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往今来的诗人中，我最爱的有两位，一是陶渊明，一是苏东坡。
爱陶渊明，是因为他放得下；
爱苏东坡，是因为他拿得起。
而苏东坡则最爱陶渊明，甚至自认先生转世：“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他用整个后半生作了《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将陶渊明的诗一首首细读、沉吟、步韵赋和，视为圭臬，却始终身不由己，未能完成归耕之梦。
但也没关系，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关键是还能逆境重生，有所作为，造福于民。哪怕流放到海外之地儋州，也能劝农办学，挖井施药，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第一个进士。
这才是为官者的榜样。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而陶渊明，则是回家种地的榜样。因为混乱破碎的南朝，完全不是有志之士修齐治平的好时代。
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他生于斯，葬于斯。
关于他的生卒年月，《晋书》《宋书》《南史》都有记载，却版本不同。通行的说法是他生于公元365 年东晋哀帝年间，卒于428 年刘宋王朝。
本来就是南北割裂、战事频仍的时代，更何况还要跨越晋、宋两代，可想而知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政局动**。他是长沙郡公陶侃的曾孙，却没有享受过半点儿公爵之后的荣光，套句阿Q 的话就是：我祖上也曾阔过的。
就连《世说新语》里都没有任何关于陶渊明事迹的记载，却有晚于他出生的谢灵运的故事。可见陶氏式微，在晋末几乎已被踢出士人的圈层，陶渊明再有才，声望亦不能与王谢子弟相比，这终究是由于门阀与寒族的隔绝。
他在《自祭文》中声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 绤冬陈。”他从生下来就已是家境困窘了，更何况八岁丧父，更是凄凉。同时，形容贫窘而以“箪瓢”自喻，也是暗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之德。
不过，这可能多少有些夸张，因为毕竟是公侯之后，少年陶渊明仍然有能力接受“士”的教育，并且也是有过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他很希望能像曾祖父陶侃那样“业融长沙”，使陶家“历世重光”，但因为分枝渐远，不得重视。他在《赠长沙公》诗前有序：“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
“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父曰昭，子曰穆。
这一代长沙公是陶侃的五世孙陶延寿，虽与陶渊明同祖，然而关系疏远，形同陌路。他比陶渊明还晚一辈，但因是嫡系长孙，得以袭爵，其荣光尊贵自不必言，因而陶渊明在序中略有酸意，但正文还是端起了长辈架子，劝勉长沙公进德修业，再创辉煌。
当然，他是白说了，因为陶延寿不但没有什么机会建功立业，反而在刘宋新朝降为吴昌侯，陶家亦发式微了。
陶渊明的第一次出仕是在近而立之年，十三年后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给出的理由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所谓“四方之事”，指的便是司马曜死后，群雄争霸，天下动**，烽烟四起，造成士族的大量死伤。此时有着家世背景却无荫袭头衔的寒士就成了征召入幕的主要人力资源。
陶渊明得到叔父的举荐，得以在一个小乡镇里做公务员，但是他实在厌烦那没完没了的琐碎小事，觉得纯粹浪费时间，没做多久便辞职了。
虽然时间短，但是他大约能力不错，算是在官府中挂了号。
不久，州府又召他为主簿，也就是主管文书的文员。但陶渊明又是很快请辞。
之后，陶渊明又断断续续地数次出仕，都是很短的时间便辞职请归，可见没有世家背景并不妨碍他有名士的脾气。唯在桓玄幕中做了两年僚属，算是他较长的就职经历。
二
桓玄的出身背景与陶渊明颇有相似之处，他自小聪颖，袭爵时只有五岁。他形貌奇伟，风神疏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完全符合当朝名士的一切条件，却因为朝廷的猜忌与打压，久久不得志。直到司马曜死后，他才有机会以军功翻盘，步步为营，屡立战功，终于一步步登上权势最高层。
这样的成长背景与经历，如果小说家以他为第一主角来写历史的话，绝对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天才少年长成记。
