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这座庞大的葡萄园中，肆意破坏一切的主教们正被上帝和使徒们驱赶走，只有路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尽心尽力管理着葡萄园。路德和加尔文这类的改革家深知精心布置的广告背后有多大的价值，在这幅路德教派的宣传画中，为了让本派的观点发扬光大，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地吸引一大批追随者。
现在，我们会经常听人们说新闻广告人员的狠毒努力，很多人都把“宣传”指责为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奇怪而又低劣的方法，仅是为了让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不过人们已经听惯了这种指责，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你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待过去的事情，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圣经·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管大小，都对吸引老百姓的注意力十分精通。按照新闻的专业术语来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就是一个接连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比较体面的，可很大一部分宣传都是杂七杂八、粗俗低下的，这些宣传是现在连百老汇都不会刊登的。连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家都知道精心布置的广告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其实他们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不能像红**那样，只要卑微地在路边愉快地生长就可以了。他们都是很认真的人，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他们要想成功，就必须要吸引一大批追随者。而肯皮斯的某个托马斯，一直静静地在寺院的一个角落里生活了80年，对于这种长时间的自愿流放，如果能及时地做个广告（原原本本地），那么就会产生很深的道德影响，而这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人们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阅读，这样就会有个很好的销量。可是如果阿西斯的某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文，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自己的劳动确实有成果，那么他们肯定会不惜任何代价去使用这样一种方法，即现在常和马戏团或电影新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预先设计的宣传
基督教强调的是谦虚，赞美的也是那些精神谦虚的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当初宣传时的特定方法，才造就了这些美德的布道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对一个人或者思想的宣传评判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这个人或这个思想，而在于这些宣传在受众者心中的价值。
可是基督教强调的是谦虚，赞美的是那些精神谦虚的人。可正是因为当时在宣传时使用了特定的方法，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才能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怪不得那些男女在被指责与教堂水火不容，与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枷锁相对抗时，会从圣经上撕下并采用一种十分奇怪的宣传方法。而我之所以提供这么一个不值一提的解释，就是因为那个善于做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也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此常常会受到人们的批判。也许他的手法不甚高明，可那些因他而获救的人或许并不这么认为。更进一步来说，就像检验布丁要通过品尝一样，对于伏尔泰这样的人，评定他的成功或失败，并不是根据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而是应该根据他为同胞们作了哪些贡献。
伏尔泰
文学巨匠伏尔泰在艰苦的环境下笔耕不倦，他用他的笔引导和鼓舞着法国人民，提倡民主、自由与平等，用他戏谑的文字挑战着腐朽的王权，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小说、哲学等文字作品，他以坚韧和勇气唤醒了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
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于是就说：“没有王权又怎样，我有一支笔。”他说的很对，他有笔，而且是很多支笔。可以说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所使用的鹅毛笔，要比二十多个一般的作家使用的还要多。他算是文学巨人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都是孤单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他所写的文章和整个作家协会的作品总数一样多。在脏乱的乡间客栈中他奋笔疾书；在冰冷孤寂的乡下客房中他创作了无数个六韵步诗歌；在格林威治的寄宿房屋的地板上他的稿纸遍地都是；在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他的墨水飞溅。此外，他还大量地使用了私人信笺，这些信笺都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的名字。