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经历
明惠帝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时驸马都尉梅殷在军中，从黄彦清之议，为发丧，追谥孝愍皇帝，庙号神宗，壬午以后谥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与显皇帝庙号复，改上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明太祖朱元璋嫡孙。1377年十二月五日出生，生母是吕妃，父亲懿文太子（明兴宗）朱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终年71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因削藩，导致叔父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国破人不知所向。清乾隆皇帝追谥恭闵惠皇帝。南明安宗朱由崧追尊建文帝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死）——为皇太后。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篡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和邪**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员。1380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制度的书（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
1398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有了改变。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12个减为4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大为提高和扩大。这最后两项改革表明，重点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的加强上。在詹事府也设立了某些新职位，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诸古代的《周礼》行事的。这些变易不单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任意变更祖制。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为了贯彻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政策，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以发起叛乱的口实。燕王说，对建文的顾问们发动的惩罚性战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动。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这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的背离祖制的失败的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书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阔大和抱负不凡的，或心怀野心而又有煽动性的顾问们的一个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
朱允炆下落之谜
建文皇帝的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之久，古王朱会，曹国公李景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候，皇宫里大火烧起，燕军派人在宫里到处搜寻，宦官宫女死的死，逃的逃，燕军搜寻的人是谁？就是要找建文帝在哪儿，结果什么人没找着，在瓦砾当中拖出两个尸体来，有人说这个就是建文帝的尸体。
我们来介绍建文帝的下落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胡英。胡英是户科给事中，这个给事中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可以向皇帝反映民间官员的任何事。据说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心里放不下，就派胡英巡行天下，找建文帝的下落。
那么，朱允炆究竟去了哪里？究竟是生是死？这不仅仅是燕王朱棣，也是今天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琦教授，将为我们揭示明朝历史中的第一大谜案。 当燕王朱棣攻进南京城门时，他惊奇地看到，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宫中燃起了熊熊大火，而此时的他，也在急切地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然而，找遍南京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不到朱允炆的影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朱允炆就此神秘地失踪了。那么，朱允炆究竟去了哪里？究竟是生是死？这不仅仅是燕王朱棣，也是今天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建文皇帝的谜踪，建文皇帝的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之久，谷王朱橞、曹国公李影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候皇宫里大火烧起。燕军派人在宫里到处搜寻，宦官、宫女死的死，逃的逃。燕军搜寻的人是谁？就是要找建文帝在哪儿？结果，什么人也没找着。在瓦砾当中，拖出两个尸体来，有人说这个就是建文帝的尸体。建文帝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
大火中拖出的究竟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明朝的百姓似乎并不相信，深受他们爱戴的建文帝就这样被大火烧死了。从此，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民间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发现明朝的史书中，对于这段历史记载也是模模糊糊。那么，建文帝是否逃过了那场大火？他又去了哪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一——焚死说