晋安帝隆安四年（400），桓玄克荆州、雍州后，督八郡军事，领荆州、江州刺史，招陶渊明入幕。同年，桓玄上书皇帝，自请带兵讨平孙恩叛乱，赴京上表的人就是陶渊明。
后世每每说起陶渊明的挂冠归隐，都认为他是怀才不遇，不合时宜，不擅逢迎，也就是一个运气不好的社交恐惧症患者。
然而，在最重容止的东晋，一个能被桓玄派遣为使者去建康觐见皇帝的人，其相貌口才举止风仪，必然都是上佳之选，所以“不合时宜、不善言辞”之类的评语是不可能戴到陶渊明头上的。
不知道这次进京发生了些什么，让陶渊明看清了桓玄的野心或是感到了朝廷的猜忌，总之就在这次办完差事回家的途中，写下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这是陶渊明诗文中难得有着明确时间和事件背景的诗作，对于研究作者真实心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且见规林诗之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诗经》有语：“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行役，指因公务而跋涉在外，就是出远差。
通常小职员出差去远疆考察固然是苦差事，但是代表公司老板去首都开会则是件可喜可夸的美差。而且能够入京面圣，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职场生涯中的小**。然而，陶渊明心中没有半点儿得意之色，反说行役之苦，我今天算是明白了，并借途中遇到风浪受阻而感发世事多舛，潮起云涌，重起了归田之念。
“我今始知之”的仅仅是风阻规林吗？“巽坎难与期”的只是风浪突起吗？
巽（xùn）和坎，八卦之二，巽代表风，坎代表水，这里指风浪。山川多险，巨浪滔天，响声聒（guó）耳，风起云涌，似乎永无停歇。世事变幻莫测，前途不可预期。显然，京城见闻让陶渊明敏感地察觉到了时政的复杂危险，遂生归乡之念。
于是接下来便说，我已经出门很久了，不禁想念生我养我的母亲与故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淹留于此。想到园林的美好，真心觉得官场无可留恋，是该辞去的时候了。
正值壮年，还有多少时光可以浪掷？不能再犹疑了，何不放开怀抱，奔向自由，快快远离这一切，回到田园。
陶渊明的诗中极少触及现实背景，所以我们也无法窥测他在京都的具体经历，但他显然是嗅到了不寻常的空气，感到将有大事发生，仿佛听到山涛在耳畔叮咛：“石生无事马蹄间邪！”
又像是受到了张季鹰的劝诫：“人生在世，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401 年7 月，陶渊明以母病为由请长假回乡侍药，途中写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当年冬天，陶母病逝，陶渊明遂守制辞官，就此名正言顺地离开了桓玄幕府。
这一幕何其熟悉，当年谢安出山后供职桓府，也是借着谢万病重离开了桓温。陶渊明有样学样，莫不是如谢安一般，预见大乱，所以及时规避？
果然次年开春，司马元显便称诏举兵讨伐桓玄，却被桓玄反制。之后，桓玄杀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自号楚王，并给自己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的殊礼。看看时机差不多了，他便干脆于403 年12 月逼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给自己，改国号楚，降傻子皇帝为平固王，并大封桓氏子弟为王，文武加官晋爵。
通常新帝即位，不管是打下来的也好，装模作样禅让即位的也好，执政之初总得励精图治，勤勉几年。比如曹丕创魏，司马炎创晋，最初都是克勤克俭，认认真真当了几年好皇帝的。
桓玄却不同，大约此前压抑得太久，他甫一登基便忙不迭地迁居建康宫，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朝令夕改，弄得百姓疲弊，朝野不安。
于是，坐上龙后仅仅扑腾了两个月，他就因为刘裕起兵讨伐而被斩于江陵。从称帝到被杀，共经八十天，死时年仅三十六岁，子孙尽殁。
此时，陶渊明已经辞官两年，故而并未卷入政治漩涡，真是万幸。
三
史书总是以成功者的立场来褒贬时事，成王败寇，桓玄既然做了短命皇帝，自然就被钉在了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陶渊明曾为其慕僚，虽抽身得早，但也多少有些尴尬，这也就使得他的再次出仕显得身不由己。
因为桓玄这样的逆贼都可以召你入幕，刘裕这样拨乱反正的大忠臣，难道还不能招聘你吗？于是，陶渊明在404 年仲春除服后，便再受征辟，成了刘裕帐下的一名参军。
