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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天

2026-03-08 13:38作者:[德]扬·魏勒

他们在我生日那天通电话,妈妈告诉罗纳德·巴本我过去一年的情况。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对他说的,他又是怎么看待的。或者那只是一种简单枯燥的习惯性通话。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想念他唯一的孩子,尽管他没有资格做她的父亲。

无论如何,他对于我比我对于他更加模糊。今天回头去看,我觉得非常不公平。我们之间缺失了将近十五年无从弥补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再是父女关系,而是一种令人悲伤却又是自愿形成的陌生人关系。

当然了,我在2005年的暑假认识了他,和他共处了六个星期,被他和他的许多优良品质给折服了。我喜欢他倾听的方式。他的目光里不仅有好奇,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像在听一场学术报告。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当然相距甚远。他让我去一次“圆顶音乐节”[70]的愿望落空了。他询问我那是什么。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边疯狂地做手势,一边和他解释,他点着头开车驶过哈姆。最后,他说“真稀奇”,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

我认识了他,当我们坐在埃姆舍(Emscher)河边吃奶酪面包,他给我描述小河边遍地生长的粉色的兰花时;我认识了他,当我晚上去洗手间,经过他那儿,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打开的书摊放在鼻子上时;我认识了他,当他温柔地咒骂他的旧车,发现超市里有人乱翻,导致他找不到意大利饺子时——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压力的时刻;我认识了他,当我和他坐在沙滩上,他试图和阿希姆解释“国父”这个词和首相的生育能力无关时;我认识了他,当他一无所获地返程,还能兴冲冲地记下销售结果时。最后我了解了罗纳德·巴本让人悲伤的人生故事。我只是没有感觉到他是我的父亲,因为他不能扮演。我认为他也不想扮演。多年之后,他女儿像从六楼坠落的三角钢琴一般闯进了他的生活,让他在十四年以来近乎停止了生活的地方扮演一个角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彼此身上没有体会到家人重聚时的怜惜之情,因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是只有父母与孩子才能体会的沉默时刻:短暂的触碰、目光的相遇、有相同基因的人的内省。我们不交谈。他没有拥抱我,我也没有拥抱他,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但他的人生告白深深地打动了我,直至今日,我仍会想起穆尔海姆的鲁尔河畔。他关于自己不称职的描述将我拉近,我对他的每一个词语都有切身的感受。我就像罗纳德·巴本。只是他自己选择了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他把惩罚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晚上,我问他,仓库空了以后打算怎么办。这时,我们正从袋子里取出意大利饺子。他建议在饺子上撒上香肠碎,但后来发现味道不如预期。他用他不锋利的菜刀切着香肠,说:“不知道。那我也没什么事可干了。”

“你可以去旅行。”

“十四年里我都在旅行。”

“你可以去鲁尔区以外的地方旅行。”

“我可以开车去一次堪察加。”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放下刀,走向他的架子,找出一张唱片来,喊道,“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了。曼弗雷德·克鲁格[71]和天才般的君特尔·费舍尔[72]。”

他把唱片从封皮里取出来,放到播放机上。

假期来临的时候

问题也来了

该做什么

该去哪里

这次就去堪察加

你的外币,慢慢地在路上用尽

你或许会掉头

想着做点别的什么

不然你就太太太太蠢了

不如带上你的帐篷

再次出发

前往海岸线,前往营地

你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帐篷许可证

否则,你要大为光火

你是如此狂热

却没有前往海湾

别人没有帐篷许可证

却已经做到了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我父亲跳舞。他对我招手。当你还小或者当你结婚的时候,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儿跳舞是一件美妙的事。但对于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来说,和父亲共舞太恐怖了。他调高了萨克斯独奏的音量,向我挥手。他太开心了,那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走到他身边,他握着我的手,我们随着那首古怪的音乐起舞。

曼弗雷德·克鲁格唱着,我们跳着。我从未那样近距离地靠近过他。他很温柔,也很有魅力。

后来我想,对于女人而言,他是个很好的男人。可惜,在很久以前他就选定了一个女人,那之后唯一和他跳过舞的另一个女人则是他的女儿,也就是我。这么想或许会让人伤感,但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困扰他。歌曲结束的时候,他拿开唱片机上的跳针说:“我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我还有时间。我还年轻,仓库还满着。”至少后半句话是对的。

之后便是依依惜别。道别终究要来,但我们至少可以决定拖延到什么时候。前往科隆的火车很准时。我们都一言不发。相反,我们走向河边,昨天酒吧还在那里。

我们在石头上坐下,看着河水。天气凉爽了一些,2005年的夏季似乎转瞬之间切入了秋季。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最后,我站起来说:“爸爸,我现在得回家了。”

“真稀奇!”

