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骄傲不允许他来找我。我也不敢直接去他家按门铃。最糟糕的是，他或许会不肯原谅我。这让我感到害怕。另外，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除了在假期尾声扔给他一句俗套的“我们很快会再见的，要保持联系哦。明年夏天一定要再见”。这样的话就像创可贴，只能保持几天，等到分别的伤口痊愈，它立马就会脱落、被遗忘。以前的假期是这样的：总会认识什么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的创伤，返程后就会痊愈。我几乎也是这样看待我和阿利克的关系的。我们甚至都没有接吻过。所以，我并不是在和我的男朋友道别。
于是，我在仓库里、沙滩上溜达，但是没有了阿利克，它们也都变了模样。从迈阿密起程的飞机降落了，米库拉们一边发着各种牢骚，一边愉悦地回家。那是一种让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深感疲惫，而他们自己又无法察觉到的情绪。还有一天，我就要面对它了。和杰弗里的重逢对我来说肯定不会轻松，但是我期待着能见到他。我也准备好了承担后果，该有的后果。就像罗纳德·巴本那样去承担后果。我想象着坐火车抵达，但没有人接站，然后坐着有轨电车到罗登基兴。从那里我可以步行回到哈恩瓦尔德。这一次，我史无前例地没有带任何纪念品——那些让我很快就会失去兴致的愚蠢小玩意——回家。这次回家我随身带着的只有几件新衣服、一本书，当然了，还有我的两张唱片，Bravo Hits 47和Bravo Hits 48。
可能会是杰弗里来给我开门。我会勇敢地看着他。或许接下来我会去餐厅，给那些在那里说自己是意大利人的阿尔巴尼亚人制造麻烦。之后的周一就要开学了。我还是年级里年纪最大的那个金·巴本。
那天夜里打了雷、下了雨，把MBC俱乐部淋了个遍，水洼也满了。它不再需要我了。我父亲帮克劳斯拆掉酒吧，我们把那些打湿的家具又拖回去，靠在仓库旁，用帆布盖好。最后这一天的一切都像在告别。
罗纳德·巴本和我开启了最后一次旅途。我陪他一起，但我的心情不太好，这一趟是去安装遮阳篷而不是去售卖。我父亲在他的斯巴鲁车里装了两顶孟买款，我们出发前往穆尔海姆（Mühlheim）和奥伯豪森。半个小时的距离。我还从来没有陪他一起去安装过遮阳篷。他说那将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他那神圣的职业，另外还可以见识见识奥伯豪森的油煎香肠。下班回家的路上碰巧还会途径穆尔海姆的威尼斯冰激凌店。这将是一次银河系般恢宏的告别旅行。他尽力将最后一天变得充满仪式感。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已经激动得无法自已。
回首过去，我并不会为自己当时的满腹牢骚感到抱歉。十六岁的女孩就是如此。她们会笑、会犯蠢、会激动，有时候也会有莫名其妙的、不知所以然的、没完没了的坏情绪。这些可能都是青春期的躁动。总之不太会是因为父亲。好在罗纳德·巴本理解并不在意那样的不自在。
轮到我播放音乐了，我们听着“兜风少年组”[65]的热门单曲。假如说有什么音乐适合在鲁尔区的杜伊斯堡、奥伯豪森和穆尔海姆之间的路上播放，应付各色小汽车的引擎噪声的话，那就非“兜风少年组”莫属了。它们虽然不会让我情绪高涨，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赶走坏情绪。罗纳德·巴本跟着哼唱，听着还像回事，但不是真正的英语。其实他原本可以跟着“兜风少年组”的歌曲学习英语的。
在奥伯豪森，我见证了我父亲如何灵巧、快速地安装遮阳篷。顾客很开心可以见到我们，关心地询问我的肾脏怎么样了。我们当时在门外对他说我因为肾脏问题需要经常上厕所。虽然我的生活方式很健康，但由于所谓的少年水肿，我每天至少要喝八升水，所以我的左侧肾脏因为不堪重负而提前衰退了。在一个十六岁女孩的身体里的，是五十九岁的人的肾脏。我可以再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谢谢。
这样的叙事通常会引发对方提问，然后便可以借机推销我们的遮阳篷。辛德曼（Sindemann）先生和太太也很高兴能见到我们。我父亲现在要安装的是一顶孟买款。我和客户谈了谈我最近的肾脏检查报告，总体来说，最近我的肾脏没来抱怨我。
首先巴本丈量了遮阳篷的尺寸，然后在相应的地方钻孔，再用暗鞘接合，上螺丝，安装滑轮。他不需要任何帮助，我觉得他甚至能在睡眠中靠单腿完成。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他要把一根手指粗的铆钉极其小心地拧到支架上，接着用一个专门的工具慢慢地拧紧。这像在做一台容易出错的精密的手术。这也足以说明我父亲的整个人生都被这样粗笨的螺丝所左右着。
我们开车去了雅典卫城，我点了一份搭配吉卜赛酱汁的煎香肠、一份薯条和一杯常温的芬达。然后我们接着去了穆尔海姆的索尔加拉（Sorgalla）家。他们也因为我们去安装孟买款而高兴，或者说因为父亲没有被行政部门拘捕而高兴。索尔加拉一家不太信任政府，他们觉得政府在跟踪所有那些言语和行为有嫌疑的公民。
我们向这对知识分子夫妇保证遮阳篷的征税额很快就会发生变化，遮阳篷虽然算是奢侈品，但是自古以来一直都免征奢侈品税。现任政府很快会改变政策，对遮阳篷征收重税，并拘捕那些帮助购买者逃避奢侈品税的人。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再销售一些，以便我父亲能支付高昂的诉讼费，尽管议会外面的那些遮阳篷都是他捐赠的。
“我们必胜！”索尔加拉签署了孟买款的购买协议，高举拳头喊道。在他家里，我父亲还是执行了那套固定的工作流程：丈量、钻孔、连接、上螺丝、装滑轮，接着又处理那种粗螺丝。专注的巴本看起来仿佛在拆一个炸弹。我很喜欢他的专注，以及他与人交际时，极其友好、健谈又内敛的样子。目前他已经不再觉得撒谎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他终究还是为他们提供了什么，那不仅仅是一卷丑陋的遮阳篷面料、老土的机械部件和一个看似路易十四的长矛的巴洛克风格的手摇柄。
