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
保持距离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既不会完全失去联系，又不必始终盯着伤口不放，这样我的疼痛自然就会逐渐减轻。这也是帮助我父亲和海科度过人生的办法。他们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就算见过，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我没有透露给罗纳德·巴本 我和海科达成了什么交易。
躺在**，我开始思索，或许寄宿学校是将我们所有人从多年的伤害与堑壕战斗中拯救出来的办法。我也思考着我父亲以后的生活。当我回顾我的人生时，必定无法绕开他。既然我要接受惩罚，那就该让他彻底摆脱惩罚。这就是我和海科提出的交易。
我一直视海科为我一生的敌人，是他夺走了我父亲的妻子，拆散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家庭，他也可以成为我的盟友。尽管这对我来说很难，但我还是必须接近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扮演被羞辱、被惩罚、被侮辱的角色，会过得更简单一些。之后的人生中，我们将避而不见，我不会邀请他参加自己孩子的洗礼。那些破事还会影响下一代，但终究，某天它们将变得不再重要。
等我坐下之后，他问我：“认识这个人，你感觉怎么样？”我猜，在他问题的背后是他的好奇，好奇罗纳德·巴本是否提起过他，以及，当然了，还有父亲是否说起过它。
“感觉很好。激动，也伤心。”我说。
“为什么伤心？”
“就为你们之间的事。”
他向前弯下腰，我看出了他的紧张：“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
接着，我就告诉了他我父亲告诉我的关于他自己、关于海科、关于妈妈的事。关于费希特瓦尔德，关于在贝利茨的童年，关于出逃的梦想，关于爱情和失望，关于商业想法，关于他在足球俱乐部被边缘化的经历，关于三人组，以及背叛。我复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逃亡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事，以及海科最后如何出现的情景。在我讲述到某些地方的时候，海科点着头。没有什么需要他纠正的。显然，我父亲没有进行任何的修饰和删减。“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有，你的遮阳篷。”
“完全是垃圾。根本不能用。几乎无法安装。”
“因为那螺丝。”我说。
“对。设计失误。接手仓库的时候，我立刻就发现了。”
“你想要这两者都从你的生活中消失。那些遮阳篷和我父亲。”
“可以这么说。或者也可以说，我想要你的妈妈留在我的生命里。失去罗尼让我很受伤。”
接着，海科和我讲他一直欣赏他最好的朋友。他喜欢罗纳德的安静。罗纳德一直耐心听他讲话，从来不嫌他话多。他可以和罗纳德讲几个小时的荒唐想法，比如社会主义的迪士尼乐园里有扮成斯大林的巨型毛绒玩具走来走去，分发有牛血糖衣的夹心巧克力。海科把我父亲描述成了一个没有危害的影子——除了待在海科的身边，其他什么地方都不去。
接下来就是三人组。他和苏珊娜当然能感觉到罗纳德的痛苦。可是他们希望他能尽量留在他们身边，甚至还要三个人一起去普利特维斯度假。因为他们是朋友，所以形影不离，尽管海科和苏珊娜的关系更近一些。
然后有一天，晴天霹雳，一切都结束了。秘密警察当然一直监视着年轻人，海科知道。当他认出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时，他总会和他们打招呼，这不是什么难事儿。“他们把车停在我们房前，根本就没想过掩饰自己的踪迹。他们想要吓唬我父亲。”
但是，固执的米库拉一家没给他们逮捕的理由，这让当局很不安。直到1988年10月里的那一天。那天海科计划给他父亲弄一根电线，他一整天都在外面开着他父亲的车找。秘密警察在门外逮捕了他，他被带到霍恩施豪森接受询问的时候，他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当他们宣读他涉嫌外汇欺诈、策划非法越境、开展间谍活动、煽动反政府行为的拘捕令的时候，他吓得魂飞魄散。
他经常会开一些玩笑。叛逆，他的确如此，他不否认。讥笑政府的行为无处不在。但是，间谍？如果因为他拿当局开玩笑他就算国家公敌，那尽管审判他。另外，说他有逃跑的计划，他没有。他要求对方提供证据。
但是他们把他关进一个单间牢房，每天都对他进行审讯。他们对着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咆哮，砰地关上门，让他在及膝的冰冷的水中连续站上几个小时，对他进行侮辱和恐吓。只要他和盘托出，他就能拯救自己的父亲。但他没有什么要和盘托出的。后来，在某个绝望的时刻，他开始编造答案，那些他认为会让审讯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他们不相信，反复提出那些老问题，然后不断地摇头。
每次审讯完，他们都会把他带回他的单间，砰地关上门，等他几乎睡着了，又再次把他叫醒。他们将这种审讯称为“拘留列车”。每天晚上重复六次，干扰那敏感的快速眼动期，好使他精神错乱，梦中仅剩疯狂。
