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人民的呼声中，国民议会于8月正式运转，将旧有的封建等级与君主专制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推出的《人权宣言》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为原则，阐明了人权、民主、自由的立场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要求。图为法国《人权宣言》，这也是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部分。
曾经有一座大厦，它标志着贵族的荣誉和平民的痛苦，可是在1789年8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它倒塌了，这座大厦就是法兰西王国。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人们一个星期以来压抑的怒火也在不断地上涨，国民议会也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所带来的狂欢里。到了这个激愤的时刻，特权阶层才肯交出古老的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是他们花费了3个世纪的时间才获取的。广大人民开始宣传并赞同人权理论，这就为以后的民众自治打下了基础。可是对法国来说，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灭亡。其实，那些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是第一流的人，因为他敢于承担起领导权，为这个普通的国家决定命运，同时还为它求得了生存的机会。所以，那些贵族们都愿意让出公职，然后在政府的不同部门中担负一些教士的工作，这样他们就感到很高兴了。因为现在的他们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是在二号街上开一家饭馆。
旧的法兰西灭亡了，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法兰西灭亡了，随着它灭亡的还有一个人们看不见的最残忍的统治。而从黎塞留时代开始，教会就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那些涂抹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身上。显然地，法兰西的灭亡又为人类提供了一次机会，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有的诚实男女都被这漫天的热情激励着，因为太平盛世已经很近了，或者说已经来到了，他们高呼祖国的后代前进吧，让那个暴政的时代一去不返，把那些独裁政府的专横和邪恶都清洗干净，让它们从这个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消失。当落下帷幕时，社会上的不公正之事都被清洗干净，一切都重新开始。可是当这一切都过去后，那个我们熟识的“不宽容”又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它穿着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和检察官坐在一起，来度过它那罪恶的晚年。
黎塞留
出身贵族的黎塞留作为法国的枢机主教，也担任着法国的宰相一职，他被后人认为是法国历史上最富有谋略、也最冷酷无情的主教。他在幕后策划和操纵了三十年战争，致力于恢复和强化屡遭削弱的王权，为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前，如果有人说当权者是凭借着上帝的重视来过日子，有时也会出现差错，那么“不宽容”就会把他送上断头台。而现在如果有人敢说人民的意愿并不一定就是上帝的志愿，那么“不宽容”同样会把他推向死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玩笑，可就是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很喜欢它），让100万无辜的旁观者牺牲了。可惜我要讲的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因为人们可以从那些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意思相同同时又比较文雅的词语。可是我想说的是，在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个层面上，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而且它们很可能会永远存在。其中这两种类型中，有一少部分人会不停地学习和思考，去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然后他们会恰到好处地领悟一些哲学结论，最终摆脱了常人的那些烦恼。可是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精神上的“淡酒”并不满足，他们总想找些能刺激精神、割断食管、烫坏舌头的东西，使他们可以突然振奋一下。而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们并不在乎，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直接采用而且在数量上没有限制就可以。
攻陷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是坐落于法国巴黎东郊的军事堡垒与政治监狱，代表着镇压、暴虐与恐怖的它如同一只巨兽在巴黎市民的窗外俯视着整个城区。国王集结军队镇压第三等级势力的消息让人们群情激奋，平民以武力攻陷了巴士底狱，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引发了一轮新的错误与不宽容。
那些历史学家好像不太了解这个事实，这一点让很多人都感到失望。而那些愤怒的民众刚把过去的城堡给摧毁（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在提及此事时，又热情地报道了这件事），就马上有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了城市的另一端，重新修建起了一个地牢。这个地牢和旧城堡一样，都是为了镇压，是为了实现卑鄙的、暴虐的、恐怖的目的。而这时，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把“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给摆脱了，可是他们却又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操控。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人后，骑着马逃向边境的那一天，自由党来到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拾起那件被丢弃的皇袍，穿在身上，当起了国王。于是他们又陷入了一种错误和残忍之中，这种残忍和错误曾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虽然上面所讲的这些让人们感到沮丧，可它们确实是我们这个故事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我有义务把它们告诉给大家。
断送的王权
作为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的最后一任帝王，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六穿着加冕典礼服神情高贵、骄傲地站在奢华的宫殿中，却完全没有想到法兰西的危机正步步逼近。尽管国民议会中第三等级的领袖米拉博试图转变全国混乱的局势，但路易十六任内的朝野荒败导致的国库空虚、民怨沸腾，还是断送了昔日的王权。