除此之外，那些人还得到了他——他的时间、他的专注、他的友善，以及他全心全意卖遮阳篷的态度。直到最后这天，我才彻底明白，罗纳德·巴本就是给那些人的礼物。尽管只有很少的几个顾客那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当然，这里面绝对不包括那些将他拒之门外的人。遇到这么一次令人愉悦的购物体验是他们的幸运，但这一点并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上门推销这一行当的名声很差，走街串巷的小贩总被人认为形迹可疑。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活动商贩了，没有卖蜂蜜的蜂农和磨刀匠开着叮当作响的车在社区里兜售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了。
上门推销的面条漏勺、蔬菜去皮器、沙拉旋转器可能不是市场上质量最好的，但销售员的品行无可指摘。在罗纳德·巴本这里可以放心地购买，花点小钱便能享受终身质保。可惜这也减少了他的生意机会。
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寓之后，不，其实我打那之后一直都等待着像他那样的人。我希望有一个友善的巴本上门，向我销售一台烤架，或者一床电热毯、一套杯子、一把六米长的梯子。可惜这种生意已经不复存在。至少没有人会按门铃。或许是因为我总不在家，参加工作之后，我就很少待在家里。
也许我父亲是最后一位推销员，尽管他的工作是一种自我惩戒，但他还是充满喜悦和勇气地面对。只有主动承担起惩罚的人才理解，那意味着毕生的工作。既然弥补是一种职业，那为什么不能愉快地完成呢？
穆尔海姆热得仿佛沥青都要粘到鞋底上了。我们走向他被炙烤过的斯巴鲁汽车，那个由金属、内饰和黏稠的燃料组成的不稳定块状物。我们坐了进去，从灵魂深处呼出了一口气，就好像我们用完了六个星期需要的氧气。
“那现在呢？”巴本问，一边放开了手刹，“威尼斯？”他又问。
“还不想。”我说，因为我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我还不想回归我原本的身份，回到我害群之马的角色，回到我作为金的生活中去。我还想再做一会儿巴本的女儿。在弄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之前，我还不想回家。他越是想要回避，关于他的问题在我过去六周的人生中就越发重要。他对我来说不再是模糊不清的了，至少不再那样模糊。这一点我很确定。我看着他，我想要看清楚。现在的我不想再为息事宁人而选择忍耐，因为再有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了。现在是决定我们以后如何对待彼此的关键时刻。时间不多了。
“爸爸，我想要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不能吃着冰激凌说？”
“不适合吃冰激凌的时候说。”
“真稀奇。”
他发动了车子，穿过门德纳（Mendener）大桥，然后找到停车位。我们沉默着走向鲁尔河岸，他脱下鞋子和袜子。从我们的位置望去，可以看到鲁尔河对岸的一栋坡地住宅。那里的露台还有一部分没有装备。非常棒。直至今日，不论我去哪里，我还会关注这些。
他一言不发，等待着我开始提问。我觉得他一直都有所准备，并暗中庆幸坚持到了结束的时刻。他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来回刮着。阳光在他的发丝上闪烁着。
“你和妈妈为什么分开？”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分开。”他回答得很快。
“可是妈妈带着我离开了。她离开了你。”
“没有。”
“那就是你离开了我们。这有什么区别？对我来说结果是一样的。”
“不。”
“什么不？”我怒从心中起。他用了十四年，还做不到向他马上就要成年的女儿解释清楚他和妻子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他根本就不拿我当回事。拿一个十六岁的人不当回事是人们能对他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了。我的滔天怒火一触即发。
“我没有离开你们，你妈妈也没有离开我。事实是，我们从未在一起过。”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本来是先锋队、青年舞会、伟大的爱情、怀孕、逃亡和某一天的分离，她和海科走了，他独自留下。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对了？
“你的妈妈和我，我们只是朋友。”他羞涩地微笑。
“那么普利特维斯是怎么回事？还有那张照片？”就好像要把杯子碎片重新拼凑起来一样，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飞来飞去，不受控制。
“我会和你解释清楚的，”罗纳德·巴本平静地说，“你长大了，可以知道真相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成熟的女孩。”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尽管我一片混乱，但他还是表扬了我。我点点头。或许他说的是对的。这个假期里，我学会了承担责任，克制欲望。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只是顺势地做了。它更像一种生存训练，而不是我的愿望。我等待着巴本转换话题，令我诧异的是，他没有回避，而是对日渐成熟的女儿敞开了心扉。
“你的妈妈是我生命中的女人，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对。一直都是海科。从一开始。”