在他还是个孩子，还在玩滚铁环和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就曾给了他一大笔零用钱，说让他去买一些书，80年后同是在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本大页纸和一些散装的咖啡，为了在无法逃避的死亡到来之前再完成一部书。而他写的那些悲剧、故事、诗歌、哲学和物理论文，我们没必要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进行评论。与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相比，他的十四行诗并不见得会更好，而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也不可靠，而且还很乏味，在科学领域的探索上，他也只是达到我们在周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准。可是他并不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因为勇敢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其实伏尔泰所处的是个走极端的时代，这个时代一方面有着一个极端自利和陈腐落后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有着一大批积极而又过度热情的青年男女，他们想要创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可又完全没有实际基础，空有一腔热情而已。伏尔泰的父亲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伏尔泰一直体弱多病，而命运也十分风趣地把他扔进装有鲨鱼和蝌蚪的大漩涡里，要么就是被淹死，要么就是努力地游出来，而他愿意游出来然后跑到岸上。人们时常对他那长期与逆境作斗争时所采用的乞求、阿谀奉承、担任小丑的角色等方法感到怀疑。不过这些都是在他还没有获得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的行为，这位从来都不会因为有饭吃而对作品敷衍了事的作者，让他扔出第一块石头吧！当然，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会为了几块多余的石头而发愁。因为在他这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作斗争的事业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所以对被当众打一顿或被人家扔香蕉皮这样的小事，他是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充满希望的乐天派。如果他今天被抓进监狱，保不准明天在这个逮捕他的宫廷中就会获得一个显赫的职位。如果说他一生都不得不去听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们辱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说不定在塞满情书的橱窗的某个角落中，就扔着一枚教皇赠给他的漂亮勋章，以此来证明他能受到教会的责难，也能得到教会的赞赏。这些都是不奇怪的，而他也在尽情地享受人间的快乐，一直过着那种奇怪的、多彩的生活。
两个极端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极端的时代，在那里一面是有着极端自利和陈腐落后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制度，而另一面又有着一大批积极而又过度热情的青年男女，他们想主动去破除、改变这种状况，却没有任何实际基础，空有一腔热情。这些人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无法逃离地狱的逼近，却也无力接近天堂。
在血统上，伏尔泰算是中间阶层。他的父亲因为没有一个比较风光的名字，所以属于那种开私立信托公司类型的人。伏尔泰是在帮很多富家贵族的心腹做些杂活，同时还管理他们的法律和财物权益，所以他比较习惯于接触那些家境比自己稍微好点的阶层，这也为他以后的生活中超越大多数的对手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母亲名叫德·奥玛尔德，是个很贫穷的人，一点嫁妆都没有带来，可是她的名字前有个“德”字，这就已经让她的丈夫感到十分幸运了。因为所有的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的欧洲人，特别是多数美国人）都对这个字敬若神明。伏尔泰也为他那被封为贵族的祖辈带来的荣耀感到骄傲，刚开始写作时他就把自己那带有平民气息的名字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有着贵族气息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可是他是怎么更改了自己的姓氏，是在什么地方更改的，这些还都是一个谜。在家中他还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喜欢自己的姐姐，因为在母亲去世后，一直是姐姐在照顾他。他的哥哥是个忠实的詹森教派牧师，为人热情正直，不过伏尔泰很讨厌他的哥哥，这也是他为什么尽量不在父亲的名下生活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他的父亲亚鲁艾也不傻，很快就知道他是个因心怀不满而容易闹事捣乱的人。因此就把他送到了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对拉丁六步韵诗十分精通的人，同时还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斯巴达式的人。在耶稣会中，那些虔诚的神父们会努力地劝导他，还对他进行扎实的基础训练，这些基础训练主要是针对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使用的语言的。不过对于他的这些“古怪”的才能，这些神父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消除的，也正因为此，他一开始就和别的学生不同。
叛逆的萌生