那么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各种书的记载，关于建文帝下落，都有哪些说法呢？一个说法就是焚死说，就是烧死了，确实烧死了。《明史》也就是两百年以后(写)的明史，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是这么记载的：“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说这个燕王，派宦官在火里头，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过了八天以后安葬了，这是两百年以后的《明史》这样说。明朝人怎么说呢？明朝记载燕王时期的实录，《明太宗实录》里有这么一段话：“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看烟冒起来了，派宦官去救火，到那儿赶不及了]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指的是朱棣，后来的皇帝，明成祖朱棣]。上哭曰[他哭了]：‘果然若是痴欸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说你真是这么傻啊，我来就是帮助你做好事，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壬申，也就是过了八天以后。“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说安排了很像样的礼节，安葬了建文皇帝，明成祖还为此辍朝三日，放假三天不办公以示衷悼。《明实录》是明朝人说的，很多学者研究，实录不实，实录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他要给官府和皇帝打掩护，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不写进历史。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说葬了建文君，备礼葬之，坟墓在哪儿？什么礼？有的记载说是“天子之礼”，什么是天子之礼，天子之礼很隆重，大家看现在十三陵、南京的明教孝陵，那个皇陵都是非常雄伟的，规模很大，那是天子之礼。建文君如果用天子之礼安葬，怎么没有坟呢？显然这个焚死说是不可靠的。有人为了把这个焚死说要说得合理，说确实烧死了，但是在安葬的时候“不封不树”。什么叫“不封不树”？就是没有封土，也没树立石碑。这可能吗？又想自圆其说，又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焚死说是一个无法解释、无法令人相信的说法。（既然可以断定建文帝没有被大火烧死，那么新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历史的记载中有新的蛛丝马迹吗？我们发现，就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明朝的第十三任皇帝万历和他的老师张居正，探讨过建文帝的下落，真相会不会由此揭开呢？
《实录》的话、《明史》的话说不通，不仅说不通，而且《明史》刚才我们念的《明史》的话里面还有矛盾，“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找出来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在火里找出来；还接着写一句话“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还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这是清朝人在雍正年间所写的《明史》的一段话，前面说是找到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后面说也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当时修《明史》的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把天下有学问的人集中起来把内府藏书、天下藏书都找出来，闹了半天没闹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个疑案在明朝就已经不清楚了。也就是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大家知道万历皇帝现在是十三陵定陵所埋的皇帝，万历皇帝跟他的老师，也是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有一次谈话。这个万历皇帝就问张居正说，听说建文帝有出亡这么件事，张居正也是一个读书人，饱学之士。张居正回答：“此事国史无考”，他所说的国史，就是实录，说过实录记载不可考，这是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一次对话。也就是在建文帝死了以后一百多年，明朝人也弄不清楚，清朝人更弄不清楚。既然连明朝人都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清不楚，也难怪直到今天后人对于建文帝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于是就有人认为建文帝不仅没有死，而且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后又再次回到皇宫，那么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二——归来说
第二个说法，叫“归来说”。说建文帝回来了，什么时候呢？是在正统五年的时候，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有一个和尚年90岁，从云南来到广西，到了思恩府，到了大堂上，说我就是建文帝，我就是建文君。这个知府一听很害怕，这个知府叫做岑瑛，说建文君从建文四年就失踪，到现在一直没找着，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真是假？赶快报告宫里，就把自称建文君的和尚送到北京的皇宫里，当时的首都就已经从南京迁到北京了，结果要派大臣去审问，一审问这个人说了实话了，他说他自己90岁了，建文君活着的时候，如果建文君活到现在也不过是五六十岁，你怎么90岁了，没有这么大岁数！再一问，这个人是河南钧州人，叫做杨应祥。这一审问，都是假的。于是就把杨应祥这个人处罚了。杨应祥为首的处死，关到锦衣卫处死，其他人发去当兵了，戍边，这事就算了结了。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杨应祥，假冒的建文君，所以民间的传说又根据这个生出叉了。
一个假冒建文帝的故事，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荒唐，就是这些民间的演绎，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更加扑朔迷离。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继续去寻找新的答案。民间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一直盛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建文帝是不是主动让出了王位，远走他乡了呢？而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有根有据。那么，这会是历史真实的答案吗？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三——出亡说