接着，我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几个月里都发生了什么，在贝利茨和奥地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现在会和他一起坐在穆尔海姆的鲁尔河岸边。讲述的时候他看着河面，有时候他用手指拨动小树枝。他避开我的视线，只有当他要确定我是否听懂的时候才会看着我。这个时候我会认真地点头。是的，我听懂了每一个词语。我认真地听着，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恶劣品质从何而来，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暴躁。所有人都会说“你和你父亲一模一样”或者“你母亲有时候就是如此”。但这样的话我却从未听到过，因为在我们家里，罗纳德·巴本不是我们的话题。我没有祖父母、叔伯可以来往，没有容易暴躁的堂兄妹。因此，在罗纳德·巴本说自己的时候，仿佛也是说我和我内心的一切。
可是，他似乎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我相信，在他孤身一人，在鲁尔区苦苦奋斗的岁月里，他预料到了这一刻。我觉得，他已经对自己讲述了不下百万遍。可是，现在，当他要把这个故事讲述给唯一那个相关的人听时，他却说不出话来。他摇了摇头，终于还是开始了。
“海科和我在贝利茨长大。你知道那是哪里吗？”
我摇了摇头。
“那是柏林周边的一个地方。柏林在它的大后边，有几百公里远。”他指向东方，面带微笑，“那时候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他和我说起了他在贝利茨的童年，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在那个世界，虽然你不能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但也没有人挨饿。那个世界差不多和我在学校里了解到的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中心是柏林，到处潜伏着身着灰色衣服的东柏林人、苏联人、试图毁灭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我父亲努力地把那里的一切描述得不太一样。毕竟那是他的家乡。
“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他说，“和现在的西方不同。那里总是在强调国家体制间的不同，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优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部分的人都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衰败的环境里。大家都接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行事出格，比如，海科和我。”
他们在贝利茨的费希特瓦尔德（Fichtenwalde）地区长大。我从未谋面的祖父母都是医生，在贝利茨的疗养院里工作。海科的父亲是一名工匠，一名孤胆勇士。“你要知道一点，那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企业并不都是国有的。人们都弄错了。其实也有创业者，尽管创办的不是大公司，但是确实有。他们开书店、理发店或者木匠工坊，总之是小型企业。恩斯特·米库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工匠。政府总是觉得这些人不可靠。”
罗纳德·巴本向我解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自由创业者都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着。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他们的企业要归国家所有，但在70年代初，政府机构开始向为数不多的私人企业主施压。他们不能申请贷款，必须缴纳更多的税，他们被威胁，直到他们带着他们的工具、劳动力和客户被并入生产合作社，最后自己什么都没剩下。政府通过极小的生活细节对公民进行控制，例如疏通马桶。那是只有少数公民家里才有的东西。
恩斯特·米库拉就是其中一位。若是需要盖房子、修屋顶的砖块，他要么花很多天的时间去找，要么耐心等待，因为国有企业享有优先供应权。他雇用不起员工，也没有人愿意为他工作，因为他的企业和生产合作社相反，他不被允许发放圣诞节等假期补贴。不管谁委托他，都会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监视。另外，他比其他大部分人都要花更长的时间排队等着购买汽车。没有汽车的工匠几乎无法工作。此外，恩斯特·米库拉还要支付百分之九十的税，但他还是不肯加入合作社。现在呢？他的儿子海科也不肯。
我父亲用一种崇敬的语气说着恩斯特和他的儿子：“海科很有勇气。他的头脑非常灵活。他因此被处处孤立。尽管海科比别人踢得都好，但他还是不能参加足球选拔赛。他被诋毁，被打低分。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是否感到痛苦，他大概会说：‘被他们表扬将是我最大的失败。’米库拉全家被不断地监视、压迫。所以，和海科交朋友根本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做朋友？”我问。
我父亲先是看了一眼已经被他瘦弱的手指揉破了皮的小树枝，然后扔掉了它。他捏了捏自己的手指，交叉了一下：“我很佩服他。他很有趣。和他做朋友意味着总会有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他会整理电缆，用砖块换水泥。我们一起听音乐、抽烟，想象我们在西德的生活。海科就像民主德国的反面。如果让我从在自由德国青年花一个下午的时间看一部苏维埃的教育影片和同海科一起在山林中漫步之间做选择，我会自动选择他。尽管这种选择让我成了一个局外人。不过我本来就与大家格格不入。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我已经想到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局外人。我甚至觉得他是主动选择了这样的角色。但他也可能在儿时就做了这样的选择。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和他自己无关，是他的父母决定的。尽管一个工农阶级国家对医生的需求十分迫切，但他们并没有享受特权。恰恰相反，人们甚至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巴本夫妇，只因他们不生产。假如他们在贝利茨是种植芦笋的，那会得到更好的待遇。可是他们在贝利茨的疗养院工作，那里服务的都是党内要员，非常需要医生的专业知识。他们在疗养院内部被重用，但在外面却遭遇歧视。