刘裕（363—422），小名寄奴，就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所说的那位：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能与孙权并论，可见刘裕的英勇俊拔。
他出身贫寒，一生下来母亲就死了，幸得从母自愿喂乳，方捡了一条命。因为自小寄养，故名“寄奴”。即便是这样，也没耽误了他长成七尺六寸、风骨奇伟的大高个儿。七尺六寸是多高？两米二八，刚好与姚明等高，这在东晋，在江南，可实在太罕见了，故而史书称其“雄杰”。
刘裕小时候吃过很多苦，什么砍柴、种地、打鱼、卖草鞋全都做过，但也有个坏习惯，就是沉迷赌博，嗜好樗蒲，遭乡里鄙薄。大概越是穷，就越是横，越是好赌斗勇，梦想着一夜暴富吧。
长大后，刘裕投身了谢玄的北府军，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悍不畏死。凭着屡立战功，他很快升至参军，之后先平孙恩，后平桓玄，一路飞升，位极人臣，权势滔天，掌管八州军事。
而陶渊明则转入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这次转工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工作内容大抵未变，他仍然是做信差，曾为刘敬宣出使建康，还在途经钱溪时自问自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陶渊明真的很讨厌跑长途，每次出差都会心生厌工情绪，引发归隐之念，对官场经营完全没有兴趣。他“终怀在壑舟”
的心性从未改变，越是接近权力中心，越是决意远离官场，“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不久，刘敬宣为避刘裕之忌自请解职，陶渊明也就跟着回家了。
但也没闲多久，八月里他再次出仕，任彭泽县令。又是只做两个多月便辞了官，并且赋诗高调声明，这次真不玩了，以后都再不做官了。
这一年，陶渊明四十一岁。
谢安四十一岁东山再起，陶渊明却在四十一岁决意归隐。
真是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挂冠绝红尘。
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故而后世又称其为“彭泽先生”。
编过《昭明文选》的梁太子萧统，是第一个大声疾呼“我爱陶渊明”并自任粉丝会群主的人，声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
萧统曾为陶渊明作传，称其辞官的理由是因为这年冬天有位督邮下访考察，县吏叮嘱陶县令好生接待，不能再如往常那般随意，要穿正装：“应束带见之。”陶渊明一听，顿时满心腻烦，脾气上来，叹道：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在此之前，陶渊明就曾拒绝过狂热的五斗米教徒王凝之的征聘，显然对教徒没有好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许是此番听说这下沉的新督邮又是一位虔诚道徒，又或许是县吏提醒他注意言辞，要附和这位督邮的宗教信仰，触发了他的逆反机制，总之陶渊明突然就烦了，不愿向一个五斗米道徒折腰礼敬，索性挂冠离去，就此永诀官场，做个不合格的田舍翁去了。
于是，他即日解绶去职，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作“不为五斗米折腰”。
四
当年“王敦之乱”，苏峻讨之；“苏峻之乱”，陶侃讨之；如今天下大乱，来讨伐的先有桓玄，后有刘裕。这两人都是在立功平叛后便想着成为下一个乱臣新君，又都做过陶渊明的上司，简直无法想象陶渊明的复杂心理。
刘裕无疑是个英雄，也是继祖逖、桓温之后，在北伐上取得最大成功的功臣。410 年兴师北上，攻灭南燕，尽杀南燕鲜卑王族，并将燕帝慕容超押送回京师，斩首于建康街头，极大地鼓舞了晋人。
此后，刘裕取岭南，并荆江，灭谯蜀，据后秦，一路加官晋爵，封侯拜相。待到升无可升的时候，他便走上了桓温、桓玄父子的老路，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受封宋公，得授九锡，直到问鼎皇位。
他很想直接称帝，但是碍着“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心生忌惮，再想想桓玄的下场，便觉得宁可信其有，不能轻易冒险。可是他也没有耐心慢慢等司马德宗寿终正寝，于是干脆指使中书侍郎王韶之偷进宫中，将晋安帝活活勒死。晋安帝时年三十七岁。
之后，刘裕扶皇弟司马德文即位，史称晋恭帝，以此圆了“二帝”之数。转过年便逼着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自立代晋。