那就是第三种说法，就是出亡说。燕军进入南京，宫中火起的时候，建文君没有死，而是从地道逃跑了。那么民间传说，说建文帝的逃跑是让国、是逊国，为什么要让、为什么要逊，他们不愿意说朱棣是篡位，说朱棣当了皇帝是人家让出来的，人家不当了那么朱棣自然当了，我想这种说辞显然都是后来编出来的，朱棣明明是要打到南京，篡夺皇位，怎么出来让国、逊国呢，是很多人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心，又不敢直接指责朱棣的夺权，因此就出了让国逊位说。传说非常复杂，是怎么说的呢？燕军进入南京以后，建文帝非常紧张，一时不知所措，到处走。这时候，一个叫做王銊的太监向他汇报说，太祖死的时候留下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收藏在奉先殿，他嘱咐我们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打开，周围的一些大臣都说赶快打开，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呢？一个铁匣子。铁匣子的油漆是红颜色，两个锁也都灌上铁，马上砸开，一磺开里头有度牒三张。什么是度牒？就是宗教职业者的身份证。你有这个度牒，就证明你是和尚。写上名字，从事宗教职业。度牒有三张，“应文、应能、应贤”，写了三个人的名字，里头有袈裟、有剃刀，还有白金十锭。里头有一句话，说你们要是不想跑，你们就自杀，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拿着度牒跑。这是里面写的话，还说：应文要从鬼门出去，其他人要从御沟水门走，到薄暮的时候，就是天傍黑的时候，在神乐观会齐。那么应文是谁呢？朱允炆是带个文字，肯定是他。还有应能、应贤，那这个大臣里，正好有叫应能、应贤的。这三个人，于是就全剃了头了。朱允炆带着一些人，就从鬼门出了宫。什么是鬼门，实际上按现在的故宫来说，就是故宫北门。前门正门，上朝都走正门，人要死了的话，要从后门抬出去，从鬼门走。还有一批人，从御沟水关跑了。
建文帝带着一批人走到神乐观，看见一个船就在岸边上停放，这个岸边，是神乐观道士叫王升，他一看见建文帝来了，说皇帝万岁，我在这儿等候你了。怎么回事呢？说我头天做了个梦，太祖就托梦给我，让我今天预备好船在这儿等您，这时候天正是傍晚时分，于是从水关逃出的人，也在这儿会合了。从此，建文帝就带着这批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福建到处云游了，云游到各地，而且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的，有诗、有他的遗迹留下。比如在四川的永庆寺，就有这样的诗，说是“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比如说在广西，就写了这样的诗：“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都是一些怀念宫廷生活，几十年在外面云游这些情景。因为有在外面云游的传说，所以朱允炆的一行人，就在他所云游的各地，留下了很多遗迹，他们云游在外，到了正统五年，就是公元1440年的时候，建文帝说：我们也非常疲倦了，他们就在一个寺庙里休息。有一个僧人，就偷了建文帝的诗，拿到思恩府的大堂上，去献给当地州官，说我就是建文帝。于是，这个人就被送到北京。一审问，说不是，说是杨应祥。刚才不是讲了吗，把杨应祥处死了。真的建文帝，还在广西这儿呢。建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这个时候我也想回家，我是真的建文帝。于是又把真建文帝送回去，这就是出亡。出亡说，到后来又回到宫里。回到宫里头，因为他“牢落西南四十秋”，如果当时的小宦官二十岁、三十岁的话，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还活着呢。有些大臣，也能够认识建文帝呢。所以皇宫里面就派，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宦官，就去辨认。有一个叫吴亮的宦官，让他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说当年我吃子鹅，我把肉扔在地上，你是不是象狗一样舔着吃了。这个吴亮不敢抬头，趴上前去看看建文帝的脚，建文帝的脚上有一个黑痣，他一看有黑痣，于是大哭。确实是建文帝，建文帝当年受难，他没有辅佐建文帝逃跑，自己还跟着在宫中，很惭愧，回去就自杀了。后来，据说建文帝就养在宫中，死在宫中，人称老佛，死以后埋在西山。当时所谓西山，实际上就是京西阜成门外海淀区这一带，在哪儿呢？三环路里中国画研究院里的白塔庵，白塔据说就是建文帝的衣冠塔。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一个又一个的说法，也被我们一一否定。正当我们被深陷在历史的层层迷雾中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明史姚广孝传》中又找到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那么，这段记载中究竟说了什么呢？真相是否就此打开？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四——穹隆山为僧说
第四种说法是在穹隆山为僧说，在穹隆山为僧说的相关记载，记载在《明史.姚广孝传》中。这个穹隆山在哪儿？就在江苏吴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苏州市。建文帝逃出去为僧，曾经得到一个僧人的帮助，这个僧人叫做宗泐。宗泐是谁？是建文帝的主录僧。当时，不论亲王还是皇帝，都有一个给他做法事，一个最重要的带头的僧人，(建文帝)的僧人就是宗泐。《明史》上怎么记载呢？说姚广孝到永乐十六的时候，已经84岁了。姚广孝是当年帮助朱棣夺取天下的和尚。最早朱棣打天下，是姚广孝给他出的主意，姚广孝在84的时候，已经老了，他在见到朱棣的时候说，我有一件心事，你要帮助我。说有什么心事？说当年都怀疑建文帝逃跑是宗泐和尚帮的忙，这个宗泐和尚被关起来一直关到现在，希望你把他放了。那么这件事确实吗？是不是宗泐帮忙，然后建文帝最后藏到江苏吴县，就是现在苏州市的穹隆山呢。据说穹隆山上有佛塔，是建文皇帝的墓。这个确切吗？明史没有肯定，说“或云”，也有人说。这些传说非常神奇，与此相连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也都有记载。比如说，建文帝曾经藏在四川的平昌佛罗寺，后来死了以后就葬在寺后的山上。因为建文帝经常在寺里面，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把这个寺改称望京寺。比如说，还说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到宜宾越溪河，隐居在隆兴寺，死后就葬在隆兴的山下的塔林里。甚至说康熙帝也曾经到这儿，寻访过建文帝的遗迹。