有着中产阶级血统的伏尔泰，为母亲的贵族出身而感到无比荣耀，但现实中家境的寒酸让他从小就有着叛逆的心理，他喜欢一直照料他的姐姐，讨厌詹森教派的哥哥。父亲将他送进耶稣会，期望他能成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斯巴达式的人，但神父们也对他“古怪”的劣根性束手无策，无法遏制他脱缰的灵魂。
苦涩的爱情
年轻人期望着能躲开世俗的纷扰，却难以为他们的爱情寻找到一个可以安置的空间，他们在彼此欣赏的爱情中表现得充满怯懦与矛盾，但在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外力下，他们只能独自品尝命运的苦涩。伏尔泰可以选择喜爱的女孩，却不能选择女孩的母亲，这段脆弱的爱情也最终在女孩母亲的反对下被生生拆散。
在他16岁时，教士们都很愿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不过为了得到父亲的欢心，他又开始学习法律。可是一个人不可能整天只读书，其他的什么都不管吧。所以晚上他就有很多空闲时间，而他为了消磨时光，不是在地方报纸撰写一些幽默风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馆中把自己的文学新创作朗读给自己的朋友听，可是这样的生活要是放在两个世纪之前，那可是要下地狱的。他的父亲亚鲁艾在充分意识到他这些危险行为后，就向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朋友求助，希望他能在海牙的法国使馆中给伏尔泰安排一个秘书的工作。可是当时荷兰的首都就像现在一样十分单调，因为没有事情可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女孩谈恋爱。这个女孩的母亲是社交界的一名记者，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女人。她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政界人士，于是她就找到法国大使，请他在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前把伏尔泰给赶出去。这名大使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他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他就慌忙把自己的这名秘书给赶上了下一辆前往巴黎的公共马车中。伏尔泰没了工作后，又一次被父亲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亚鲁艾就想到了一个方法，那些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即他请求了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得到信后，他就把信放在伏尔泰面前，然后问他是想去强制空闲的监狱，还是想写一份申请书，然后去法律学校用功地读书。伏尔泰选择了第二种，还保证说会很勤奋和用功。然后他很遵守承诺开始勤奋，开始了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可是整个镇子都对他这方面的勤奋说长道短。当然这并不是他父亲亚鲁艾所希望看到的，于是亚鲁艾就运用自己的权力，把伏尔泰从塞纳河的那些追求享乐的场所中赶了出去，然后让他到一位乡下的朋友家中去住一年。
伏尔泰在乡下每天都百无聊赖（当然也包括周末），于是他就开始认真地学习文学，并且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剧本。就这样，在度过了充满清新空气和颇有收获的单调的一年生活后，他又回到了这座可以寻欢作乐的首都城市中。为了弥补那些丢失的时间，他一回来就马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讽刺摄政王。虽然国王觉得骂他这个卑鄙的摄政王什么都可以，可他却不喜欢伏尔泰这样为他做宣传，于是伏尔泰后来的文章就给他带来了第二次流放的灾难，最后他还被迫在巴士底监狱待了一段时间。可是当时的监狱，即为伏尔泰这种在社会上有声望的年轻绅士所准备的监狱，其实并不算一个很坏的地方。因为除了不能擅自离开外，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这也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于是，在这座巴黎中心的孤独的牢房中，他就有机会去认真地工作了。在刑满被释放时，他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而且都十分成功，其中有一个剧本连续上演了45个晚上，打破了18世纪的全部记录。这些不仅为他赚了一大笔钱（他很需要钱），还为他赢得了才子的名声。可是对于一个还要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最不幸运的事。因为自此以后，人们在大道上或者在咖啡馆中，所开的玩笑全都是关于他的，而这些玩笑能在几个小时内获得人们的欢迎。他也正因为此才到英国去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
1725年，对于古老而又没用的罗汉家族，伏尔泰开了（或者没开）几句玩笑，于是罗汉的骑士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一定要进行报复。可当时古代统治者的后代自然是不会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进行决斗的，于是这位骑士就让自己的侍从去帮他复仇。有一天晚上，伏尔泰正在和父亲的一个老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突然有人说外面有人找他，他到了门口后，罗汉男爵的侍从们就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整个镇子里不胫而走，就算他打扮得再体面也像漫画中丑陋的猴子，他鼻青脸肿，而且头上还缠着很多绷带，人们都把他当作了谈论的话题。这时，只能通过采取一种坚决的措施，他才能获得解救，才能不在滑稽的报纸中名誉扫地。伏尔泰一冲动，就把自己的见证人送到了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的击剑训练，准备展开一场生死搏斗。可是，在大战的那天早上，伏尔泰却发现自己又被送到了监狱中。因为罗汉是个真正的无赖，他把这场决斗告诉了警察，于是伏尔泰就被逮捕了，直到他要被赶到英国才得以释放。伏尔泰就赶往了西北方向，而且除非国王的宪兵向他发邀请函，否则他不准再回到法国来。于是伏尔泰就前往了英国，并在伦敦和伦敦附近居住了4年。