因此，他们的儿子罗纳德也被视为书呆子。我父亲说他从小就很害羞，不擅长运动。有一次运动会，他站在第一排挥动旗帜时，旗帜甚至从手中滑落了。后来有人就说他对他的同班同学搞敌对，但其实他只是害怕。唯一一个始终对他微笑，让他感觉自己不是另类的人就是海科——被那些不急着维修房屋的当地人称为反社会人物的恩斯特·米库拉的儿子。于是，海科和巴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一个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聪慧的孩子，一个是来自顽固不化的实干者和秘密的阶级敌人家庭的和其父亲如出一辙的儿子。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俩分开。
“海科脑子里想到什么就都会付诸实践。在我们大约十四岁的时候，他不断地思考出逃的办法，要从那个世界逃跑。开潜艇穿越波罗的海，坐火箭翻过柏林墙前往西德，或者穿过哈茨山（Harz）……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海科的想象力无边无际。我则始终坐在布满苔藓的地上，既崇拜又激动。”
海科的目标是逃跑，在西德发大财，他要激怒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他想出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点子，梦想着过上一种放纵、奢靡的生活。可以说，他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部分梦想。在罗纳德·巴本那样崇拜地讲述着他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继父海科·米库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令人难以忍受、爱显摆的人是他；一个毕生都在摆脱童年阴影，为自己遭遇的不公平反抗的人也是他。尽管那意味着，他要把产自印度尼西亚的芥末种子包装成“放屁的艺术”再卖给别人。如此一来，我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海科。他所有的关于资本主义和消费的狂热看起来都是一种反抗和解脱。
“他一直都很有想法，但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法实施，说出来会受到别人的排斥。”
“比如说？”
“有一次，在成人仪式前的一次培训上，他建议把投资给民主德国电视台的大笔资金用到研发更好的牛仔材料上，因为一来民主德国的牛仔很垃圾，二来大部分人多少都会偷偷地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和广告。因为这个建议，他被禁止参加成人仪式。哪怕这正是他的意图所在，但这样的结果也实在令他难堪。他只是说了实话。所有人一直都在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和广告。西德消费世界里的那些图片对于海科而言就如同毒品一般。
“有一次，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他想象着在民主德国开创一种麦当劳——提供古巴食品，因为他觉得它很有异国风情。我们坐在他的**，他想象着他的连锁快餐店：‘从罗斯托克（Rostock）到卡尔·马克思城（Karl-Marx-Stadt），再到德累斯顿（Dresden），到处都有。无论你去哪里，都能在市中心找到。不再是无聊到只提供坚果的食堂，而是精心装饰的古巴连锁快餐店。’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古巴人都吃什么，但是他给他的连锁店起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名字——菲德尔·卡斯特罗[66]。”
罗纳德 ·巴本痴痴地看着鲁尔河。他陷入了对童年好友的回忆。
“那你们为什么吵架？”
“嗐。因为我没能坚持住。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些事。或许是因为海科没能逃跑。他一直说要到另外一边去。但是他没去。他甚至可以提交出行申请。我可以想象，人们看到米库拉一家彻底消失会感到很开心。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没有出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当然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罗纳德·巴本花了很长时间，向我和他自己解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他才没有走。每当他和我描绘他疯狂的出逃计划时，他都会说：‘不用担心，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根本就不能保护自己。’这听着有点夸张，但是他说得对。离开了海科，我会过一种逆来顺受的生活。他让我强大。他有想法。他始终都会支持我。他是你能想到的最忠诚的朋友。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忠诚。他留下来了。然后苏珊娜出现了。”