面对各地留下的众多有关建文帝的遗迹，我们实在是难辨真伪，说起建文帝的下落，还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当年身为燕王的他，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入皇宫，使得建文帝生死不明。他对建文帝的下落，岂能袖手旁观。那么，建文帝究竟是生是死？明成祖朱棣是不是最清楚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五——寻访张三丰说
我们来介绍建文帝的下落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胡潆，胡潆是户科给事中。这个给事中，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可以向皇帝反映民间官员的任何事，据说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心里放不下，就派胡潆巡行天下，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胡潆就走遍了天下各地，找没找着呢？没说。但是有一个细节，从永乐当皇帝以后就开始找，一直到永乐十七年，再派他，还去找，一直到了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回到宣府——现在河北省的宣化。有一天晚上，天都黑了，天很晚了，朱棣已经睡了觉了。这时候，报告说胡潆来了，朱棣说，赶快请他进来。他们两个就彻夜长谈，到四鼓时分，早上天都快亮了，胡潆才离开。胡潆向朱棣报告的什么呢？据说有一件消息，就是说找到建文帝的下落了。建文帝现在没有谋反之心，踏踏实实在外面当和尚，你放心吧。是这样吗？我也说不清楚。胡潆当年出去，以什么名义出去，不能公开说找建文帝，说以访张三丰、张邋遢为名，张三丰是谁，是元末明初的一个著名的道人，一个神人，一个怪人。朱元璋当年就想找这个张三丰，就没找着。到了永乐时期，又派人找。派胡潆以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名，去找建文帝，既然是以他为名，那么就没有公开的说找建文帝。是不是找建文帝，是不是得到建文帝的消息，无从证实。
明成祖朱棣派胡英出访寻找建文帝，既然并不可信，那么他为何要派郑和组建一支强大的舰队，浩浩****出使西洋。有人说，出使西洋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目的则是因为民间一直盛传着建文帝出亡海外的消息。郑和一行，是要去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最后的真相是否就此揭开？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六——郑和下西洋说
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去找建文帝。我们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去建立天下秩序的一件壮举。(明成祖)绝不会派两万多人、几百艘船，到非洲的东海岸去找建文帝。如果说郑和下西洋，说你顺便打听打听，建文帝是不是跑到海外，可能。说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找建文帝，这种说法不可信的。明末清初，有一本很著名的历史书，叫做《罪惟录》。这个作者叫查继佐，这个人他在他的书里面开列了有关建文帝谜踪的23种说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23种，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对的吗？他说没有。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是对的。正是因为有23种，所以都不对。我们按照逻辑推理，也确实是这种情况。他当时提出来很多，说当时人心惶惶，五十六个人都一块走了，怎么一个人败露都没有？不可能一个败露都没有。说第二个，鬼门可以出，为什么还要出水门？既然说皇宫的后门可以走，大家一块走后门，为什么一批走北门，一批还走水门。他提出了问题。说当时金川门打开，皇宫一片大乱，大臣进皇宫都已经很难，为什么跟随的一批小臣，都能够到皇宫里去。都是疑问。
当时天下大乱，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怎么还有神乐观的道士在那儿做梦？舟船还在那儿等着，这个事情可能吗，也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他举了很多疑点。所以，我们到现在无法证明这些传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建文帝有后人吗？不是说建文帝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吗？这个有传说，建文帝晚年隐居在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的洪山。建文帝在武昌的时候，就改名叫让銮，出让金銮殿，让銮。而且他后来的子孙，以让字为姓。最近，就是前两年的事情，就有人拿出让氏家谱，说我们家来龙去脉，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姓让。这些传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建文帝后人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所知，按照历史记载，是这样情况。建文帝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朱文奎，建文元年立为太子，建文帝在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这个太子已经7岁了，下落不明；老二叫朱文圭，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两岁。后来，朱棣进入南京以后，就把这个朱文圭囚禁在中都的广安宫，就是把他安排到凤阳老家关起来，关起来了。这个人，一般俗称叫建庶人，建文帝的建，庶人就是平民百姓。英宗复辟，就是他侄孙子这一辈，复辟的时候，就是(重新)当皇帝的时候，可怜这个建庶人，就把建庶人放了。英宗下了指示，说允许他在凤阳自由居住，给他妻妾，让他娶，给他女子十个人。建文帝的这个小儿子，从囚禁到现在，已经是57岁了。从2岁开始关到57岁，放出来以后牛马都不认识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不久这个人也死了。所以按照史书的说法，他的孩子没有后人。
为什么建文帝的传说会这么复杂呢？首先就是本来就没有弄清楚，再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态度，希望他不死，特别是朱棣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了非常残暴的对于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人们更怀念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实行的宽仁政策。所以就造出了他的各种传说。我们说，建文帝是生是死，他的下落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历史学家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信的答案，希望大家继续寻找，帮助解答建文帝下落之谜。