我们回到仓库。我取了行李箱,把它推到父亲的斯巴鲁车的装货区。他再不动手,我就不得不在这里多待一会儿——虽然我并不介意这样。但最终,破旧的面包车还是顺利地发动了。我们驶出了场院。

我们驶过大桥,往市中心方向驶去,随后上A3高速公路,向南行驶。再开几公里就离开鲁尔区了,我提醒罗纳德·巴本,注意那危险的一刻。但他笑了,对我说:“我开车送你回家。这样我们就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要利用这一个小时听普迪斯乐队的歌。现在轮到放他们的音乐了。这次,我们一起唱。

我要像一棵大树那样老去

如同诗人歌颂的那般

像一棵大树的树冠一般

始终、始终、始终、始终

指向远方的田野

在风雨中,通往科隆的A3高速公路两旁的麦田低垂着身子。从城市驶离之后会看到一派田园风光。越往南走,我越感到伤心,不是因为现在,而是因为过去。我是父母的孩子,可是他们却隐瞒了这么多事。我之前对素未谋面的父亲的幻想非常离谱,这或许是最糟糕的事,他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他对我的母亲和我充满了爱,为此他宁可远走,永远不再回来,在痛苦中煎熬。我理解。我也理解他无法带着对他最好的朋友的亏欠生活。他活着只是为了学习。

离开莱沃库森(Leverkusen)后有过短暂的迷路。从科隆东的那个分岔口开始,我告诉他应该怎么走,这让他很高兴。他希望开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比如,下个路口右转或者直行六十公里,就像飞机里的设备一样,总是知道你所处的位置。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海科就有那样的一台设备。那时候它还要价不菲,海科还把它调到了“男声”,因为他不喜欢让女人指挥他开车。

到了科隆方向的霍伊玛(Heumar)三角洲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小雨,罗纳德·巴本的挡风玻璃雨刷开始吱吱呀呀地挥动起来,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从长椅上爬起来一样。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用着急,总会淋湿的。

开过罗登基兴大桥时,我变得激动起来,不仅仅是因为我离开了一个半月,更多的是因为现在要重新适应家里的生活。假期结束后,回家总是美好的。躲进自己的房间,闻着家里的气味,躺到自己的**。

我激动,主要是因为妈妈和巴本。如果我没想错,他们已经十四年没见了。还有海科。他会怎样?他恨巴本吗?还是他不在乎?毕竟海科·米库拉大获全胜。但他输掉了他最好的朋友。

我父亲似乎满脑子也是同样的想法。不管怎样,当我们再一次切换高速公路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陪你过来不明智。我不想打扰你们。”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确定他是否说错了,他也可以直接把我扔在门口,然后自己立刻离开。

我引导着他穿过哈恩瓦尔德。对他来说,这里没有可以装遮阳篷的露台,所以他原本永远不会来。他关掉音乐。打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露出了胆怯的神情。我们拐进了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左侧第三栋房子,”我说,“开到入口呀!”

但他在房子对面的街上,也就是路的另一侧,停下了车。“我不想让油污滴在车道上。”他耐心地解释道。可是我知道,他只是想尽快开走,不被发现。尽管他感觉不舒服,但他还是下了车,打开了后盖,取出了我的箱子,把它放在路上。路面上的雨水被晒干了,留下了大片的深灰色。他看起来就跟六个星期前一模一样,甚至衣服都是同一套。那时,他在杜伊斯堡火车站的站台上和我面对面地站着。那时我非常失望。

那像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为我当时的失望感到羞愧。

他克制并微笑着说:“好吧,就到这里。我今天还有很多约会要赴。毕竟我是个忙碌的企业家。”然后我开始号啕大哭,这让他立刻乱了手脚。“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很快会再见的,金。不要这样。”他不知道该拿我的眼泪怎么办,只能手足无措地待在原地。拥抱或许有效,但是他想不到。或者他想到了,但是不敢。幸好,这时房门打开了,妈妈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蔻依牌的夏装,像一阵风一般地对我们挥手。她把我拥入怀中,吻了我一下,说:“你回来了。”就好像我被她弄丢了,被一个陌生人送了回来。然后她转向了罗纳德·巴本。

他绝望地抬起右手,好像在发誓:“你好,苏珊娜。女儿回来了。毫发无损。”他一点都不喜欢她站在我们面前。

“你好,罗尼。”她说。

“你好,苏西。”

“还好吗?”