第二天继续审讯他，质疑他是否诚实。要他如实交代在家里是不是经常那样。是不是和他父亲一起去过波罗的海国家[74]。问他是怎么看待民主德国的。每次审讯他的都是同一个人。他从未见到过其他人。审讯了几个小时之后，语气有时候会在几分钟之内发生变化。然后那个秘密警察就会表现得友善一些，和他讲一些私事，并立刻再次威胁他。他已经很有耐心了。巴本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认识他的父母，他们是不是参加了反政府活动，他们的儿子是不是从疗养院偷窃国家资产。海科全部否认了。虽然他们以减轻对他的惩罚来**他，只要他说出他们的名字。
后来，海科不肯配合。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配合谁的人，更何况现在。代价是他要承受无法入眠的痛苦，警卫制造的地狱般的噪声、恐吓和吼叫。
有一次，海科反问对他的指控的来源。审讯者说有目击证人的供词。他被出卖了，可能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想明白是谁。海科请求上诉，但是没有成功。审讯者通知了他的家人，对他们进行了威胁。把自己儿子被捕的事情曝光出来不是什么好主意，他们应该庆幸他还活着。他让他们转达问候。
就这样过了九个月。他们把他放了，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是无辜的吗？或者随着当时情势的变化，把一个年轻人拘捕了几个月的事让他们退缩了？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海科有权要求得到一个解释。最终他们打开了大门，让他脱下了蓝色囚服，拿回了他自己的衣服，除了他的西德牛仔裤——被一个警卫用一条破旧的前民主德国的欧洲野牛牌（Wisent）裤子调换了。
回家算是最好应对的事。经历过数月的隔离和数百小时的审讯，他害怕释放只是一个诡计，有人想要杀他，在逃跑的路上向他射击。
认真地听海科说着，我突然明白他的那些特质从何而来。他多少还停留在被拘捕的创伤之中。海科痛恨门被砰地关上，他要求酒店房间在夜里必须足够暗，他吃东西速度很快，因为当时关押他的人就是那样强迫他的。还有就是，他总是感到饥饿。
“我回到了家里。你知道那有多么奇怪吗？我有三个季度不能回家了，突然就那样回去了。插入钥匙，我看到我父亲坐在厨房里。他几乎要被吓死了。”之后，海科知道了几个月内民主德国形势大变，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示威，人们排着队逃离，政治局在国家电视台呼吁人们坚持下去，劳动人民则在准备革命。
对之前的事，海科则一无所知。在被通知能够回家之后，他先跑去了苏珊娜家找她。可是，她的父母既不想也不能告诉他她在哪里。他们无法信任他这个被释放的囚犯，而且苏珊娜如今已经和罗纳德走到一起了，这是她父母更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不想让颠覆分子海科从中作梗，于是他们随便糊弄了几句就将他打发走了。彼时，苏珊娜已经离开了莱比锡。海科后来得知苏珊娜那时已经有孕在身，他算了一下大致时间，意识到那个孩子不会是他的，而是罗尼的—— 他最好的朋友的，和苏珊娜一起出逃的那个人的。
他没有逃离，他帮助他父亲走完了最后的一程。他几个月不在，这伤透了恩斯特·米库拉的心，这让他无法逃往西德。尽管他很想。“最讽刺的莫过于，我一直想要离开，可我却因为这个想法被拘捕了。等我可以逃的时候，我却没有逃，因为我做不到了。”
海科是第一批可以查看斯塔西档案的民主德国公民中的一个。“当我看到罗尼的供词里写的那些东西时，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差点吐出来。满纸胡话。他说了关于我的事，金。有些是真的。那些我们一起开过的玩笑，还有那些我曾经和别人，尤其是和他说起过的出逃计划。我看着它们，想：你这个浑蛋，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是我父亲的辩护律师，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太难以启齿了。要克服巨大的羞耻感，这太难了。我立刻想到了和自己有关的原因。有时候，你会做出你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事。你每天做的决定里有数百个是没有根据的。抓着它们紧紧不放并不值得，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饿了。你会想要阳光，你会想要说话，你会想要看一部电影，你会想要氧气泵。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即刻决定。当然，也有一些来自灵魂的深处，不受控制。似乎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你那无以言说的痛苦。然后痛苦被无限放大，你的手里握着那该死的瓶子。秘密警察就站在街上。那么渺小。我们是如此渺小。我们人类。至少巴本家是这样。
“其余的你都已经知道了。我开始寻找他们俩。花了一段时间，我最终找到了。有两天的时间我都站在他们房门前，我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苏西对整件事一无所知。于是我就走向了罗尼。”
