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甬
我同塞克同志是在延安时认识的，后来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又工作在一起。相互理解和友谊，在工作接触中不断增长。
（20世纪）30年代初，我读《田汉剧本集》，很喜欢《南归》这个戏。剧中“流浪者”唱道：
模糊的村庄迎在面前，
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
依稀还辨得出五年前的园柳，
屋顶上寂寞地飘着炊烟。
…………
渐听得传言，
我家烧得片瓦不全。
父亲早已死了，
妹妹流落在天边。
“那不是你家旧日的庭院，
那废墟上飘绕着荒烟？”
…………
这诗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在军阀混战中、在土豪劣绅压迫下的痛苦；反映了当时热血青年们的遭遇、感受和呼声。田汉同志在“附录”上讲，《南归》的主人公就是写的陈凝秋（即塞克），并由陈凝秋扮演剧中的主人公“流浪者”，这首诗也是陈凝秋自己写的，“经张恩袭作曲，由陈凝秋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哀歌，引起过多数青年的清泪的，便是他自己写的诗”。我当时是个中学生，由同情、同感进而喜爱陈凝秋的诗作了。
《南归》从诗作到表演，都是陈凝秋的成名之作，也是田汉、陈凝秋友谊的结晶。他们从《南归》中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不能斗争的只有死灭”。这也是当时进步青年的共同结论。
塞克于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家有父亲、继母和妹妹四人，有耕地三五亩，自耕自食。幼年在家乡私塾、学堂读了十一年书，辍学后回家务农。1923年他十七岁时，因反对包办婚姻与父亲闹翻，愤而离家自谋生计。当时在社会谋生谈何容易，他孤独一人，四处流浪，干过医院抄账者、更夫、文书、教员，画过广告，甚至讨过饭。生活的磨难养成他的孤僻、倔强的性格。他自己说：“我在艺术方面的知识和才能，绝大部分是靠自修和生活体验中得来的。追求艺术是我的总目标，做什么职业，却看成是生活的手段，也很少考虑别的。”
在哈尔滨，塞克开始是向《晨光报》副刊投稿，后来被聘为该副刊主编，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塞克一向非常勤奋。这时他白天读书，夜晚编报。他先后在《晨光报》上发表了南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倡导“革命文学”的理论文章，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和萧楚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的讲话。1926年因发表《欢迎北伐军进驻武汉》一文，与社长、主编同时被捕，关了三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但《晨光报》也停刊了。于是塞克投奔“革命的南方”——上海。
田汉介绍塞克免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习文学、美术。1927年冬，学校举行“鱼龙会”，演出话剧、戏曲一周。塞克参加话剧《父归》的演出获得成功。塞克的表演才能被发现了，从此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
1928年艺术大学解散，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绘画三系，塞克同郑君里、陈白尘、赵铭彝等一同转入学院。后来学院改为“南国社”，塞克是该社的台柱子，演出过《战栗》《南归》《父归》《娜拉》《古潭里的声音》《莎乐美》《一致》……翻开《田汉文集》，在南国社演出的剧目中，每个戏码都有陈凝秋的名字。
除演戏之外，塞克继续写诗歌，出版了《追寻》《紫色的歌》两部诗集和诗剧《弟弟》。
大革命失败后，青年们思想很混乱，上海文艺界也是派别纷争，各持己见，讨论的是“文学革命”“革命文学”。鲁迅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此时塞克向往十月革命，想去苏联。1929年秋他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因为没有关系，无法出境，两个月后又回到上海。塞克说：“我当时写诗作画不能摆脱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不能走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而苦恼。”“我否定了上海文艺界，也否定了自己，把写的稿子撕了，扔掉……或是干脆不写……”
1931年塞克第三次来到哈尔滨，仍一心想到苏联去，当时他无职业、无钱又无关系，只好徒步走到满洲里，想偷偷越境出去。国境线守卫森严，他出不了国境，却被警察追捕，就又回到哈尔滨。他“决心前进，不后退”，不能去苏联也不回上海，一直坚持到“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塞克与好友金剑啸（共产党员，1936年牺牲）见面，两人坐在哈尔滨公园的长椅上交谈“帝国主义来，我们怎么办”。他们觉得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充实自己，并寻求可靠的反帝力量。塞克决定继续争取去苏联。这年初冬，由金剑啸、姜椿芳帮助，搭难民车到绥芬河，找到苏联驻绥芬河领事，要求去苏联，但领事却不同意。塞克就自行走过国界，被苏联边防军误认为是“国际间谍”，关了三个月，于1931年春送出国境。
塞克一路讨饭来到北满小绥芬河，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抗日自卫军左路军），和周保中、李延泉等同志在一起，做宣传工作。作为诗人、艺术家的塞克不再彷徨，实地参加了血与火的战斗。但革命的道路是坎坷的，半年后塞克所在的抗日自卫军因领导人逃跑而散掉了。塞克怀着一腔热血同沙蒙一道从营口回到上海，1933年参加“左联”。
塞克到上海不久，就创作了歌词《流民三千万》：
殷红的血，映着火红的太阳，
突进的力，急跳着复仇的决心。
我们是黑水边的流亡者，
我们是铁狱里的归来人。
暴日的铁蹄踏碎黑水白山，
帝国主义的炮口对准饥饿的民众。
青天已被罪恶的血手撕裂，
长空飞闪着血雨腥风。
我们衔着最大的仇恨，
我们拼着最后的决心，
洗清我中华民族的国土，
开辟条解放奴隶的先路。
此曲由冼星海谱曲，唱出了他们此时的心情和愿望。
“左联”时代是塞克创作的**时期。他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目击者，“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的见证人，愤怒地喊出了“种子下地会发芽，海水洗不清这心头恨”（《心头恨》，贺绿汀曲）；“官不抵抗民抵抗”（《赴战曲》，星海曲）。这个时期塞克与星海合作创作的歌曲最多，如《全面抗战》《救国军歌》《抗敌先锋》《跑关东》《苦命人》《血花曲》《少年进行曲》《打江山》《炭夫曲》《打铁歌》以及儿歌《谁跟我们玩》等等。这时期塞克也写小说和剧本。小说有《东线路上》，收入《东北作家近作集》；剧本则有《铁队》与《流民三千万》。《流民三千万》是多幕剧，曾遭国民党当局禁演，但于1939年在延安演出了。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苏联歌曲《水兵歌》《青年航空歌》等等。