“很好。真的。非常好。”

他扶着大开的车门说。我能感觉到他只想再次消失。

“你看起来棒极了。”他说。

“不想进来看看吗?”她说着做了一个要拎箱子的动作。但是我没给她机会。

“不知道。我还有其他的约会。其实……”我父亲说,并看着我,寻求帮助。在我们的销售模式里,我会立刻反应过来,接住他抛给我的球,开始抱怨我父亲的责任重得难以置信,以至于根本就没有私人生活可言。但是我没有上套,只是站在疏远的父母之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然后海科出来了。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过来。他就那样突然地出现在那里,说:“你好,罗尼。”海科上一次说这句话还是在公交车站,当时把我父亲吓了一大跳。现在,他仍然缩成一团。我看着他,他急切地想要回到高速公路上去。他宁可待在博特罗普吃熏肠,也不想在哈恩瓦尔德面对他的原告。

“你们为什么都在外面杵着?进来吧。有冰茶。金,我在佛罗里达发现了一款冰茶,它绝对和你知道的冰茶不一样。”

他表现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好像站在他面前的不是那个把他送进监狱,试图拆散他和他的恋人的最好的朋友。但是,他是最终的赢家。他拎起了我的行李箱,在罗纳德婉言拒绝而离开之前,我们已经走在进门的路上了。这就像一个鹅群。最前面的是海科和我的行李箱,中间是他的妻子,后面是我和罗纳德·巴本。他的一只手一直放在装着汽车钥匙的夹克口袋里。他抓得紧紧的,我看到了。

海科放下行李箱,穿过房子走到露台上。“坐吧。”他喊道,还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他穿着白色的亚麻长裤、白色的亚麻衬衫和米色拖鞋。地板是白色的,休息室的家具是白色的,遮阳篷也是白色的。他拿起遥控器操作,它悄无声息地伸出了半米远,完全遮蔽了露台。这显得多此一举,但每个人都明白那只是一次权力的演示,而不是好客的表现。

罗纳德·巴本在扶手椅的边缘坐下,从那里陷了下去。他又挣扎着坐了回来,接受了海科递给他的杯子。“在我看来,桃子菠萝果汁是软饮料艺术的巅峰。我要把它进口过来。”

我父亲喝了一口说:“真稀奇。”我太喜欢了。

“不是只有凯伦娜(Karena),对吗?”

“噢,是的,凯伦娜。”我母亲说,她之前沉默不言,现在的局面让她也感觉到了不自在。显然,她对海科情有独钟。“金,你知道什么是凯伦娜吗?”

“不。”

“民主德国的一种汽水。凯伦娜是‘天然低热量’[73]的缩写,喝起来和猫尿差不多。我觉得,单单为了这款冰茶,就值得走上街道。”

罗纳德·巴本礼节性地笑笑,尽管我不太确定他是否赞同凯伦娜像猫尿这种说法。他在民主德国时未能融入那个社会,但并不意味着要抵制汽水。海科·米库拉则不会错过亵渎、贬低前民主德国的任何机会。在这个暑假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西德人的一种相对正常的傲慢行为。我以前压根不知道海科、他的妻子和我父亲都来自东德,来自柏林西北方向的贝利茨。他表现得像和当时的那个社会没有丝毫关系。他经常拿它开玩笑,而我大多数时候都没怎么听懂。

有一次,我们站在罗登基兴的肉店里,他说:“金,你知道,为什么民主德国的肉店里总是至少要摆放一根香肠吗?”

我摇摇头。一来我真的不知道,二来因为他希望我不知道。

“因为不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排队等瓷砖。”

然后我礼节性地笑了笑,完全没听懂,只觉得他是个疯子。今天,在我看来,海科在那一刻想起了他的过去。那是一个苦涩的时刻,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化解。在民主德国的那些时光对他而言是丢失的人生。他不是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过去,尤其是对于他曾经还是政治犯的这段经历。从前的我是无法意识到这些的。

“如何?遮阳篷生意如何?”