“妈妈现在怎么样？她知道了吗？”
海科思考了半晌，好像也不确定：“我觉得她感觉到了。她知道我曾经被关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但是我从未和她说过和罗尼有关的事情。”
“为什么不？”
“因为我答应过他，因为我想遗忘这些事。我也从未问过她和你父亲的事。如果我问起她，她也会告诉我的。所以，我们都选择了盖上盖子，继续我们的生活。”
他们忌讳谈起自己的过去和我的父亲，选择了对一些令人讨厌的提示视而不见。他们选择了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是我父亲的化身，他们要把我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或者说他们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控诉已经太晚了，事情已成定局。“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我问他。“是的，金，很幸福。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没那么幸福。我们是互补的。”
“真正的双赢局面。”我说。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他在冰激凌店里，突然在意大利面下面发现一颗小小的巧克力冰激凌球时，也会说那是双赢的局面。用一个想法换两个想法。真稀奇。
海科·米库拉又给自己加满了葡萄酒。瓶子立在一个冷却器里面，那是他某次在哥本哈根的一家饭店里看到的，然后立刻买了下来。冷却器底部有一个小小的发电机负责制冷。最后他发现这是个垃圾——噪声太大了，一个晚上要消耗四节电池。他放弃了进入这个商业领域的念头。或许是看到了那个冷却器，他换了话题。
“说到双赢，你前面说要和我做一笔交易。”
“对。”我绷直身体，“我知道我们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再者，继续上学，我可能都不能顺利毕业。我们一直无法和平共处。或许刻薄是你能对我做的唯一一件事。”
那一刻，海科·米库拉试图对我微笑，可惜没有成功。我也不想承担所有的责任。毕竟，多年以来我都要和他们那父亲、母亲和儿子组成的联盟进行抗争，我们相处不来，他们也有责任。对于发生在杰弗里身上的事，我是那个施暴者，但我也是米库拉一家家庭恐怖行为的受害者，一个被排斥的人。那不是我的选择。这对我来说不公平。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在夹缝中生存，何其无辜。海科明白这一点。他紧紧地抿着嘴唇，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微弱的声音：“你说得对。”
“无论怎么说，我都会自愿、平静地离开，像你们期待的那样。我会适应学校。我也会成为我弟弟名副其实的姐姐。”
“好。”海科伸展着腰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知道这是交易的一半。他需要为此付出什么。
“为此，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爸爸。我看到他已经赎罪了。他没有得到妈妈，也没有得到我，我被囚禁了十四年。可以这么说。”
“你想怎么样？”
“你去买下他所有的遮阳篷。所有的。这样他就能得到自由。”
“他不会同意的。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不能去找他，去告诉他：‘老朋友，你的遮阳篷真好，现在我要全部买下来。’他会感觉自己被羞辱了。好像我在向他炫耀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你不必自己动手。我也希望他不知道是你干的。”
“那我要那些东西做什么？”
我打了个响指，露出灿烂的金式微笑说：“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高高地扬起了眉毛：“他告诉了你这个？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笑了起来。看着海科身上的马达启动起来，是一件神奇的事。一个轮子接一个轮子，几分钟之内他就构思好了一门生意，甚至还包括品牌名称。这方面他最擅长。海科慢慢地点着头，微笑地看着我说：“我考虑一下。”
他用四天的时间拟好了商业计划，找好了商业伙伴。这台机器现在被他的野心和创业精神点燃了，它运转自如，克服了一切阻力，在滚滚浓烟之下运行着。
首先，他派了两个“手下”去罗纳德·巴本那里购买遮阳篷布。后来我父亲也和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天知道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在场。他们是在一个下午去的。他们敲了他的门，这让他很惊讶，因为，除了克劳斯、阿希姆和吕茨，没有人去找过他。那两个人自称叫莱内曼（Leinemann）和格尔茨（Goertz），声称他们在驶过一个露台时看到了上面漂亮的遮阳篷，是橙红色的，他们也想要。他们去按了门铃，打听到了他的地址。现在他们想要所有的遮阳篷，嗯，包括那些蓝绿色的。他们对那些节杆、滑轮、安装统统不感兴趣，只想要篷布。
