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8世纪德国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歌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动**、变革突生的年代，他以奥地利士兵的身份见证了瓦尔密大捷，见证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生。他曾感叹说：“从此时此地开始，世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们可以告诉他人，你们见证了这一时刻，目睹了它的诞生。”
1792年9月20日晚上，法国的革命军与前来剿灭他们的君主联盟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激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不过取胜的却不是联盟军。因为在瓦尔村光滑的山坡上，联盟军的步兵无法施展其力量，接着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持续的炮战，可是叛军的射击要远比联盟军猛烈和迅速，于是联盟军就被迫率先从战场上撤离，在晚间，撤退到了北方。当时参加这场战争的有一个叫歌德的士兵，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是对战争这天的回忆录。当时他就站在洛林城的泥浆中，可他却成了一个先知。因为他曾预言说经历过这场炮战后，世界就不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他说得很对，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日子里，一直受上帝眷顾的君主权力被消灭了。而人权运动者们不仅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逃跑，还扛着枪穿过了山谷和高山，然后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到了欧洲最远的角落里，传到了整个大陆上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掩盖过往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对社会变革置身事外，他们扭曲的灵魂时而为自由的到来而欢呼雀跃，时而为陷入其中而被其他人驱逐，这让他们不得不习惯于戴着面具的生活。人们刻意掩去一切过去与崇尚自由的痕迹，然而他们曾主宰过的历史舞台不会自行健忘，这让所有的掩盖都变得徒劳。
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大概已经死了有150年了，上面那些言语我们写起来倒也不费劲，我们可以尽情地取笑这些领导者，也可以是感谢他们为世界做了好事。可是从那些日子中坚持过来的人们却无法对这场战争置身事外。他们曾于某天早上在自由之村中愉快地欢呼，可后来的三个月中又像下水道中的老鼠一样被人追赶。他们从地窖和阁楼中爬出来，然后把乱得像鸡窝似的头发梳理一下，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灾难的再现，为了能够成功地对抗敌人，他们必须要先把过去给掩盖住。这个过去并不是指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多义的过去，而是指他们在偷偷阅读了伏尔泰的书后，公开表示钦佩百科全书派的那个过去。如今他们把伏尔泰的书全都放在阁楼中，然后卖给收废品的人，把那些以前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也都扔进了煤炉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那些可能会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逗留过的迹象，真可谓是费尽心机。可是，就像那些常见的摧毁应用材料时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忽略了一件事，这可比那谣言更加糟糕，因为他们忽略的是戏剧舞台。他们曾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很多奉承的话，如今再想说他们对可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一理想从来没有相信过，未免会显得幼稚。他们也曾为《聪明的南森》流泪，如今再想说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也已经无从证明了。其实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与他们所讲完全相反的那一面。
这是18世纪后期迎合了大众感情的一部著名戏剧，作者是一位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的德国人。莱辛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可他却不愿以宗教为职业，所以就经常逃学。他的父亲知道后就把他叫回了家中，然后问他是选择马上退学还是申请到医学系去学习。莱辛对当医生也没兴趣，就向父亲保证会做到他的每项要求，然后回到了莱比锡大学。虽然他又回到了这里，可他还是继续给那些他喜欢的演员朋友们做借贷保证人。有一天他的这些演员朋友突然消失了，为了避免因为欠债而被逮捕，莱辛就被迫逃到了维藤贝格。他的逃亡就意味着要经历长时间的旅途跋涉和忍饥挨饿，他先是到达了柏林，几年内一直在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可稿费却很低。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的朋友，就给这个朋友做私人秘书。他们刚刚启程就爆发了七年战争，于是这个朋友就被迫去从军，然后坐上第一辆马车回故乡了。莱辛再次失业，在莱比锡城中流浪。可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很快他又认识了一个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的新朋友。克莱斯特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让莱辛看到了正在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可是克莱斯特却在库内道夫战役中牺牲了，莱辛又被逼到了绝境，不得不去做一名报刊专栏的作者。后来，有一段时间，莱辛又做了布雷斯勒（现在叫作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的私人秘书。因为驻防生活太无聊，为了打发时间，莱辛就开始认真地研究斯宾诺莎的著作，因为在斯宾诺莎死后100年，他的著作才开始向国外流传。