“你说过你们是在成人仪式上认识的，然后你就爱上了她。不是这样吗？”
“是，就是这样。我们相识，成了朋友。我爱上了你妈妈。但是我太害羞了，不敢告诉她。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然后就变成了我们三个人，就好像我们把你妈妈拉进了我们的关系中。打那之后，我们就一起做所有的事情。苏珊娜喜欢和我们这些坏男孩混在一起，我们的名声很差。和反社会者和出身优渥的男孩在一起，想必她觉得这很刺激。”
“所以说，不是在我出生之后妈妈才认识海科的？”
“不。她是那样说的吗？”
“她没有直接那样说，她只是说她离开了你，然后和海科在一起了。”
“她是想要保护你。她不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为什么不？”
“因为你不是一段正常的关系里的被期待的孩子。她是不希望你因此感到难过。”
在米库拉家里，我从未感觉自己是被期待的孩子，所以父亲这话并未触动我。它只是让我更加好奇了。
“接着说。”
于是，罗纳德、海科和苏珊娜组成了一个“宣誓三人组”。罗纳德·巴本期待着苏珊娜能更喜欢他，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他也更加小心翼翼，不敢靠近她，这也是为了不伤害海科，毕竟那样会把他孤立出去。
然后那一天到来了，他去了他们的集合点。那是恩斯特·米库拉用来存放屋顶油毛毡的一个储藏室，油毛毡是他从捷克斯洛伐克搞来的，被当作圣杯一样小心地存放着。罗纳德·巴本早到了一些，外面在下雨，他就进入了储藏室。接着，他看到他的朋友海科趴在他的女朋友苏珊娜身上。他无法理解那样一个场景，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当然不明白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礼拜了。他无法思考，急促地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在雨中跑回了家。
一个小时之后，海科来道歉，说他和苏珊娜是真心相爱的。但是罗纳德根本无法平复心情。他是那样地受伤，因为他觉得是自己辜负了苏珊娜，就好像苏珊娜无法决定她要和谁在一起一样。
他们几个星期没见面。出于痛苦，罗纳德试图融入学校和自由德国青年，参与集体活动、发展兴趣，为运动会和阶级斗争利益服务。但他没有成功，因为和海科多年来的友谊，他已经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海科也在试图挽救他们的友谊。海科当面对罗纳德说，不必因此打破所有的一切，还说在罗纳德面前不会再亲吻苏珊娜。他保证，因为罗纳德才是海科唯一的朋友，而且苏珊娜过于乖巧，不是所有的想法都能和她分享，她对自己出逃的想法持批评甚至鄙视的态度。她的规则对海科而言是危险的，他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需要和我父亲罗纳德讲述他的幻想。
“于是，我们三个人又见面了。这是一个错误。我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的。我应该在某天认识别的女孩，民主德国总有一天会解散的。但是谁又知道呢。不管怎样，我们又是三人组合了。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苏珊娜和海科努力了，但是我感觉和他们在一起时自己像蒸汽机里的备用活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忍受着。”
“你那时候多大了？”
“像你现在这般大。就那样过了四年，我们也慢慢长大了。接着我们的国家奄奄一息。戈尔巴乔夫来了，解除了核武器。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而是因为军备竞赛摧毁了华沙组织的经济。我们破产了。”
民主德国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父亲说，秘密警察拦截了包裹，因为他们怀疑包裹是西德人寄给他们东德的穷亲戚的；有橙子出售的时候总是排着没完没了的长队。尽管还无法想象国家的解体，但变化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戈尔巴乔夫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并提议单方面撤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
1988年的秋天，华沙条约组织已经露出解散的苗头。波兰政府开始和反对派对话。匈牙利总理在任三十年后辞职。可是，民主德国仍然在竭尽所能地监视着它的公民。
“就在柏林墙倒塌的一年前左右，海科告诉我，国家安全局，也就是秘密警察找他谈话了。那是1988年的9月，在我们一起在普利特维斯度假的几周后。那张照片是海科拍的。”
“你们三个人一起去的？”
“是的，在一个露营地。两顶帐篷。我自己睡一顶帐篷。海科和你妈妈一顶帐篷。我们回来之后，秘密警察就找到了海科。”
“他们想要干什么？”
“他们要求海科告诉他们关于我和我父母的一切。他们怀疑我们政治上不可靠。那些秘密警察以为可以用什么来收买海科，但是海科对此嗤之以鼻。‘想象一下，我要编造一些关于你和你父母的东西，把你们送进监狱。然后，我会得到十公斤的红烧牛肉。’他充满不屑地在房间里模仿着国家安全局局长埃里希·米尔克[67]。我们笑破了肚皮。对海科来说，出卖我这个想法太荒谬了。‘偏偏要把你变成国家公敌。’他喊道。他说他宁可去死也不会背叛我。他倒在地上，弯曲着身体，就像干涸的河**的一条鱼，他假装自己死了。我朝他扔了一个枕头，然后我们抽烟、听音乐。”
“然后？”
“然后我却对他那样做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出卖了海科。”
“向秘密警察告密？”
“是的。”
我终于懂了，这就是他一直努力回避的那部分。那是他人生的污点，是他生命的创伤，是让他沉默不语的无尽的羞耻感和内疚感的根源，是让他十五年以来对我无言以对的原因。至少到那一刻为止是这样。