我能想象，当时的罗纳德一定会困惑地说：“所有的？就是说我以后就一个都没有了。我不能把仓库里的东西都卖给你们，那样我就售空了。我无法再继续进货。它们是世界上最后一批了。”
“正是如此，这是这种篷布的最后一批货了。”莱内曼先生解释说。罗纳德·巴本越发不安了，他才刚把生意做起来就要结束了吗？他们难道就不需要其余的东西吗？
“只要这些篷布。所有的篷布。”格尔茨说道。我父亲不得不先坐下来喝杯水，然后他说：“但是价格不便宜。你们想要买光我的仓库，就得掏腰包了。”
“这我们知道。”
“五千欧。”我父亲自豪地报价。听完，莱内曼走出仓库，和海科通了一个很短的电话，然后和我父亲说要商议一下价格。他们不能接受五千欧元，说：“巴本先生，我们的预算和您的报价略有差异。我们想按我们的预算来。”“那好吧。那就四千欧。”巴本继续用他骄傲的语气说。
“我们的预算是二十五万欧。”莱内曼先生说。
“是在开玩笑吧。”
“这是我们的预期价格。”
“真稀奇。”
罗纳德·巴本以二十五万欧的价格卖掉了他所有的孟买款和哥本哈根款。后来他和我说，他那样做只是因为他觉得我会那样要求他，因为他的金会觉得那是个好买卖。第二天，去了一辆卡车，运走了所有的篷布。那个礼拜剩下的几天里巴本都在忙着把仓库里剩余的东西运到旁边的废品回收站。阿利克、吕茨和阿希姆都去帮了忙。他又另外有了五千欧元的收入。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纸箱，里面装满了他细心挑选出来的螺丝。
晚上他和我通了电话，背景音是章鱼和阿希姆唱的“钱，钱，钱”。他还在东西难辨的情绪中，无法理解整件事。
“你能理解吗？”
“值得开心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太奇怪了！”
“爸爸，我觉得太好了。你现在自由了！”
接着是一个有些奇怪的停顿。我能听到两个醉汉的吼叫，但是我父亲一言不发。然后他说：“我还要维修。我留下了那些螺丝，有六百多颗。我还会用到它们。”
这是我压根没有想到的——终身质保。卖掉篷布让他变得富有，可是他不在乎。他还会继续那样的生活——被那些该死的螺丝牢牢钉在鲁尔区。而他似乎不像我这般为此烦恼。
“没关系的。我认为我可以度个假。”我父亲现在开心地说。我知道他不会那样做，至少那不会是我所理解的假期。或许他会去往埃森，买一个冰激凌球，然后躺在格鲁加公园（Grugapark）的草坪上。
“你觉得他们想用篷布做什么？”在我们挂电话之前，他若有所思地问。我回答说自己不知道。但是我撒谎了。我很清楚。
当我想到并提起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时候，海科的大脑瞬间咯噔作响。几个小时之内，他就把这个名字打造成了大规模的餐饮理念。有来自佛罗里达的冰茶，有迈阿密的古巴餐厅里的美食，有他的宏伟蓝图。
短短三个月之后，科隆的霍亨索伦林（Hohenzollernring）街上第一家菲德尔·卡斯特罗餐厅就开张了。今天，每一座德国的大型城市都有这样的餐厅。但在当时，那是一个全新的创意——自打引入有水族箱和青梅酒的中餐馆以后，就再也没有有创意的餐厅了。
海科让一个古巴厨师在家里为他做了几周的菜来设计菜单。菜单听着很有古巴特色，但绝对不会挑战科隆客人的胃。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菜品，用更实惠、不那么有异国情调的东西代替了芭蕉、木薯那样典型的古巴食材。西班牙餐厅的塔帕斯（Tapas）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变成了炸丸子（Croquetas），到现在还有八种不同的馅料供食客选择。那种东西每天能卖出上万份，你甚至能买到冷冻的。
可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把古巴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欧洲。海科·米库拉让马耳他（Malta）、 瓜拉波（Guarapo）、莫吉托（Mojito）和自由古巴（Cuba Libre）变成了流行的饮料。近年来的朗姆酒饮料潮流也是受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餐厅饮料单的启发才兴起的。科隆的第一家特色餐厅就如同击中步行街的陨石一般。
这也有装饰的原因。海科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把餐厅装饰得既有加勒比海氛围，又有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装饰特点。那是一种狂野原始的混合风格，不论是高学历的酒精爱好者，还是周末派对动物们都很喜欢。尤其打眼的是长凳和座椅上的罩子，那是一种明亮的橙红色和蓝绿色的织物制成的，别的地方都没有。客人们都纷纷问它是哪里来的，海科只是微笑着说：“你们不用惦记。这是我们的独家设计。”
第一家餐厅成功之后，又陆续开了很多家。四年之内，海科在德国开了一百三十四家菲德尔·卡斯特罗餐厅。今天，十六个联邦州总共有三百八十一家店。不久前，还在莫斯科机场开了一家。