塞克在上海先后组织了新地剧社、大地剧社、狮吼剧社，演出过《夜店》（他自任导演）、《雪的皇冠》和《贫非罪》……由他主演的电影有《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和《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等。
全面抗战开始，塞克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经湖北、河南到达山西，在山西临汾参加了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做艺术指导，随团在山西前方、陕西西安等地演出，于1938年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戏剧系教授。
从亭子间到窑洞，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对象都变了，塞克的创作风格和形式也在变化。从他与冼星海合作的《生产大合唱》来看，他们在寻找中国新歌剧的道路——采用民族民间的诗歌语言，表现革命根据地抗战、民主的新天地和翻了身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尝试是成功的。一时“二月里来好春光”的歌声响遍边区开荒生产的各个山头。后来，通过各地文艺工作者的传播，这歌子唱遍全国，包括大后方和敌后，那时仍有不少人怀疑抗战能否胜利，当“速胜论”和“亡国论”甚嚣尘上时，《生产大合唱》用人民熟悉的生动语言，配上流畅、明快的音乐，表现出边区人民团结、欢快的生活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这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打动了千万人的心，特别是大后方的人民，他们没有条件看到《论持久战》的文件，却能从歌曲里体会解放区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对胜利前途充满的信心。《生产大合唱》为解放区抗战文艺立了一功。
在延安，塞克与星海再度合作，除《生产大合唱》以外，还写下了许多歌曲，如《没有祖国的孩子》《满洲囚徒进行曲》《准备反攻》《秋收突击》《三八妇女节歌》《抗战教育》《张曙先生挽歌》《东北之歌》《白求恩医院院歌》等等。塞克在延安的剧本创作则有：《争取最后的胜利》（独幕剧）、《九一八前后》（多幕剧）等。
1940年塞克导演了《钦差大臣》（由鲁艺、女大、抗大联合演出）、《铁甲列车》（青艺演出），还发表了许多文艺论著和歌剧《滏阳河》。
1942年，塞克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且以非党同志的身份，参加了党校学习。塞克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延安整风，思想收获最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推动我文艺思想前进的一个最根本的关键，是1942年在延安参加毛泽东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经过中央党校学习。在这期间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党的政策、路线、文艺方针，另一方面仔细地印证了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更觉得坚持毛泽东文艺方针是每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天经地义的神圣天职！……正因为这样，才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待艺术问题不迷失方向，对待任何作品，不失掉清醒的判断能力。”
1940年塞克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当院长，解放战争期间在热河省负责文联工作，后任佳木斯市文联主任、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1949年调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53年转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4年后到北京，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做顾问。他虽在行政领导的岗位上，但他的艺术创作没有停止。抗美援朝期间他写了长诗《大同江之歌》，后由王卓谱成大合唱。他还写了歌词《星海挽歌》（张棣昌、陈紫曲）、《我们要高举鲁迅的战旗》（张棣昌曲）、《翻身的孩子》、《朝鲜大捷歌》（安波曲）、《山歌唱给祖国人民听》（刘炽曲），并为电影《丰收》和《六号门》写了主题歌。1956年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塞克热情地写了长诗《纪念碑》，1960年由杜鸣心谱成大合唱，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演出。
塞克是个铁汉，其志坚坚，其声铮铮。“文革”中塞克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塞克同志说：“我是通过艺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虽然我今天还不是党员，（我）在艺术思想上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是不含糊的，而且我也从不允许自己的艺术活动脱离党的轨道。”“说我主张文艺领导政治，主张不为工农兵服务，主张不要传统……这完全是误会，因为这同我在艺术上走过的道路，同我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不符。关于这一点如有任何怀疑，欢迎进行检查！”
塞克同志以一个青年诗人身份涉足中国新文化文坛，是我国话剧、电影事业的先驱，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表演艺术的新成就；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后，写了许多鼓舞抗战、挽救祖国危亡的歌曲；创建、领导了许多艺术团体，为建立和发展中国话剧、歌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多方面的艺术活动，业绩累累，使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光照青史。
塞克同志去了！
我们为失掉塞克同志而悲痛！
（原载《新文化史料》198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