可这还是无法解决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此时的莱辛已经快40岁了，他想结婚了。于是他的朋友就建议他去担任皇家图书馆的馆员，可是多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使得普鲁士宫廷不再欢迎他。当时那件事是这样的：莱辛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伏尔泰是个很大方的人，没有一点架子，他把当时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借给了莱辛翻阅。不过，莱辛在匆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放在了自己的行李中（是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很气愤吝啬的普鲁士宫廷只提供劣质咖啡和硬板床，所以他就大嚷着说自己被盗窃了，说莱辛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要警方必须去监视边境等等，他的样子活像一个寄居在外的十分激动的法国人。没过几天，邮递员就把伏尔泰丢失的稿件给送来了，可里面还有一封莱辛的信，对于质疑他的诚信的人，莱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按理说人们应该很快会忘记这场小风波，可是18世纪却是这样一个时期，就算是小风波也会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直到20年后，对于这个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弗雷德里克国王还是不喜欢，也因此不同意莱辛到宫廷中来。于是莱辛就告别柏林，来到了汉堡，因为有传言说这里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可是这个计划最终并未实现，绝望之下，莱辛就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中当馆员这个工作。虽然当时莱辛所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能算是个大城市，可是在德国，大公爵的图书馆却是名列前茅的。图书馆中存有一万多份手稿，其中有好几份手稿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绝地新生
世事的无常让莱辛深刻体会到了人生的坎坷，命运让他不时陷入困境，无趣的学习、消失的朋友、无情的战争都先后撕碎了他的梦想，让他不得不屡屡走上困窘之路。然而，他却没有发现，一个孤单弱小且置于绝地的他，却在苦境中孕育出了新的生命。
私人图书馆
当新兴的知识与思想成为一种潮流，皇室贵族都争先购置私人的图书馆，以彰显其地位与不凡，那里收藏着各种门类的典籍，有着安静、独立的空间，这对于不少人来说是获得精神休憩的最好去处。图为18世纪法国的图书馆，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藏有大量书籍的房间中阅读、交流，并从中获得知识与乐趣。
无聊是那些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来源，在沃尔芬布泰尔城，人们对做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是怀疑，于是，莱辛就再次陷入了绝境。这次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有人听传言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即有人传言说他出版了一系列文章，是专门来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其实是汉堡的一位前任教长撰写了这些布道（因为这些文章是以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可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即将在他的领地内展开一场宗教战争感到不安，于是就命令他的图书馆员们小心行事，避开一切争端。莱辛就按照大公爵的要求去做了，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明确地去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就开始工作，用戏剧的形式来重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小镇的娱乐室里就出现了这出戏，名叫《聪明的南森》。这出戏的主题十分古老，我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可以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叫作《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诽谤之源
在华丽的宫殿内，左侧手指天空的“真理”不停控诉，旁边的“悔恨”却不愿目睹这一幕，大厅中“欺骗”和“妒忌”编织着“诽谤”的发辫，扎着头巾的“仇恨”正将“诽谤”和“无辜”拖到王座之前，“无知”与“猜忌”在当权者的耳畔窃窃私语，而长着驴子一样的耳朵的当权者却暗示着愚蠢与悲剧的结局。
很久以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榨取犹太臣民的钱财。可是他苦于没有正当的理由去剥夺这个犹太臣民的财产，于是他就想出了一条毒计。他让人把这个犹太臣民找来，称赞这个犹太臣民的智慧和学识，然后就问这个犹太臣民，在如今最盛行的宗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敬重的犹太臣民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他只是说：“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有个有钱人，他有一枚十分漂亮的戒指。后来他就在遗嘱中写道，他死后，谁继承了这枚戒指，谁就可以继承全部的财产。后来，他的儿子也立了这样的遗嘱，孙子亦是如此，这样几百年过去了，戒指一代代地传下来，一直是完好无损的。最后有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三个儿子，他都喜欢，不知道该把戒指传给谁，于是他就在金匠那里打造了两枚和自己手上完全一样的戒指。临终时，他把三个儿子都叫来，分别为每个人祝福，于是这三个儿子都认为自己就是那枚戒指的继承人。葬礼结束后，这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才是继承人，因为他们手上都有那枚戒指。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争执，最终决定让法官来处理这件事，可是三枚戒指完全一样，法官也无法确认哪个才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被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会拖到世界末日。”