虽然不列颠王国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天堂，可是和法国相比，还是比较像天国的。因为皇家断头台给法国这片土地留下了阴影。1649年1月30日对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日子，因为曾经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发生的事，在那些敢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的人身上也会发生。而至于国教，那些官方教堂自然是享有某种权力和丰厚的待遇，而那些喜欢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能够平安地生活。可是与法国相比，英国的那些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是很微弱的。那些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还有那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也会被抓进监狱，不过对路易十五的子民来说，英国的这种一般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完美的。
牢狱之灾
回到巴黎的花花世界，伏尔泰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让后者大为光火，于是这让伏尔泰被迫在巴士底狱待了一段时间。这些为社会上有声望的年轻绅士所准备的监狱其实也不算糟糕，那里除了限制自由以外，犯人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也能借此闲暇安心从事创作。图为巴黎市中心的警察总部。
不列颠之行
平缓的泰晤士河两岸，穿插着雄伟的教堂、巍峨的城堡以及大量拥挤的市井街道，历经宗教改革的风波之后，“君权神授”的思想蔓延开来，英国统治者摇身成为了“国教领袖”。被驱逐出法国的伏尔泰转往了英国，并在伦敦和伦敦附近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安逸地度过了四年时光。
1729年，伏尔泰回到了法国，虽然他被允许在巴黎生活，可他却基本上不使用这项权力。他就像是一只小心翼翼的动物，很高兴从朋友手中获得一块白糖，但又充满警惕，有一丝危险的迹象他就会马上逃走。他一直努力地工作，写了大量的作品，也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后，就从利马和秘鲁一直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完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而这些都是知识渊博、通俗易懂的，在40岁时他就已经是当时无人企及的文学家了。不过另外一件事却使他认识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文明。当时在遥远的普鲁士，在一座破旧的院子中，一群老土的人围着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他打着哈欠，想找几个能让自己感到快活的人来陪着自己。他十分羡慕伏尔泰，一直都想把他请到柏林来，可是对于1750年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迁移就像是搬到寸草不生的维吉尼亚，在弗雷德里克一再地提高给他的筹款后，伏尔泰才接受了这个邀请。可是在他来到柏林后，矛盾也就随之出现了。因为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伏尔泰这个法国剧作家，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相处的。在经过了两年的争斗后，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把伏尔泰赶回了那片他愿意称为“文明”的土地上。不过伏尔泰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本身是对的，因为弗雷德里克国王所写的法国诗歌确实很糟糕。但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他比别的任何一个欧洲君主都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趋利避凶
高傲的法国国王安坐在王座上，接受众多女神的赐福，再次重回巴黎后，法国人民这种对帝国强盛未来的乐观态度让伏尔泰不得不时刻如履薄冰，以免不经意的讽刺触碰到当权者脆弱的神经而让他重蹈覆辙。当来自普鲁士的邀请送到他手上时，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两个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是无法在柏林共存的。
伏尔泰在60岁时回到了故乡，不过他没有心情去接受那些严厉的判处，而法国家庭却就是靠这种判处来维持秩序的，而且还不允许别人有反抗之词。其实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就把神圣的智慧之光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作品——人类，可是人类却不愿意使用它，这一点让伏尔泰一生都感到气恼。伏尔泰憎恨各种样式的愚蠢，所以他就把大部分的憎恨发泄在那些所谓的“邪恶的敌人”身上，像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扬言说要摧毁它。其实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家”，因为他们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会拒绝思考。伏尔泰从孩童时期就觉得是被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的，而这个机器好像是凭借一种没有生机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老年时的梦想就是摧毁这个东西，或者最起码也要打翻这个东西。而法国政府也没有辜负他，在世界上制造出了一大批法律上的丑闻，帮了他很大的忙。
思考