那些对法国这场大动乱直接负责的人，显然是出于好意。因为《人权声明》规定，公民有按照自己的观点去寻求道路的自由，包括宗教观点，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所制定的社会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对其进行干涉。当然，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样的权力。虽然新教信仰者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而遇到麻烦，新教也获得了容许，可天主教仍旧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国教。米拉博向来都能准确地认知政治生活的本质，他知道这个著名的让步只是个不彻底的办法。于是，他就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是一个人的革命，可他的这个愿望还没实现就死去了。而那些贵族和主教，对他们在8月4日晚上所做出的宽容感到十分后悔，于是就开始用一些方法来设置阻碍，而这也给他们的国王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后的1791年（两年，这对任何一个实际的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的宗教派别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才在法律面前享有同样的自由，当然，这些宗教派别也包括新教信仰者和犹太人在内。
自此，所有的角色都转换了。法国人民代表为这个国家制定了宪法，要求不管教士有着何种信仰，都必须效忠于这个新政体，和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的雇员、灯塔的看守者和海关的官员一样，都要严格地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公仆。可是教皇庇护六世却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新宪法对神职人员所做的规定，直接破坏了法国和罗马教庭在1516年所签订的各项正式协议。可是对于这种先例或条约这类不值一提的小事，议会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教士要么就是宣誓效忠于宪法，要么就是退职饿死。对于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一些主教和教士选择了接受，然后双手交叉，完成了宣誓的程序；而大多数的教士都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的誓言。于是，在他们压迫了胡格诺派很多年后，又经历了胡格诺派的命运，他们开始在荒废的马厩中做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而且还在深夜去秘密地拜访他们以前的教民。可是，在同样的命运下，他们要比新教信仰者好多了，因为当时法国的秩序已经开始混乱，连采取敷衍的措施去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们都不敢拿生命去冒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为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就大胆地要求官方承认他们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教”，并要求获得特权。可是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也正是他们这群人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信仰者。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没有这方面危险的1925年，开始回顾那段历史，不禁会认为它残忍而又荒唐。可是当时官方并没有对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很快地，议会就被一群极端的激进分子给掌控了。而法庭的言而无信，再加上国王愚蠢地和外国联盟，致使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发了一场从比利时海岸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海滨的恐慌，而这场恐慌导致了一系列的屠杀，这场屠杀从1792年9月2日一直持续到7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场革命注定了要演变为恐怖的统治。而那些饥饿的民众也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准备把国家出卖给敌人的大阴谋，哲学家们企图取得成果的计划也化为了泡影。这种剧变在历史上并不奇怪，可是熟悉历史的学生都知道，在这样的大危机中，那些残忍的人很容易掌握处理事务的权力。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出戏的主角竟然是个一本正经的楷模，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德的化身。可是在法国明白了新主人的本质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和在协和广场的绞刑架上说一些警告一样，已经太晚了，而且再说也没用了。
命运轮回
革命让所有的角色发生了逆转，组建起新政体的法国人民代表制定了宪法，并要求包括教士在内的所有臣民绝对服从。完全处于被动位置的教士们只能在教会与新政体之间、效忠宪法与退职饿死之间二者选其一，尽管他们感到颇为无奈，但也只能接受命运的轮回，而那些倔强的教士也从此过上落魄的生活。
蛮横的力量
尖锐冲突的革命在带给人们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残忍与荒唐。图中的革命宣传海报上，巨大红色帽子的左侧一个热气球正向城防投下炸弹，右侧则飘着一个给奴隶带来解放的热气球，海报的下方写着“如果有才能的人与暴君站在一起，那么他们将同样遭到惩罚”，事实上这是改革者对部分态度中立者的警告。
到此，我们已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层面研究了这场革命，可是只有等到历史学家变成心理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变成历史学家，那时我们才能对那些黑暗的力量有真正的理解或解释，才能知道它们是在极度的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对此，有人认为是快乐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人认为人类只尊重蛮横力量。几百年后，我们或许会在这两者中选择一个，可是有一点却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在社会学的实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是暴力的神圣化。在以前，也曾有人企图通过理智来建立一个更有人性的世界，可他们最终的命运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那些他们打算给予其荣誉的人给处死。随着伏尔泰、杜尔哥、狄德罗、和孔多塞这些人的逝去，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命运的主人的，是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导者们，他们却把这项神圣的使命给弄得一团糟。
混乱的革命
在宗教专制的日子里，人们曾默默地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而革命时机的出现让这种长期压制的愤怒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人们肆意破坏昔日的教会以及一切与其相关的东西，尽管这对于改革毫无意义，但革命颠覆一切的力量正在将一切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一切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它让谬误与正确的界限完全打乱。