“怎么发生的？”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那个秘密警察出现的那段日子，海科和苏珊娜正好在讨论这片土地上如果真正实现了自由化和公开化会是什么样子。我意识到他们会离开，甚至不是去西德，而是去很远的地方。我知道自己不会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会组建一个家庭，开一家艺术家酒店。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他们谈论得越发频繁。我开始惊慌失措。我本可以继续这样一直追随他们俩，这听起来的确很疯狂吧。我太爱苏珊娜了，所以愿意忍受。我就是这么想的，我那时候还太年轻了。我也太爱海科了。因为太爱，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是，在我做出牺牲之后，却要像一条拧松了的木头腿一样被遗留下来，这让我慌张。另外，他们违背了我们的约定。他们总是在我面前接吻。”
和我说起这件事令他颇不自在，我几乎有了一种坐在一个同龄人身旁的感觉。我父亲像一个十九岁的人，陷入了一段不幸的爱情和绝望中，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
“10月的一天，一个秘密警察也来到了我们家，主动提出来要帮助我的父母。”
“帮什么？”
“帮助我参加培训。其实他是在威胁他们。他非常明确地说我不会去读大学，说我可以参加生产活动，但不会去读大学。然后他鼓动他们一股脑地说出他们同事的事。昂纳克[68]一家当时已经住进疗养院了，伟大的埃里希·米尔克已经病入膏肓。秘密警察害怕治疗的细节会被泄露出去，所以来寻找他们的同事。他们认为，谁能为他们监视，谁就是忠诚的。这就像一个测试。但是，我父母把秘密警察赶走了。我父亲非常生气。但我却跟了出去，在街上和那个人攀谈起来，说自己可以提供情报。”
“你为什么那样做？”
“嗐。”
你为什么那样做。我很熟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没有答案。至少没有一个可以让人生显得不那么沉重的答案。
“因为我想帮助我的父母。我与秘密警察合作，他们或许会放过我的父母。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海科和苏珊娜的事情，你知道，那其实并不算一个决定，而是一种排除法。我立刻就意识到那是错的了。但是，有时候你也会坚持做错的事，就像你会坚持做对的事一样，因为你觉得只有那样做才可以摆脱他们。
“多年以后回头去看，我会想，假如海科没有告诉我他戏弄了那个人的话我会怎么做。真奇怪，海科告诉我他拒绝出卖我，我非但不觉得享受，反而觉得自己渺小又卑微——和那个和我的挚爱上床的男孩相比。一切都是耻辱。我报复了他。因此，他成了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而我，则懦弱地背叛了他。”
罗纳德·巴本寻找着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他发现了一块小石子。我们周围的沙滩变得拥挤起来。现在是下午晚些时候，夏日里可以尽情呼吸的令人留恋的部分才刚刚开始。我让父亲继续讲下去。
“我告诉他们海科计划逃离民主共和国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还想说服别人这样做。我还编了一些瞎话，因为他们鼓励我这么做。我的发言都被记录了下来，一页接着一页，还有关于苏珊娜的。”
“都是些什么瞎话？”
“我和他们说米库拉一家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我觉得他们和西方的情报机构有联系，他们会摆弄电子设备之类的东西，都是我编出来的瞎话，为了牵扯我唯一的朋友。”
“然后呢？”
“然后他被带走了。他去了秘密警察的霍恩施豪森（Hohensch?nhausen）监狱，我猜。而我利用了这一点。”
“怎么说？”
没有人知道海科去了哪里。苏珊娜忧心忡忡地来找罗纳德·巴本。两人在他的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最后，罗纳德·巴本说他们共同的朋友海科独自去了波罗的海。他搜集了材料，做了一艘橡皮艇，趁着夜色逃走了。天知道他成功了没有，是不是被淹死了，或者被逮捕了。他没有和她道别是不想给她带去危险。除了巴本——他最好的朋友，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海科要求巴本在他离开之后好好照顾他的苏珊娜。他不会再回来了。真相就是这样。
“我当时真的以为她会选择我。可她只是接受了现实而已。起初她不相信海科会离她而去。但是过了几周之后，海科音信全无，她开始相信了。至少她认为海科真的走了。她生气地咒骂他。我则一直陪在她身边。事情就是在那时发生的。”
“你们就走到一起了？”我问。现在的故事和我有关了。
“我是那样地期待。但其实只有一个夜晚。我们喝了酒，我利用了她对海科的失望。于是一个晚上后，就有了你。”
“你后悔吗？”
“很多事情让我后悔。多年以来，没有一天我不后悔。我把海科送进了牢房。我用谎言出卖了他。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她，我欺骗了她。这让我非常后悔。但是有你，我不后悔。”
他努力想要挤出一个微笑，却只是颤抖了一下上唇。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后来民主德国解体。不管你信不信，我起初很不满。”
苏珊娜在那天晚上怀孕了。到了3月，大家都看出来了。她的男朋友显然已经走了。于是，我母亲别无选择，只好把罗纳德·巴本作为孩子的父亲介绍给了她的父母，虽说他本来就是。两人开始假扮起罗纳德梦寐以求的情侣，但是他们都清楚他们不合适，苏珊娜的心里只有海科。可海科依然音信全无。
到了五六月，大家开始逃亡到匈牙利。德国统一社会党几乎无法阻止那些民众的逃离。罗纳德·巴本被吓坏了。这样一来，国家解体、社会混乱迫在眉睫。没有人能说清是否会发生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对此也无能为力。莫斯科是否会用武力解决问题？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国家安全局会是什么下场。监狱被打开，政治犯被释放只是时间问题。或许海科已经知道是谁出卖了他。