420 年6 月，刘裕正式登基，改国号“宋”。史上为了与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创建的大宋相区分，将刘裕创建的宋朝称之为“刘宋”或是“南朝宋”。
这是南朝的开始。东晋正式灭亡。
称帝前与称帝后，刘裕都曾多次下诏征聘陶渊明，然而陶渊明坚定地拒绝了。所以时人常常称其为“陶征士”，就是他虽然不肯做官，但却是被皇上几度征聘为官的，资格证书还是有的。
也因此，“怀才不遇”这个君子不仕的常见理由，在陶渊明这儿是用不上的。因为人家不是没有展才的机会，也不是嫌工钱少，而是见识了太多的尘网污垢，对官场彻底寒心了，是坚决肯定地不想做官。
想象一下，陶征士这样心志高洁的人，竟然两次效命于弑君逆臣，这是多大的刺激？经历了如此的人事沉浮大起大落，面对了各种政治肮脏人心叵测，看过了太多的凶险暴力辜恩负义，他是何等地失望、厌恶，怎么还会流连官场呢？
归田之后，他曾写下《饮酒》组诗，多次引用伯夷、叔齐典故，写道“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显然是以“不食周粟”为道德规范的，那又怎能面对“以臣弑君”的桓玄、刘裕而屈节相侍呢？
同时，伯夷、叔齐也是历史上最早因为避政而隐居山中的人，开创了名士归隐的历史。而陶渊明，则是这种传统精神的践行者，遂成为文士名流“由仕而隐”的典范。
做官，就要像苏东坡那样，哪怕位卑境困，也要造福百姓；归隐，就应当学陶渊明，躬耕田垄，甘于寂寞。
关于陶渊明的归田之志，在赋作《归去来兮辞》与《归园田居》等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这篇赋句句经典，字字珠玑，我最喜欢的一句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李清照最喜欢的大约是“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吧，她随夫君回青州宅居的时候，就将自己的住处取名“归来堂”，且自号“易安居士”。
“归去来兮”的呼唤，亦是所有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集体呼声，更成了后世文人辞官归隐的行为标签。每每有人由仕而隐，便忍不住高呼“归去来兮”，却不是人人都能耐得住归园的寂寞，体味田居的美好。
归 园 田 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的心，一天都没有生活在尘俗里。他是误落凡间的仙童，自小就清高不染，天真自然。虽然或被动或主动地尝试着踏入官场，但是他的心皎洁如故，从不曾被玷污。
没有杨朱的临歧而泣，没有墨子的悲丝恨染，陶渊明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渴望过建功立业，但那不是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而是出自赤诚的报国之心。但是看尽了政权颠覆，霸权争竞，你方唱罢我登场，也就对现实彻底撒手了。
这个朝廷不值得效忠，那就守我清贫，回家种地吧。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有诗家怀疑应为“一去十三年”。因为陶渊明自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到四十二岁写作此诗，刚好十三年。
他在诗中清楚地表明，他的辞官还耕，并不是怀才不遇的被迫抽身甚或以退为进，而只是返璞归真，复我本来面目而已。
就像鸟儿留恋林间，鱼儿思念故水一般，从起飞的那一天就没想过久别，如今终于是回来了。
于南坡开荒，在宅前种树，听着鸡鸣狗吠，乘着榆柳荫凉，生活本来就不需要很多，只要室有余闲，心无尘垢，就已经很满足了。
《庄子·养生主》中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山林中的野鸡求食艰难，往往走上十步才能得到一点儿食物，走上百步才能找到一口水。但即使这样，它也不愿意被关在笼中圈养。陶渊明将官场比作困缚泽雉的樊笼，如今挣脱囚锁，回归自然了，这是多么可贵的自由啊！
陶诗清幽澹永，隽秀有致，沁人肺腑，苏东坡在病困中时，甚至将读陶和陶当作灵药：“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流放儋州的日子里，苏东坡每每身心不畅，便翻开陶诗吟哦感念，步韵唱和。而且他还舍不得多读，每次只读一篇，生怕一次读完了，以后就没药自救了。
千古痴心，俊杰如一，陶诗也好，苏词也罢，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不只是风采，更是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