面对政策和内部危机
建文朝廷还有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们都偏离了洪武时代的既定安排。第一个措施是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
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建文帝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1418年）。
对诸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削夺世袭封国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属王国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登极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 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国；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燕王的叛乱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的形象。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达的长女。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返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它们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帝的祖训。
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趣，只是说他是本着《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篡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力的一些历史说辞。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10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封建藩国。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会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强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自己有领导能力；他的军队素质高——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他的战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动摇的必胜的决心。反之，皇帝的军队因指挥上无决断和协同作战不好而大受损害；同时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务的政府改组工作，这当然也影响了战局。
从1399年末到1401年中叶是战争的开始阶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县和山东济南附近的据点。战争正式开始于8月末，那时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约1339—1404年）这位退休的高级军官为大将军去平定叛乱。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军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万人的大军，但在两个星期之后便受了重创，被打败了。于是已故的将军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长子李景隆接过了指挥权；但是，他也同样无能。10月中旬，燕王离开他的封地去寻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机会率领讨伐军从南京地区开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围北京，但是燕王马上回师并击败了李景隆；因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数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个星期以后退兵到山东西北的德州。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给朝廷，指责齐泰和黄子澄。作为战略上的姿态，皇帝正式罢免了他们两人的官职，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齐泰。可是，事实上他继续依靠他们出谋划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发动了攻势，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个关键的府城之后就直趋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时日。当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达大同时，燕王已经回师北京，李景隆便拖着疲惫和深受北方寒冻之害的军队返回德州。
1400年5月，双方在北直隶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沟河岸上展开了一场大战。李景隆这一次想用钳形攻势一举粉碎燕王的军队，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败了。四天以后，两军约60万人马打了一场对阵战。李景隆的军队拥有火器装备；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创而溃败，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后又退到济南。燕王现在却受到平安将军（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国骑兵队伍的威胁；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从北京率援军来到才救他脱离了险境。
6月1日，燕王恢复了攻势，第一步进攻德州。在开赴德州的途中他击败了李景隆劳顿不堪的军队，并于6月8日围困了该城。德州由平安和盛庸（1403年死）防守；后者是帝国最能征善战的将领之一。燕王对守军的攻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在帝国军队手下连吃几次败仗，因为皇帝的部队有时出城袭击他的后方。9月4日，当燕王得知从南京正在开来一支救援部队时，他解围而去，退回了北京。皇帝的军队再次控制了德州。朝廷对李景隆的表现不佳感到沮丧，就在6月后期免了他的职，而以盛庸为大将军来负责平定叛军。在1400年秋天到1401年春天之间，燕王从逃离南京的宦官和将军们那里得了些消息，他便借此机会决定打一场消耗战。他采用游击战术，在北直隶的南部和山东西部进行一些牵制战和佯攻战，同时他找出了能绕过许多设防据点的南进路线。这就揭开了内战的新的一页。