于是，罗纳德恳求苏珊娜和他一起去西德。她仍旧对那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半信半疑。她太害怕了，何况还有孕在身。
“之后，在1989年7月29日，我见到了海科。”
“什么？”
“在街上。他重获自由，被释放了。至于为什么，得问他。他们放过了他，或者拘留结束了，或者惩罚结束了，或者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时代过去了，或者他很配合。我不知道。那天就像今天这样温暖又美好。我突然看到海科站在贝利茨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前。他没有看到我，我连忙走开了。我去找了苏珊娜，对她说赶快收拾行李和我走，去匈牙利，从那里前往奥地利、西德。她不愿意，而且她马上要生产了。但我坚称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恐怕会被拘留，这里并不安全。最后，她还是不希望孩子出生后没有父亲，于是便跟着我走了。”
我是在1989年8月1日出生的，在奥地利，不是在度假，而是在逃亡。数以万计的前民主德国公民聚集在他们的政府大楼前，其中唯独没有罗纳德·巴本。他因为海科·米库拉逃跑了。他为逃避海科·米库拉而逃跑了，就像用逃亡伪装了这次逃避。
一开始他们住在汉诺威附近，之后搬去了黑森（Hessen）。罗纳德从事简单的工作，母亲照顾我。
“我一直担心海科会突然出现。我怀疑他也在寻找我们。那天在贝利茨，我看到他的那一天，其实他才刚刚被释放。两个小时之后，他去了苏珊娜的父母家，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我也和我父母断绝了联系。”
“那妈妈呢？她没有找海科吗？”
“她以为是他离开了她。你妈妈这个人非常骄傲。再说她已经有了你。所以她没有寻找他。我一直担心她会给海科的父亲打电话，那样就会得知海科并没有去波罗的海，而是在坐牢。因为有人出卖了他。可是她没有那样做。虽然她很想念海科，但也对海科的不辞而别耿耿于怀。我们不谈论他，这正合我意。我害怕这个话题。我尽我所能地不回贝利茨。在街上再次遇到海科将毁掉我目前所有的一切。其实，我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我太懦弱了。”
罗纳德·巴本始终在争取留住他孩子的母亲。周围的人也以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灭亡后逃到西德求生的年轻夫妻。其实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只有一个目标。他们就像一对兄妹那样在一起生活。接着是1991年11月的事。
“新闻里说，经过长时间的争吵和讨论，联邦政府出台了《斯塔西档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前民主德国的公民都可以查阅他们被存放在情报机构的个人档案。假如我是海科，我也会想要知道是谁出卖了我。数十万人申请查看档案。要知道，那里有数百万份档案、照片和视频，都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警察收集的关于他们本国公民的资料。像我这样出于某种动机而出卖别人的人，恐怕有成千上万之多。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受害者们终于能够知道谁是出卖自己的人。1992年1月起，人们可以查阅自己的档案了。我每天都在等待海科找上门来的那一刻。”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3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他应该是最早一批查阅档案的人之一。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米库拉一家始终被监视着。在那堆拼图一般的档案中有我这个第三者在1988年10月提供的信息。虽然他们给我这个出卖‘情报’的人取了代号，但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只有我才知道的。海科查到的时候一定非常震惊。”
因为羞愧得无以复加，我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我也一样，我想不出来该说什么安慰他。或许我根本没想安慰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掩饰的，做过的事情就是做过了。
“在公交车站时，他突然站到了我身旁。他说：‘你好，罗尼[69]。’其他什么都没说。我一直都在等待海科出现的那一刻。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吓坏了。我像看着幽灵一般看着他。他说：‘来吧，我们去喝一杯咖啡。’我们去了，站着喝的。我完全不知所措。其实我原本应该去上班的。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
“他和你说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很清楚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也没有一个答案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我不能忍受当时的境况。我喘不过气来。我恨周围的一切，但最恨的还是我自己。这些是我的答案。我想，父亲的答案应该也是如此。
“我无力阻止，当时。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那样的。我祈求海科能原谅我。”
之后，我父亲告诉了海科关于我的事。他告诉了海科，他期待着永远不再与其相见，希望和苏珊娜组建家庭，只是她始终不愿意。她的心里只有海科，永远只有海科。