莱辛通过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证明了自己的信念，即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垄断真理。相比较于人类表面上所遵从的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他们的内心世界更有价值，所以人们只要友好地相处就可以了，谁也没有权力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完美的偶像来崇拜，也没有权力宣布“我比任何人都要强，因为我掌握着真理。”这种思想曾在1778年深受欢迎，可以现在在这个小诸侯国中却不受欢迎了。在大暴乱中，这些小诸侯们都极力地去保全剩余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把已经失去的名声再恢复过来，他们还把自己的土地交与警察管制，同时还希望那些需要依靠他们才能生存的牧师可以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新建立法律和秩序。
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反乱，而且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那些想要按照50年前的宗教宽容模式来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了。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各国大多数的人们已经对革命和骚乱、议会和无意义的演讲、那些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感到厌烦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和平，想做生意，想在自家的客厅里喝着咖啡，而不再是受到那些住在家里的士兵们的侵犯，不再是被迫去喝那些从橡树上挤出的令人厌恶的汁液。如果他们可以拥有这种幸福的生活，对于那些向每个戴铜纽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鞠躬，用先生来称呼那些为官方打扫烟囱的助手等不方便行为，他们是情愿忍受的。不过这些卑谦的态度是必需的，是长期动乱后需要有一个喘息过程的必然结果。当时，每天都会有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同属于上帝和平民的新统治者出现。可是，如果仅凭这些一般的奴性态度，及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欢呼，就认定人们已经遗忘了过去那些曾激励过他们的格朗中士的鼓励，那就大错特错了。
戒指的寓言
一枚精美的戒指承载着富人几代人的财富与信任，直到它的最后一任分配者破坏了它存在的价值，这个人希望维系一种绝对的均衡，又雇佣工匠精心打造了两枚完全一样的戒指分别赠与了三位继承人。他没想到的是，祖先留下来的“拥有戒指，便拥有全部遗产”的惯例却引发了后人杳无尽头的遗产争端。
回归平凡
混乱之后，改革者试图以50年前的宗教宽容模式来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宣告失败，皆因多数人已经对那些破坏一切且毫无意义的改革策略心怀厌倦，他们只是想重归平凡而安逸的生活，只是想在充斥着欺骗与暴力的世界中获得更多的喘息空间。
那些反动独裁者惯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他们的政府也同样具有。他们主要是要求表面上的唯命是从和秩序，并不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以百姓们就拥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在周末，这些百姓们会带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然后一周中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去支配和思考。不过他们还是需要时刻保持沉默，不公开个人的观点，而且在发表言论之前，还要查看一下四周是否藏有暗探。虽然他们可以尽情地去讨论当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当他们从那些被正式检查、反复推敲和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自己的新主人为了保证王国的和平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愚蠢的方法，把他们带回到1600年的时候时，他们又会悲惨地摇头，表示不认同。因为他们的主人现在所做的，和从公元一年起那些不了解人类历史的主人们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因有人在装有饼干的大桶上发表过攻击政府的言论，这些主人就让人把大桶搬走，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言论自由给摧毁。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把那些出言不逊的演讲者抓进监狱，严厉地判处他们（多是监禁40、50或100年），让他们最终只能获得烈士的称号。不过多数情况下，这些主人只是个草率急躁的白痴，他们只读过几本书和若干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小册子。不过，在受到以上这种情况的警告后，其他人还是避开了那些公共场所，然后躲到偏远的酒馆或市区比较拥挤的公共旅店中去发牢骚，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听众比较谨慎，这要比在公共讲台上的演讲更有影响。
酒馆里的牢骚
多数的独裁者常常追求着表面上的唯命是从与秩序，这让人们可以在回避一些特殊公共场所以外，在较为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里享受精神生活。但人们仍要注意保持沉默，不随便公开观点，以免成为独裁打击的对象，于是人们跑到偏远的酒馆中借酒发发牢骚，任凭尖锐的话题在谨慎的听众间传播。
