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称誉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我认为这个称誉用在塞克身上，也无不可。托尔斯泰和塞克在思想上有极大的差异，托尔斯泰是发狂的笃信基督的地主，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竭力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鼓吹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另一方面，托尔斯泰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以上引语都是列宁说的）塞克在思想上没有这些突出的矛盾，他是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虽然出生于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但他比较长期在东北生活和工作，在哈尔滨居住的时间最长。1924年，这位十八岁的青年任哈尔滨晨光报社副刊主编，就刊载南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倡导的革命文学的理论文章，深受创党初期的共产党人萧楚女及其作品的影响。1926年因为发表文章，欢迎北伐军进驻武汉而被捕入狱。1927年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开始进步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和导演生涯，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中国第一首救亡歌曲就是塞克写的《流民三千万》。抗战以后，他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和解放斗争，写了上述的剧作。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从爱国的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足迹，没有托尔斯泰的那些思想上的矛盾。当然，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不能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我是在列宁说的这个意义上认为塞克是中国革命的镜子。
我和塞克神交始自1936年读他的《流民三千万》剧本，直到1938年秋天我们才在延安晤面，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推心置腹。因为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教课，我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谋面的机会不多。有时，我们在清凉山下偶然遇到。他老是穿那件列宁装和棕色阔大的西装裤，高大的身体，昂首阔步，有时俯首低吟，在潺潺的延河之滨，独往独来。我仿佛看到当今的屈原行吟泽畔。我和他轻轻招手，有时并肩踽踽而行，有时寒暄两句，握手告别，让他独自在河边走去。
这以后，1939年秋天，我离开延安，参加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共同组织的文艺小组，和诗人鲁藜一同到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去了，直到1942年冬天才回到延安。我住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从大后方来的和从敌后回来的作家大部分都住在文抗。他和夫人陈克辛住在青年艺术剧院。
1942年，延安开始进行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住在文抗的作家大部分都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去了。因为我刚从敌后回来，敌后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需要以文艺形式及时反映出来，组织上决定我到桥儿沟西山“创作之家”，给我的任务是：创作。非党作家塞克夫妇，艾青、韦嫈夫妇和杨朔等也来了。
桥儿沟西山下面是天主教堂，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旧址，中央党校迁到北门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搬来了。西山只有一排窑洞，朝东，我和杨朔分别住在南面的两个窑洞里，北面两个窑洞由艾青夫妇和塞克夫妇居住。窑洞前面是一块相当大的平台，我们开荒耕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每个人包种自己窑洞前平台，留下走道以外，有二十平方米左右，种的是番茄和洋白菜。顾名思义，是洋菜引进的，前者当地叫西红柿，冠以西字，说明是舶来品；后者叫圆白菜，暗示与中国白菜不同。
塞克喜欢种西红柿，细心浇水，精心修枝，耐心搭架，墨绿色的叶子在架子上延伸，结着许多果实，从小长大，从绿色变白、变红，一颗一颗成熟了，果实累累，挂在架子上。塞克高大的身躯站在架旁，嘴里含着那只大烟斗，似抽不抽，聚神会精地凝视红艳艳的果实，丰收喜悦的浪花在他心中翻滚，却不把西红柿采下去吃。他舍不得，像画家欣赏自己画的出色美术作品一样，不忍心把它吃掉。他种的西红柿总是最后摘下，有的还是玛莎（即陈克辛）去摘的。
他生活在美的世界里，做事做人特别认真，种菜也不例外。他不依附权贵，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他在延安曾帮助一个干部写剧本。这个剧本是集体创作。由于剧本主题适合当时需要，引起人们关注。那个干部有点儿飘飘然，自以为是了不起的剧作家了。反革命“四人帮”垮台后，他爬上大官的宝座，和塞克都在一个系统里工作，塞克没有忘记这位“剧作家”，曾经希望见他。这位“剧作家”当了官，架子大了，拒不会见。塞克十分生气，拍案发誓，从此割席，再也不愿见到这样“人物”了。
他住在西山，和普通劳动者往来。十分随和，毫无大艺术家的架子，可以席地而坐，可以促膝长谈，天南海北。他多年流浪的生活给他带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风土人情。他有很多知心朋友，他的手杖可以做证。他有两个手杖，一个是在上面记他个人的重要事情，一个满满是他旧友新交的姓名，却不要依附权贵趋炎附势者的签名。在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也有我的签名。他每次走出窑洞，或者下山上街，他总爱拄着这根杖。谁说他独往独来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走呢？他和数不清的知交天天在一起，不管是在窑洞里还是在路上。