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我十分怀疑他曾经是否踏进过某家菲德尔·卡斯特罗。或许他曾经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过某个房顶上的那个标志——上面有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一支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咧着嘴大笑，顽皮地闭着一只眼睛。可能巴本注意到过某家店，但是因为他只吃煎香肠，这就不存在让他见到他的那些织物的风险。
我确定，不然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过一家吵吵嚷嚷的餐厅，那里的人居然用那样的织物罩着他以前的仓库里的家具。
“真稀奇。”我会这样回答，然后转换话题。
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海科把他公司的百分之五的股份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因为那主意是我给他出的。这意味着我在理论上变得很有钱。但是我不需要钱。我的自由更重要。在寄宿学校生活了五年之后，我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然后开始参加职业培训。
我成了一名演员。如果不是因为和罗纳德·巴本在一起的那个暑假和即兴戏剧，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做这个。从那之后，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这是我最擅长的，也是最喜欢的事。
我一直都住在我工作的地方，在汉堡待了几年，然后是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有时候我会打开电视，给我父亲打电话，我们会认真地讨论角色和影片。他还是拥有了一台电视和网络。作为一个很晚才接触信息技术的人，他对网购尤其感兴趣——通过网络可以怎样将遮阳篷销往全球？
我父亲很少给我打电话，除非有什么离开了这个世界。首先离开的是他的汽车。那辆斯巴鲁“力狮”在2012年春季，在波鸿的A40高速的路肩上宣告离世。“吕茨说车子坏了，再也开不了了。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你再买辆新的。”
“对对，就是这样的。说说而已。”
他买了一辆大众Polo，因为他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装货空间。他只有螺丝了。然后是章鱼的去世。
我父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葬礼的日期。我去不了，这让我很遗憾。那时候我正在苏黎世工作，要扮演契诃夫的《三姐妹》中的奥尔加。如果是亲戚去世，我会赶回去，但是不会赶去参加我父亲的酒友的葬礼。
后来他又和我讲了那场葬礼上发生的事。章鱼是在一个周三的晚上被一辆捷克的卡车撞死的，当时他离开罗西的比尔森啤酒屋往家里走，司机没有注意到可怜的章鱼。偏巧他那天是步行。多年以来他都是骑自行车，只有那一次没骑，因为一个轮胎瘪了。他能在喝了一百杯比尔森之后直着骑行，但是唯一的那次步行要了他的命。多么奇怪。
直到葬礼，大家才知道章鱼的真实姓名。他叫金特·马里亚·冯·戈登特豪（Günther Maria von Goddenthow），来自古老的波罗的海的贵族家庭。所以他赢了那次打赌，尽管是在死后。几个亲戚出席了他的葬礼，都喝得醉醺醺的。两个姐妹、几个表亲，还有看起来差不多百岁的叔叔。“不管你信不信。”我父亲在电话那头说，“我们站在墓旁，听牧师讲话。大家都很受触动。就在那个最神圣的时刻，他的姐妹希尔德贡德（Hildegund）打开了她的手袋，朝里面呕吐，又合上。她心平气和。章鱼会喜欢的。”
“克劳斯没有往墓里撒土，他用最大的悲痛往棺木上扔了四个有着没有付钱的标记的啤酒垫。”
每年我会去看望我父亲一两次。工业园几乎没有怎么变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物流公司那里铺上了沥青，水洼消失不见了。对面的仓库多年来一直都在，就像从前一样，还是用一个巨大的帘子将不同的区域隔开，尽管已经派不上用场。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开车行驶在鲁尔区，为客户替换螺丝，尽管人数越来越少。公寓易主之后，维修服务通常就解除了，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把罗纳德·巴本的电话号码写进房屋交易协议里。遮阳篷慢慢地被换掉了，电话也越来越少。
我们开着车到处跑，吃冰激凌、听音乐。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看望他。那时候我爱上了柏林乐团的一位同行，他叫罗伯特，他不太情愿地跟着我一起去了。罗纳德·巴本在空****的仓库里竖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他还预订了一张桌子——这让我开心极了，因为这张桌子曾经是翁纳的雅典卫城的。那是我们吃洋葱香肠的首选地。父亲和我坐在那里，开心极了，但是罗伯特看起来和我们是疏远的。他不理解我们。不久以后我就和他分手了。
我有时候问罗纳德·巴本他还有什么计划，但他好像听不懂这个问题。他只是平静地生活着，直到上上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