世界上最可怜的事情就是，当上帝凭借着自身的智慧给予了某个人一点权力后，却又一直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去官方的威望。其实一个国王可以失去自己的王位，并把它看作是扰乱自己枯燥生活的一个小插曲，付之一笑。因为不管他是戴上男仆的顶帽，还是戴上祖父的王冠，国王就是国王，身份不会发生改变。可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只要他没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那他就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个自以为是的可笑的人，一个陷入困境后遭人嘲笑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胆敢接近当时的当权者却没有明确地向他展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那么他就会大祸临头。不过那些胆敢在市长面前不低头，及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对现在的秩序公开表示质疑的人们，他们的处境也会很糟糕。因为他们马上会被卑鄙的手段夺去谋生的道路，接着会在那个他们传播有毒教条的镇子中被赶出去，然后让邻居照顾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那些原打算消除社会弊端的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不过时间是个很好的洗衣工，它早已经洗去了那些地方警察可以在和善学者的制服上发现的污渍。今天人们之所以能够记住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主要是因为他干预了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而康德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根据康德的教导，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价值，即变成宇宙规律的价值；可根据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够讨好那些不成熟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而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声名狼藉，是因为作为汉诺威的国王，他却把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给驱逐出境了，只因雅各布曾在《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此外，梅特涅的名声也不怎么好，因为他对音乐领域也展开了怀疑，还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可怜的奥地利了。奥地利消亡后，整个世界都开始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而把奥地利曾有的积极的学术生活，那些比光鲜有趣的乡村集市上所呈现的物美价廉的酒、劣质的雪茄更好的东西，以及由约翰·施特劳斯自己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都给遗忘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奥地利在整个18世纪中的传播宗教宽容方面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基督教发生了改革运动后，新教信仰者把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一片肥沃之地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可是在鲁道夫二世当了皇帝后，这一切就都改变了。因为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他认为和异教信仰者签订的条约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他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可是他却十分懒散，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帝国避免了政策上的剧烈变革。可是在费迪南德做了皇帝后，这种变革就出现了。而费迪南德能当上君主，主要是因为他是哈布斯堡皇室中唯一一个有好几个儿子的人。在统治初期，他还参观了著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报喜馆是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于1291年搬迁到意大利中心的。然后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费迪南德就宣誓说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天主教国家。而他也遵守了誓言，在1629年，天主教再次成为奥地利、波希米亚、施蒂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方宗教和唯一的信仰。
这时，匈牙利与这个家族建立了联姻关系，每个新妻子都以大片的欧洲地产为嫁妆。于是，费迪南德就开始把新教信仰者从马扎尔人聚居的地方赶出去。不过，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信仰者的支持下，直到18世纪的后50年，匈牙利还能让新教信仰者保持独立。而此时奥地利的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布斯堡皇室一直都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不过最后他们也对教皇的干涉感到厌烦，想冒险制定一项政策，而这个政策是和罗马意愿相悖的。
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我就已经说过，很多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者认为教会的体制是错误的。而评论家们却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才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掌握教会是年长者和主教，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的居民选出的。而他们之所以愿意承认罗马主教，就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者，有权在教会委员会中享受优惠。可他们却认为这种权力是荣誉性的，所以教皇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而不应该把自己的影响超出应有的范围。对于这种思想，教皇采取各种训令、诅咒和逐出教会等惩罚，结果导致几个勇敢的改革者因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牺牲。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地解决，直到18世纪中叶，有钱有势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才把这种思想给恢复。这个代理主教叫作约翰·范·抗泰姆，不过他却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出名。他曾接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了几年后，他就离开家人来到了莱顿大学。在他到达那里时，正好赶上只有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被怀疑里面存在着自由派，直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被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演讲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后，这种怀疑才成为公开的罪证。