“挺好的,挺好的。”我父亲连忙回答,“进展得很顺利,尤其是有了金的帮助后。她是个销售天才。”

“哦?真的吗?”我母亲说,然后她站起来,调了一杯杜松子酒饮料。她感到紧张,原因不止一个。空气中弥漫着什么。

“那些遮阳篷很受欢迎。”罗纳德·巴本补充说,就好像他要和海科较量一样,勉强假装他甩掉了那些东西。他喝了一口冰茶。

“当然了,它们的确很棒。”海科说,“六个礼拜里你们在鲁尔区都做什么了?”他那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了我,可是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不想告诉他关于海滩、阿利克、我们的旅途、五大雅典卫城和章鱼赢了斯卡特锦标赛的事。它们只属于我和我父亲。于是,我抱着双臂,自豪地说:“我们听了我们的普迪斯。”我看着罗纳德·巴本,他点点头,对我微笑以示鼓励。

“埃里希·米尔克最残忍的暴行:病态、普迪斯和空手道。”海科说着笑了,他又把自己的杯子加满。

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罗纳德·巴本的羞辱。“我们吃得很棒。”我又补充说,“我交了朋友。天气每天都好到让我们去游泳。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假期。”

“太好了,亲爱的。”我妈妈平静地说。我也不算撒谎。虽然每天吃的基本上都是香肠,朋友平均比我年长四十岁,但是天气的确很好,如果忽略莱茵-黑尔讷运河轻微的异味,那里的沙滩也算迷人。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认真的。

一片寂静,四个人都不作声了。罗纳德对这种在拜访客户时经常发生的尴尬局面很熟悉,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坐在陌生人的沙发上。我妈妈觉得不自在,她或许同情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水杯,好像不如此就会沉入水中。海科在思考,把老朋友兼叛徒赶出去之前还能如何羞辱他。

就在我决定搅局,对梅苏特·厄齐尔赞不绝口时,杰弗里来到了露台。经过几周的治疗,他可以到处走动,不需要绷带了。他脖子上和左半边脸上被烧焦的皮肤不再是红色的了,但有一层薄薄的模糊不清的伤痕。我只看了一眼就被吓到了,不仅仅因为那是我的过错,还因为那看起来真的很严重。

杰弗里走向罗纳德·巴本,非常友好地向他伸出手,说:“你好,我是杰弗里。”他的样子天真极了,这让我更加觉得自己行为恶劣。罗纳德尴尬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男孩面前弓着身子说:“你好,我是罗纳德。我是金的爸爸。”杰弗里说:“我知道。金没有和我们一起去度假,因为她要去看望你。”

这句话让我受不了了。那个小家伙那样说就好像我不愿意和他一起旅行,就好像他希望和我一起去佛罗里达一样,尤其是在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站起来,走向他,抱住了他。他推开我,但不是因为不想亲近我,而是因为“你动作要轻一点,否则会疼的”。

他询问妈妈可不可以吃冰激凌,接着就去了厨房。我完全崩溃了。假如他完全装作看不见我或者自己玩小石子,那会让我感觉正常一些。

“那么,我走了。工作在召唤我。”我父亲说,就好像他从刚刚的对话里察觉出这里的人不需要新的遮阳篷,不论是哥本哈根款的还是孟买款的。他放下杯子,再一次陷入了扶手椅里。然后他走向海科,伸出手说:“你做得太好了。为你高兴。”他似乎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加认真。海科握着他的手说:“加油,罗尼。”

两个男人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平等。海科体内那台炫耀的马达熄了火,现在,面对面站着的只有已经疏远了的老朋友。

妈妈和我一起陪我的父亲走向他的汽车。“你愿意来看看我们,真是太好了。这对海科来说意义重大。”妈妈说,“这么多年了,或许是时候让你们俩平和地一起坐在露台上了。”

“真是太棒了。那个冰茶。美国货。真稀奇!”罗纳德·巴本微笑着说。我很清楚里面有多少讽刺的成分,这比我妈妈想的或许少很多。他朝我转过身来,毫无预备地拥抱了我,说:“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假期。”

“你根本没有假期。”

“有。我说的。”

我不想松开他。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而且我们只相隔八十公里。”他说。我开始哭泣,这又让他变得无所适从,好像我会在他眼前泪尽而亡。

最后我控制住自己,说:“开车小心点,爸爸。记得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上车了,慢慢地发动了车子。他因为没有了向导而略微有些无措,但还是决绝地驶进了八月的夜晚。

等再进到房子里,我把我的箱子提进了我的房间。在罗纳德·巴本的仓库里住了六个星期之后,我像一位客人一般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中。我躺到**,看着天花板。门开了,妈妈走了进来:“我们想和你谈点事情。你能下来一趟吗?”