“海科已经知道了关于孩子的事。这是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的。他只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但是那并没有让他有多吃惊。对他来说，无所谓。他是带着目的来的，有计划的。”
“他想要回妈妈。”
海科给他朋友看了他手里的那份国家安全局档案的复印件。必要的时候他会给苏珊娜看。她会知道罗纳德·巴本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他是怎样欺骗海科，又欺骗苏珊娜的。“海科威胁我，要么我立刻消失，要么他就告诉苏珊娜一切。他和我达成了交易。”
“什么样的交易？”
那时候海科已经开始将他的商业想法付诸行动了。他发现产品并鼓动人购买的天赋在那个新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海科胆大、动作快、雄心勃勃，就好像身上有手刹被释放了。在社会转型之后，他对规则的藐视帮助他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早在信托机构成立前的几个月里，海科便萌生了收购破产国企的现成的商品、设备和技术的念头。通常只有来自西德的有钱的公司才会这样做，他们掠夺前民主德国遗留下来的分毫不剩破败不堪的公司，然后将其卖掉。海科受到他的同胞的信任，设法搞到了一些便宜货。比如，一家国有企业生产的遮阳篷。
“海科把他的遮阳篷和仓库留给我，要求我和苏珊娜，还有你，保持距离。”
“他用一些垃圾遮阳篷交换了我？”我受到了打击。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而是不对等的筹码问题。
“不，不是的。”他反驳道，“那完全称不上交易。海科想从把他送进监狱的那个男人手中要回他的女人。海科想要回他的生活。另外，我也想。都是我的错。他给了我可以赖以维生的东西，让我不要打扰他们。这笔交易很公平。我本来也不可能拥有你。你妈妈不会放弃你的。我永远不联系你们，他就永远不会告诉苏珊娜我的恶劣行径。后来，当我来到杜伊斯堡，开始卖遮阳篷之后，我才明白，它们是对我的惩罚。”
“我不明白。”
罗纳德·巴本带着海科从咖啡馆直接回了家。他打开门，海科见到了他的苏珊娜。两人拥抱在了一起。第二天，罗纳德收拾了行李，和我道别。但我都不记得了。
“我把你抱在怀里，亲吻了你。我闻着你的气味，说自己很快会回来。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接受惩罚。”
他去了杜伊斯堡，接手了仓库和里面的遮阳篷。在鲁尔区上门出售那些遮阳篷的想法本来是海科的。不过，他很快就发现那些东西基本用不上。他自己都没有卖出去几顶，所以很高兴可以把它们推给罗纳德。他收购的完全就是垃圾，尤其是那种螺丝，就是那种让我父亲每次安装都像拆炮弹的螺丝。
“海科很快就发现那些遮阳篷的设计不对劲。它们要么在拧进去的时候断掉，要么固定不上，要么螺纹坏掉，但是没有这个螺丝又不行。”
“难道你不能试试其他的螺丝吗？”
“我试了所有的办法，发现问题和材料有关。那个螺丝的螺纹很独特，组装遮阳篷只能用这种螺丝。”
多年以来，罗纳德·巴本都在试图改进这种螺丝。可惜事与愿违。于是，他练出来一种技术，保证在安装的时候螺丝不会断，或者螺纹不会坏。出于愧疚和善意，他向客户承诺终身维修，因为在摇动手柄，或者风太大的时候，那个螺丝也容易断掉。这意味着，我父亲经常接到通知要再去维修，用他仓库里那些遮阳篷配件包里的螺丝。这意味着，尽管他还有上千块遮阳篷布，可是每替换一颗螺丝，他就会少安装一顶遮阳篷。一顶遮阳篷大概要用掉四五颗螺丝。卖不出去遮阳篷倒还好，他还有上百颗螺丝。
销售的成功会加快他螺丝的消耗速度。随着时间流逝，维修服务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六个星期以来他只字未提，是因为他很高兴可以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但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回到了车上。我非常困惑，满脑子都是和卖遮阳篷有关的画面。我们放弃了冰激凌，开车回到了仓库。这是我和巴本的最后一次出差。“你说的‘接受惩罚’是什么意思？”罗纳德·巴本打开窗户，让风吹过他的头发。谈论这个让他很为难，但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将一切全盘托出。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我应得的。我做尽坏事，所以必须弥补。我不适合过一种舒适的生活——和另一个女人，在某个地方，做着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已经接受了我生命中的仓库、遮阳篷、螺丝和破旧的面包车。我会继续，直到一顶遮阳篷都不剩。”
“或者一颗螺丝都不剩。”
“对，就是这样，我的孩子。”我们拐进了院子，“你或许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接受。但是，一旦接受了，你或许会感到开心。最终，我没有读大学。我什么都没学到。我只有自己和这样的人生。那么多年我也过来了。”
“直到妈妈因为我给你打电话。”
“是的。她觉得是时候让我们见面了，尤其是在你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够理解你。”
我在内心补充说：就像我理解你，爸爸。
“你来我这里，我很开心，”我们在仓库前停好车后他说，“真的很开心。”
他解开了安全带，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妈妈打电话给你，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联系你吗？”
我父亲微笑着说：“不，当然不是。通常我们每年会通一次电话，都是在8月1日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