在艺术上，他也不满足于扮演《父归》《南归》《雪的皇冠》里主角所取得的重大成功，也不满足于戏剧和诗歌创作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在《忆小友——剑啸》一文中说，“我为当时写诗作画不能摆脱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走出一条新的生活、创作道路而苦恼”。他参加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对党的政策路线和文艺方针有了更加深入的进一步了解，觉得坚持毛泽东文艺方针，是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他说：“对待艺术问题，要做到不迷失方向，对任何作品不失掉清醒的判断能力。”
我们在西山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在各自的窑洞里构思或者写作；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工作一段时间；中饭和晚饭是在那作为厨房的没有门的窑洞共进，然后就到平台上给西红柿和圆白菜浇水、剪枝、搭架，劳动了一阵，便闲坐聊天。塞克是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他到“创作之家”来，准备创作剧本。艾青从“文抗”转到“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刚从三边深入生活回到延安，到“创作之家”写诗。杨朔从敌后回来不久，准备写反映敌后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我主要在写短篇小说。
“创作之家”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分工由西北局宣传部主管，秦川同志是代表宣传部的联络员，负责反映、处理、解决我们在创作上和生活上的问题。
在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军不断进行有大有小的扫**，一年大小扫**数十次。在扫**中，在一个村庄都住不上一宿，遇有情况，立即转移，要宿营几个村庄，才能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这时，天快亮了！从敌后回来，住在西山，不啻是进了静谧的“天堂”，以为可以安安静静创作一段时间了。可是西山下面鲁迅艺术学院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我在窑洞里写作的时候，或者在平台上休息的时候，看到鲁艺在教堂里或者露天开大会的紧张热烈的情景，不断发出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促使人们“坦白交代”。
西山“创作之家”仿佛是世外桃源，写作生活像是一泓泉水在静静地流淌，没有浪花，也没有涟漪。那口号声如同一片石子投入静静的流水里，激起千层浪。艾青、塞克、杨朔和我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去了。韦嫈、玛莎她们留下，和晚到的狂飙社主将高长虹同志一同在“创作之家”住下去。这是1943年七八月间的事，我只写了三四个短篇小说，就暂时停笔了，塞克要写的那个剧本大概流产了。
细流归入整风的大海，彼此相忘于“海上”。我们分别编在不同的支部（当时采取特殊措施，非党作家也编在支部里），互不了解。1944年冬天，整风学习尚未结束，个人的政治结论有待组织上做，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调我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上海工作十年，1959年调到北京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塞克从东北调任中央实验歌剧院艺术顾问，比我早六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1964年分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舞剧院，塞克继续担任前者的艺术顾问。虽然我们都在北京，因为工作岗位不同，谋面的次数不多，更没有时间深谈。
一场空前的历史风暴席卷祖国大地，我是对外文委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而且“钦封”为周扬的“文艺黑线”人物，《上海的早晨》横遭批判十年之久，“四人帮”“钦定”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我和塞克彼此音讯杳然，真像苏轼说的那样“十年生死两茫茫”！
从“大字报”和“小道消息”方面，约略知道一点儿塞克的遭遇：“文革”一开始，他就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经常批斗；1970年5月下放到河北蔚县西合营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年底，才因患高血压症，送回北京。我也是1972年12月从河南明港五七干校押回北京看病的，关在对外文委留守处。失去自由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失去自由的“走资派”，当然不可能自由相见，虽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连信息也无法沟通。他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创作，《山歌唱给祖国人民听》倾吐他始终不渝的爱国爱人民的热情。这歌词由刘炽谱曲。
粉碎反革命“四人帮”，我们先后恢复了自由，我到全国政协和文化部工作。他患脑血栓和糖尿病，以衰老的病躯，回到哈尔滨，参加萧红七十诞辰学术讨论会，在开幕式上讲话，先后写了一些怀念冼星海等战友的文章，发自肺腑，十分感人。1988年11月18日因病在北京停止了思维。他在八十二岁高龄离开我们，不能说是“早丧”。但我们共同生活在西山时，他三十七岁，正是“峥嵘岁月稠，意气方遒”，大可作为。这以后，虽然他先后导演了现代京剧《九件衣》和历史京剧《秦始皇》，写的歌词如《我们要高举鲁迅的战旗》《大同江之歌》《朝鲜大捷歌》《丰收歌》《纪念碑》以及上面提过的创作等，但行政工作占去他不少时间，在“文革”中又被无情地剥夺了十年宝贵的光阴，加上二竖为虐，横溢的才华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就艺术生命而言，可以说是“早凋”了，不能不说是文学艺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声哀悼一颗灿烂的光芒四射的艺术明星陨落了！但他留下优秀的反映时代的艺术创作将永放光芒！
1990年7月23日于北京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