1401年1月9日和10日，燕王进攻山东境内运河之西的东昌，但遭受了重大的失败。帝国的大将军盛庸这一次又使用了火器，打死了燕王军队中的几名将领和数万士兵。燕王在撤退回北京的时候，几乎被平安的骑兵所生擒。皇帝被这次捷报所鼓舞，在1月31日又恢复了齐泰和黄子澄的职务。燕王下决心要控制北直隶的南部，他在2月28日恢复了攻势。4月5日和6日，他的军队重创了德州附近滹沱河以北夹河上的盛庸的军队。这个月的晚些时候，燕王又击溃了平安的援兵。皇帝在失望之中于4月17日重新罢免了齐泰和黄子澄，而以茹瑺取代齐泰——茹瑺(1358-1409)和遭贬的李景隆现在是朝廷里的主和派领袖人物。
这种重新组合的方式形成了人们熟悉的格局。当胜利似乎在望时，齐泰和黄子澄被官复原职；当战局不利时，他们又被罢了官。这不仅是意在安抚燕王的一种只有象征意义的人事变动；它表现了皇帝周围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在政府新班子的领导下，皇帝向燕王做了一些最后遭致夭折的和平试探。但是，他继续支持他的这两位主要的顾问，而且委托他们去长江中游组织民兵队伍，以取得对他的帝业的支持。
在整个这个夏天，燕王不断袭击通往真定和德州的运河供应线，捣毁了从北直隶南部到山东南部的仓库和运输设施。1401年7月初，盛庸未能切断燕王沿运河的供应线；这条线路使山东北部的帝国部队面临很大危险。8月末，平安从真定对北京发动一次胜利的反击，迫使燕王又一次回师北上。但是，平安和他的僚属们在10日末又被遏阻，燕王则在11月底回到了北京。与此同时，建文朝廷从朝鲜输入战马，想以此增强它的战斗力，因为朝鲜国王李芳远（1400—1418年在位）公开表示支持皇帝打燕王。但是这些办法未能影响战争的结局，因为军事领导太无能了。1402年1月，燕王离开他的封国，开始对南京发动一次新攻势。他听了给他当间谍的皇帝宫内太监们的劝告，绕过了运河沿岸、安徽和南直隶的淮河沿岸的设防堡垒，集中进攻那些防御甚差的城市和县。他的部队绕过了德州，渡过了黄河，并在一个月之内拿下了山东西北部的几个咽喉据点，完全切断了帝国政府通往北方的供应线。朝廷马上派已故徐达将军的长子、同时又是燕王妃的兄弟徐辉祖带兵增援山东；但是他没有能够挡住燕王的军队。燕王一直南进，在3月3日拿下了南直隶西北部的徐州。这时，皇帝的军队从北京地区和德州撤回，想保住南京畿辅地区。
1402年4月初，燕王进入安徽北部的宿州，打败了平安的骑兵，后者是被派来拦截他的。但是，5月23日燕王在安徽灵壁南面的祁门山受到严重挫折，被徐辉祖所率皇帝方面的优势兵力打败。燕王在这次战事失利中幸免于难，在5天以后，他利用徐辉祖突然被召回和援军到来的机会，对在灵壁驻兵的平安发动突袭，拿获了平安本人和其他几个重要将官。他的军队在6月7日攻破了淮河上盛庸的防线，并在绕过了淮河附近的凤阳和运河上的淮安（在洪泽湖附近）这两座坚固设防城市之后，以闪电的速度直下淮河，于6月17日攻占了扬州。7月1日，燕王的部队被盛庸的水军挡在南京对岸的浦子口。两天以后，指挥长江舟师的都督佥事陈瑄（1365—1433年）叛投燕王，因此燕王的军队有了渡过长江的船只。他们马上过了江，未遇抵抗地直抵南京城郊。
在此以前，建文帝曾经把他的军队从北方召还，并纠集南京附近的新兵来保卫京师，但是朝廷的政策迄至最后一刻也没有定下来。6月20日被召回的齐泰和黄子澄力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京师；李景隆和茹瑺则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7月9日，皇帝派李景隆和洪武帝的第19子朱橞（1379—1417年）到南京城外的龙潭向燕王提出议和。他们回来报告说谈判失败，但是他们显然利用这次使命想用别的办法终止战争。5天以后，即7月13日，李景隆和当时防守金川门的朱橞私下密谋；他们不经战斗，大开城门，欢迎燕王入城。
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它们是皇帝、马皇后（于1395年结婚）和他的长子朱文奎（1396年生）的尸体。皇帝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后来对他的帝业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乔装成和尚逃离南京。官方历史学家当然只能说皇帝及其长子已死于难中；否则，燕王就不可能称帝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文圭当时只有两岁，他和皇帝家中其余幸存的成员一起被生擒。他被免于一死，但和其他家人一起被长期监禁，直到1457年他56岁时才重获自由。
燕王在礼仪上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劝进之后的几天，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次日，他下令给据说是建文帝及其家属的遗体安葬如仪，但是，他没有给这位死去的皇帝以谥号。接着他发了几道文告，把他的登极遍告国内和国外。1402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35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开国皇帝的所有法律和制度一概予以恢复。另外，新皇帝命令销毁建文时期的档案，只留下关于财政和军事问题的档案，同时他又禁止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的一切论述。
新皇帝把最暴烈的手段专门用来对待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们——像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他曾经希望那个不易收买的方孝孺现在会俯首承认他的胜利并给他效命，以此操纵士大夫阶级来支持他的事业。方孝孺对他破口大骂，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残酷地处死，他被说成是曾经错误地引导皇帝的大奸臣。这是一次恐吓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血腥行动。在此期间，和从前建文皇帝的官员有牵连的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都或者被处死，或者被监押，或者被流放；这一次血腥清洗的猛烈程度只有明太祖所实行的暴政可与之相比。
建文帝的遗产
不管建文帝是被焚而死还是为了逃避而乔装成和尚，他的结局很凄惨，失掉了九五之尊。为了实行报复，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1399—1402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建文的年号迟至1595年10月才被万历皇帝恢复，那是作为编纂明王朝历史的流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可是，要到242年以后的1644年7月，南明君主福王朱由崧（1646年死）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的叔父的。
