义等回答说:圣见高远，发于孝诚，这是对千秋后世都有益处的事。于是，宣宗钦定陵园规制，并委派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理修陵事宜。从洪熙元年七月兴工，到八月玄营落成，埋葬仁宗，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地面建筑也陆续营建。八月，行在工部奉命营建门楼、享殿、左右庑配殿和神厨。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建造明楼，次年三月，陵寝建筑全部完工。参加陵园营建的有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统领的万名军士，南京海船厂附近江北府卫旗军工匠118000人，以及河南、山东、山西、直隶、凤阳、大名等府州征调的民夫5万人。
建成后的献陵，陵寝制度确实比较俭朴。其神道从长陵神道北五空桥北分出，长约1公里。途中建有单空石桥一座。路面为中铺城砖，两侧墁碎石为散水，十分俭朴，并且没有单独设置石像生、碑亭(现存碑亭为嘉靖年间增建)等建筑。陵宫建筑与长陵比较，同样非常俭朴。其朝向为南偏西20o，占地仅4.2万平方米左右。其陵殿、两庑配殿、神厨均各为5间，而且都是单檐建筑；门楼(祾恩门)则仅为3间；方城、明楼不仅不像长陵那样高大，而且城下券门改为更简单的直通前后的形式。照壁则因之不设于券洞内而设于方城之后，墓冢之前。上登明楼的礓石察 量路则改为设于宝城之内的方城左右两侧。由于献陵陵制不追求奢华，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它为此后的明陵建筑树立了楷模。
明献陵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楼在院落上彼此不相连属。前面以祾恩殿为主，建有一进院落，殿前左右建两庑配殿和神帛炉。院的正门，是祾恩门，也即陵园的大门，门前出大月台，院后设单座门一道。后面以宝城、明楼为主，前出一进院落。院内建两柱棂星门、石供案。院门为三座单檐歇山顶的琉璃花门。二院之间，隔一座小土山（影壁山）。选择中隔小山这种布局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与陵园的风水有关。
献陵宝城前的这座小山，名为玉案山，它从陵园左侧延伸而来，是献陵的龙砂。因其屈曲环抱陵前，所以，又是献陵的近案。风水中，“龙喜出身长远，砂喜左右回旋”，“龙虎环抱，近案当前”，当论内明堂格局。献陵玉案山以及龙砂、虎砂和来山范围内的小格局，正是风水术士们所鼓吹的完美的内明堂格局。所以，修建献陵时只在明堂范围之内修建了宝城、明楼和一进院落。而将举行祭祀仪式的梭恩殿修在了玉案山前。经过这样的经营设计，不仅解决了献陵明堂地域面积小，建不下宝城和前面两进院落的问题，维护了“龙砂不可损伤”的风水信条，而且使陵园山重水复、殿台参差，形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的美。使几何形体陵园建筑在山、水、林木的映衬下，更加错落有致。这是迷信的封建帝王和风水术士们所不能预想的。
献陵的陵寝建筑在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间曾得到修缮。在该次修缮中。明楼，外形未改，但内部木构梁架改成为条石券顶结构。方城下的甬道被封死，右侧增筑了一道可由方院上登宝城的礓石察 路。 两庞配殿及神厨等附属建筑大多被拆。祾恩门则缩小了间量，且顶部由歇山式改成了硬山式。神功圣德碑亭被拆除了四壁，仅于台基之上，石碑的四周砌以齐胸高的宇墙。以后祾恩殿、祾恩门又相继在清末民初时毁坏。日军侵华期间，为修炮楼取砖，第一进院落的围墙及祾恩门、祾恩殿的山墙又被拆毁。现在，除宝城、明楼及第二进院落陵墙经修缮保存较好外，其第一进院落的建筑已全成遗址。
谋杀的疑团
皇帝的位置又空了，但这个位置注定不会太久，很多人都排队等着呢。
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搞阴谋，搞破坏，朱高炽十分仁厚，并未因此处罚他，只是警告而已。而这位无赖兄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
吸取上次的教训，朱高煦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不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他准备等到朱高炽的死讯后，便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一举将其击灭，然后趁乱登上皇位。
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何来信心？来自作案时间。
之前说过，他的封地在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惯例，太子守南京），只要死讯传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的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到风声，赶来京城的时候，我的士兵早就在路上等着你了！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吧！
朱高煦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这件事情不但使他的计划落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团。
洪熙元年（1425）五月，朱高炽逝世，朱高煦得到消息，十分高兴，估计到朱瞻基赶到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安排士兵准备伏击。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好准备，可是左等右等，朱瞻基就是不来，没等朱高煦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词句，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朱瞻基已经赶到京城，继位为皇帝。
怪哉，真是怪哉！难道朱瞻基会飞不成，或是他能预知未来，未卜先知？
这不但是朱高煦的疑问，也是后人的疑问。