风气导向
17至18世纪，艺术收藏在权势阶层极为盛行，皇室贵族、名人商贾以及银行家们都以收藏艺术大师的旷世名作为傲，这些人的地位与喜好都对社会风气产生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事实上，君主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意志与宗教倾向，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官方宗教信仰的风向标。
现在再回到抗泰姆身上，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上面那种思想上，他的推理方法是很独特的。因为他曾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上帝想做，他就可以轻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让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观点，可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如果我们用武力去强迫别人认为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这一点很难说，不过抗泰姆的著作中存在着伊拉斯谟唯想主义思想气息，后来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抗泰姆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很自然的，他的书马上受到了罗马教廷（1764年2月）的指责。不过，这个时候玛丽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们，因为这与她的利益相符。抗泰姆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而这场运动也继续在奥地利发展了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在1781年10月13日，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把它赐给了自己的臣民。
表面上的团结
很多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者对教会的体制持着否定的态度，而在评论家们看来，真正代表民主的教会只有在殉教者的时代才能出现。教会内部对权势的争夺始终暗流涌动，即便是偶然团结一致，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坦诚、荣辱与共，人们认可罗马教皇，完全是出自于后者赋予了他们神圣的名义与各种特权。
约瑟夫是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而弗雷德里克与他的母亲是敌人。约瑟夫有一种惊人的才能，即可以在错误的时刻做出正确的事情。而在最近的200年的时间里，奥地利的家长在哄孩子入睡时，总是会吓唬他说如果不睡觉，就让新教信仰者把他带走。于是，再想让孩子把新教信仰者（他们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当作是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相反地，那些有着高俸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亲属们，却总是围着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转悠。因为他那出人意料的勇气很值得赞赏，他是天主教统治者中，第一个敢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最理想也实用的财富的人。而3个月后，他又做了一件让人更加震惊的事情，即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一条关于犹太人的法令，把原本只是新教信仰者和天主教信仰者才能享有的自由，扩展到了那些犹太人身上，而这些犹太人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因为他们可以和基督教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到这里我们应该停笔了，然后让读者们认为这件好事仍在继续，奥地利如今也成为了那些希望能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的人的天堂。我也很希望这是真的，但是，约瑟夫和几位大臣可能会在常识上有个飞跃，可是奥地利的农民们却不会。自古以来就有人对他们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敌，新教信仰者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一直把犹太人和新教信仰者看作是天敌，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会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伟大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了一个半世纪了，可是那些天主教之外的人，他们的地位仍旧和16世纪一样十分低下。在理论上，一个犹太人或新教信仰者是有可能会担任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的，可在实际上，他是连和皇帝的擦鞋匠一起吃顿饭的资格都没有。关于这个华而不实的法令，我们就讲到这吧。
玛丽亚·泰雷兹
玛丽亚·泰雷兹身上流淌着的贵族血液让她当仁不让地接手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三地的绝对王权，身为女王的她用坚韧与勤奋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并最终让哈布斯堡王朝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她执政期间，极具个人魅力的她支持了与其利益相符的抗泰姆言论，不主张以武力干涉他人的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