我以为会是关于度假的,或者关于花费不菲的旅途、异国的菜肴,或者海科要介绍新的商业想法,要决定选哪家餐厅来庆祝假期的结束。我想得大错特错。

露台的茶几上放着几本宣传册。海科扩着腿,拿着白葡萄酒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我坐下来,妈妈又去准备了一杯杜松子酒饮料。海科开始说话,那肯定是他的主意。

“金,我们考虑了很长时间。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也很艰难。但是,我们俩都认为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我试图瞄一眼那些宣传册,可是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都清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能继续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他要做什么?我看向妈妈,可是她只顾着看她的杯子和里面的冰块。

“因此,你妈妈和我决定将你送到寄宿学校去,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什么?”

“我们去看了不同的机构,最后选择了这个。”他拿起最上面那本册子,扔给了我。

“那我呢?有人问过我吗?”我喊道。我不要。决不。他们想推开我。再一次。永远地。这是宣战。我立即开启了扫射模式,同时我又感觉到无能无为。很久以前就决定好了。没有经过讨论。我能做的就是把米库拉家眼下的生活变成地狱,或者选择顺从。

“不。”我喊叫着,尽我所能地把册子扔得远远的。我跳了起来。我冲进房子,爬上楼梯。我听到海科在对我妈妈吼叫,让她不要管我。然后我重重地摔上门,扑到**。

孩子哭闹的时候要让她自己安静下来,不要立刻跟上去。事情会解决的。十六岁的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惊人。这一点在我看到罗纳德·巴本为我布置的房间那一刻就得到了证明。

我在我的**静静地躺了一个小时,渐渐地,我觉得米库拉一家的决定对我也有好处,或许甚至还是一个好主意,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用再做学校里最蠢的女孩,不会再和海科、妈妈发生争吵。还有杰弗里,那个被伤害的小男孩。他会长大,永远带着他姐姐带给他的伤害生活下去。眼下他还不怨我,但如果他接下来每天都要见到我,如果我成为他痛苦的见证者呢?如果他被讥笑,如果他越来越明白,假如我不在,假如我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原本可以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呢?我从他的生活里消失,难道不是更好吗?还是那样的我太过懦弱?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拿定了主意。我不想懦弱下去,我不想再把这个小男孩看成敌人。他毕竟是与我有一半血缘的弟弟,虽然没有半点罗纳德的。他也不再像假期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令我讨厌了。最后我选择了“和平”,这不是出于疲于战斗的休战,而是诚实的永久的和平。我知道我该如何谈判了。

我又下楼来。妈妈已经离开了。海科还坐在沙发里喝着白葡萄酒。很好。妈妈不会参与这次谈话。海科看到我,放下杯子说:“考虑得怎么样?”

“我去寄宿学校,”我平静地说,“没有恐怖行为,没有闹剧。但我想要别的东西作交换。”

“好的。”商人海科说,“我听听。”

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那是他第一次听我说话,也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我觉得我们其实早就可以这样做。只是交谈。没有大喊大叫。没有侮辱。没有伤害。只是交谈。这就是那六个礼拜,以及其间发生的一切所带给我的改变。谈完之后我又上楼,轻轻地敲了敲杰弗里的门。他已经睡了。我小心翼翼地躺到他的**,听着他兴奋地说着的梦话,直到我也睡着了。

四天后,我坐车去了南部。米库拉一家三个人把我送到了城堡里。我布置了我的房间,认识了范妮(Fanny)——接下来四年里我最好的朋友。

就在寄宿学校为新生和他们的父母供应咖啡和糕点的时候,在杜伊斯堡-梅德里希,一辆汽车驶入了工业园。两个男人下了车,走向了前面停着罗纳德·巴本的车的仓库,敲响了金属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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