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朱高煦袭击太子只是传闻，实际上太子是接到丧报后从容赶到京城的，有的说朱高煦是没有准备好，等到太子过去了才派兵出去埋伏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骇人听闻了：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讯。路途远近是客观事实，只要报信的人不是在路上扎了帐篷，睡个几天几夜，乐安的朱高煦一定会比南京的朱瞻基更早知道消息。当年没有电话电报，也没有飞机，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死讯的理由和方法。其实方法是有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朱瞻基不能预知未来，却创造了未来。他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如果你对这一推论感到不满，也请不要向我丢砖头，因为这个推论并非我首创，实际上，明仁宗朱高炽的死亡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历史悬案，到目前为止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朱高炽纵欲，加之身体有病，最终病死，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他的儿子朱瞻基等不及父亲传位，谋杀了他，因为从朱高炽死亡前后的一些迹象（如登基礼仪已备）表明，朱瞻基可能已经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前一种我们不去说他，单说后一种，事实上，朱高煦极有可能在路上设置埋伏，因为从他在后来朱瞻基已经登基，情况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也要造反的行为来看，他犯上作乱的决心是很大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不会错过。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遇上朱瞻基呢，这其中就有几种原因，可能是朱瞻基绕开了大道，也可能是朱瞻基听到父亲病重，提前出发，更有可能是朱高煦有准备好，错失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给出任何答案甚至推论，这可能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谜团。历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他永远有无数的谜团让人们去探究，却总也找不出答案。纵欲而死也好，被谋杀也好，反正不是自然死亡（很少有皇帝能遇上这个殊荣）。
我们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朱高炽死了，朱瞻基继位。仅此而已。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怜的阴谋家朱高煦，这位同志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一事无成，多次眼见煮熟的鸭子飞掉，从父亲到兄弟，再到兄弟的儿子，就是没有自己的份，说实话，搞阴谋居然搞到这个份上，实在可悲，可怜。如果要评最成功的阴谋家，姚广孝一定能排在前三名，而朱高煦注定会名落孙山。但如果要评最可怜搞笑的阴谋家，朱高煦必能当仁不让，名列前茅。真是悲哀，悲哀的阴谋家朱高煦空就是这样等了几十年，他的耐心已经磨灭殆尽，在他的心中，已经立下心愿：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造一把反！
明仁宗朱高炽：老实人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大儿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窝囊的。老爸健在的时候，不受老爸喜爱，又受两个弟弟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的挤兑，继承权几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驾崩，四十七岁的他终于继承了皇位，龙椅还没有坐热，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终明一代，他当皇帝的日子，仅仅比后来才坐了一个多月龙椅的泰昌帝时间长一些。
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实仁厚，说得损一点，就是有点懦弱。没有他爷爷、他爸爸那种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临天下、让臣民战战兢兢的君主。第二则是因为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他的爷爷和爸爸，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朱棣自己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没办法喜欢这样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这窝囊的老大却有了两个能干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兴兵南下，和建文帝夺江山时，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功劳赫赫。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次朱棣对自己喜爱的二儿子许诺，你大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江山迟早是你的。
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
《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婆媳关系是大家庭第一大难题，这张皇后能让婆婆开心，凭这点就知道她不是等闲之辈。明朝和宋朝一样，外戚很难干政，而且多贤后。
老爸给仁宗规定的减肥计划没见什么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减肥何其难也，减肥无非是个姿态，做给老爸看看。高炽当了皇帝后，虽然因为封建礼法，不能公开对老爸有非议，心里恐怕腹诽不少。由于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阴影下，对老爸喜欢的长孙——自己的大儿子朱瞻基，大概有点怨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反而不喜欢，自己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显示他立高炽为太子是因为自己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他的态度，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瞻基。——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剥夺了仁宗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对他自尊的伤害可想而知。
史载，永乐帝朱棣数次出征，都带着皇太孙瞻基。永乐十二年（1414年），“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上语诸侍臣曰：‘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行阵，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对孙子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