福王的统治不过一年，这个统治及其敕令均未被清政权所承认。只是到了1736年9月当乾隆帝（1736—1796年在位）封建文帝为“恭愍惠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恢复。由于这种种情况，他在明王朝的正史（《明史》，1736年）中被称为“恭愍惠帝”，但在由王鸿绪（1645—1723年）在1723年完成的更早一些的《明史稿》中还是直截了当地被称为“建文帝”。
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的真诚而勇敢地致力于提倡仁慈的文官统治和推进群众福利方面，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他们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掌权的，同时又公开承认有不同的统治概念。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们的支持；建文帝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他们依靠的是长江下游的儒家精英阶层。他们认为搞像洪武帝时期那样的极权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统治，会大大地危及王朝，因此他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官的权威，去掉有权势的和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之得到纠正。他们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兵力上次于燕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
这次内战对于明王朝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洪武帝封建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用军事势力压过文官制度的办法来支撑独裁统治，这就在无意中挖了皇帝权力的墙脚。燕王的胜利不仅是一个藩王对皇帝朝廷的胜利；它也是军人权力对文官政府的胜利。燕王——即永乐帝——无限期地延续了开国皇帝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使文官政府黯然失色，还使帝国达到了权力和影响的顶峰。可是，建文帝的文官之治的理想并未丧失殆尽。它仍被继续在永乐帝手下供职的前洪武帝和建文帝时期的官员们所珍惜；而且当永乐帝死后，他们再一次提倡儒家关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并在洪熙和宣德两朝取得了具体结果。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通过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大量传奇故事而受到人们的怀念——这些传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同情他的苦难遭遇，以及被他的有神秘色彩的命运所吸引。这一传统最初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皇帝并没有死于宫中之火，而是乔装成和尚设法逃离了京师；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1440年末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事件表明了这个传说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90岁的老和尚利用这个传说来到了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他是从前的皇帝。这个骗子后来被揭露并处死了，但这个事件却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相关传说的产生。
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都把这位皇帝描写成为一位勤于政事的和仁慈的君主，对他的叔父慷慨大度，并自动地提出把皇位让给了后者。它们还渲染一个故事，说在京师失守之日他逃脱了叛变者的耳目，当了一位高寿的和尚，死后仍然留有后代。它们也同情地描述建文的殉节者，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也仍有许多后嗣，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这些无奇不有的传奇故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建文帝及其所信奉的理想的同情；它们还表明了对于永乐皇帝的不公正所要倾泄的被压抑的愤怒以及对他的暴虐政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他篡夺合法继承权的否定。
说建文帝自动地让位给燕王，这种故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此说甚至被郑晓（1499—1566年）认为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并把它收于他的《建文逊国记》（约1566年）中。它因此助长了人们给建文帝重新树立形象的心理，并导致在1595年正式恢复了他的年号的行动。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事和传闻轶事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地出现。这些传说变成了人们发泄压抑情绪的通风口，是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对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它们不仅戏剧化了这位皇帝的英雄业迹，使他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它们进而想纠正不公正，它们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和恶棍。人民群众对这位先前的皇帝的同情是如此普遍，致使它被明末清初的许多叛乱领袖所利用，他们都伪称自己是他的合法的后代。在学者精英阶层中，从明代中叶和末叶起，也一直增长着这种谴责永乐皇帝的倾向（虽然只是用掩盖的词句来写的），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他的专制政策的后果；所以在这种倾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他的同情心。乾隆皇帝在1736年决定恢复建文帝的合法地位，其部分原因便是人民和士大夫精英怀有这样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