而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掌握胜利的是宗教的敌人，这些人因为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在过去教士专制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一直默默地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所以现在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袍就会十分愤怒，香味也使得他们脸色发白，把他们早已忘记的狂怒也引发了出来。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证明上帝本人是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开始联合，摧毁教会和教会的作品。其实这只是一件没有任何希望的事情，最多只能算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可这正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即把正常的变成不正常的，把不可能的事变成每天都发生的事。于是，他们就颁布法律把基督的旧历给废除了，把万圣节给废除了，把圣诞节和复活节也给废除了，还把星期和月份也给废除了，然后重新划分，把一年分为10天一段，每10天就有一个异教信仰者的一个休息日。然后，又颁布了一项声明，废除对上帝的崇拜，致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在空**的雅各宾俱乐部中，不管你怎样坚持不懈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人们还是不能忍受这种虚无缥缈的主张，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连两个星期都忍耐不了。既然旧的上帝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那何不效法摩西，制造出一个满足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于是，理智女神就出现了，而她的真实身份是在后来才清楚的。在当时，一名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身的古希腊服装后，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而这个女演员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演员中找出来的，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她就很隆重地被人们送到了那些旧信仰的追随者们已经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的祭坛上。而圣母，很多个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理解的容忍的目光注视着那些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到石灰窑中变成灰浆之前，两个下人慌忙把她藏了起来。如今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像给取代了，这个自由女神像是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的，是一个业余的雕刻家的得意之作。可这并不是结束，巴黎圣母院还见识了别的发明，像在唱诗班中间有4个柱子和一个屋顶，象征着“哲学圣堂”，而在国家的重大节日中，这里就会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如果这个可怜的女演员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那么哲学圣堂就会高高地燃起“真理的火炬”，意思就是要用火来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罗伯斯比尔
革命的盲目与迫切让人们在慌张中寻找着出路，他们将旧世界粉饰成新世界，最终在落寞与恐惧中惨淡收场。罗伯斯比尔以救世主的姿态成为新世界的主宰，他剥夺了世间的一切质疑之声，以强硬的手腕塑造着他心中的完美世界，但他对罪恶的敌视与杀戮也引发了新的恐慌。图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
可是还不到6个月，这个“最后的时刻”就来到了。在1794年5月7日的早上，上帝再次出现在法国，灵魂的不朽再次成为另一条信仰。6月8日，新的上帝（是根据让·雅克·卢梭所遗留的材料慌忙塑造出来的）就正式地出现在那些期盼已久的信徒们的面前。而罗伯斯比尔就是这个新的上帝，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三流城市中的一个法律执事，一跃成为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获得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如今他穿着自制的奇怪制服，**地发表欢迎词，高傲地讲述着，并向上帝保证说他今后一定会完善自己所掌管的这个国家。甚至于，就因一个名叫凯瑟琳·泰奥特的修女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说救世主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上百万的人们就拥护这个精神失常的修女为上帝的真正母亲。而罗伯斯比尔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两天后又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只要是有人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其所有的自卫手段就会被立即剥夺。而这项法律也在严格执行，十分有成效，在短短的6个星期里就有1400人因此被杀。而接下来的事情都是大家熟悉的了。
罗伯斯比尔把自己看作是完美的化身，在品德上也是个聪敏的狂热者，所以对于其他不够完美的人，他就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和自己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渐渐地，他越来越仇视罪恶，导致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危险。最终，人们害怕自己会丢失性命，就开始反击美德。在经过了一场短暂的生死搏斗后，罗伯斯比尔就被消灭了。
自此，法国革命的力量也减弱了。当时法国人民颁布了一项宪法，认同了不同宗教的存在，让它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而共和国官方也不再去过问宗教的事情。那些想要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也可以大胆地去做了，可是他们必须要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还要承认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个人有自由选择权。从此，法国天主教信仰者和新教信仰者也开始了和平相处。
不过，天主教会对于自己的失败倒是从来没有承认过。对已政教分家的原则，它还是一贯地持有指责的态度，同时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体制恢复君主制度的政党持支持的态度，想要重新掌握大权。不过，这样的争执一般都是出现在大臣老婆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和有野心的岳母在打兔子时休息的山间小屋里。可他们终是白费心机，只徒增一些笑料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