智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但人们却总是不愿意去使用它。伏尔泰憎恨各种样式的愚蠢，所以他就把大部分的憎恨发泄在这些人类“邪恶的死敌”身上，并扬言要摧毁它。事实上，这些“邪恶的敌人”正是人类自己，当他们衣食无忧、生活安逸时，人类每每不愿改变，进而拒绝思考。
其中第一个丑闻事件发生在1761年，当时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市中居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他是个新教信仰者。可土鲁斯一直都是一座很虔诚的城市，不准城中的新教信仰者担当公职，也不准他们担任医生、律师、书商和助产士的职务，而且也不准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让新教信仰者来担任用人。在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体的居民都要用盛大的赞美盛宴和感恩，来纪念屠杀新教信仰者的圣巴塞洛美惨案。虽然居住环境不好，可卡拉斯一生中还是和睦地与邻居相处着。后来，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他仍旧对儿子很好，而且还和人们说，他会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宗教。可他家还是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丑事，这件丑事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的。麦克是个很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可新教信仰者的身份使他不能参加这个职业。可他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而且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于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就使得他患了抑郁症，最后他的思想被病魔深深地摧残。后来，他开始向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会长时间的一个人散步，而且还时常向朋友讲述自杀的好处。
可悲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着选择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自由，但有时这种选择连带赋予他的身份却成为了他达成人生梦想的最大障碍。残酷的现实与落差常让人错误地走上极端，当可悲的生命悄悄逝去，也同时宣布失败人生的颓然落幕，宗教的信仰让一些人拥有希望，也同时将另一部分人困入牢笼。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晚上，当家人正在招待一个朋友时，麦克悄悄地出去了，他跑到父亲的储藏室中，拿了一根用来打包的绳子，然后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几个小时后，他的父亲发现了他，而他的罩衣和衬衣都整齐地摆放在鞋子上面。对此，家人感到十分绝望，因为当时自杀的人，是要脸朝下**着身体被拖着穿过城中的街道的，而且还会被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给吃光。卡拉斯一家也算是有身份的人，自然不甘心于这样的羞辱。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要做些什么和打算做些什么，不过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就上报给了警察。于是，这件丑闻就迅速地被传开了，这条街上就迅速地站满了气愤的人群，他们都说要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信仰者，他就把儿子给杀了。在这座小城市中什么新奇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在18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像是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身上，所以就算是最离奇的事情，人们也会相信，就好像这些离奇的事情能让人们松一口气。而对于这种可疑的情况，那些高级官员完全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于是他们马上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和用人，连最近去过或接触过卡拉斯家的人也被逮捕了。然后他们把这些所谓的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带上枷锁，把他们扔在地牢里，这个地牢是专门关押那些罪大恶极的敌人的地方。第二天就开始了对他们的审查，可是所有人的描述都一样，他们说麦克·安东尼是悄悄地进了家门，然后又离开了房间，他们都认为他只是一个人去散步了。然而此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开始参与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事情就变成了这样：因为这个新教信仰者要树立真正的信念，而他的儿子想转回到真正的信仰上，于是他就残忍地把自己的儿子给杀害了。然后这件事就以这种说法给传开了。
谣言的可怖
不知情的揣摩常常滋生着谣言四起，人们为可悲的死者展开了新的对峙与争斗，冷漠、围观、同情、愤怒……人类形形色色的面具背后所潜藏的善良与罪恶都在此刻暴露出来。没有人为可悲的故事落泪、沉思，无聊犹如黑色的送葬棺材充斥着人们离奇的猜测，然后再从缝隙间挤出新的罪恶。
只要是对现代侦破方法熟悉的人，都会认为官方应该根据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来作出判断。大家都知道麦克是个28岁的强壮青年，而他的父亲已经63岁了，说他的父亲可以不经过任何搏斗就轻易地把他吊死在门柱上，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会出现的。可是那些镇议员们却没有一个人在这一点进行思考，他们只顾着去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现在他们认为麦克的自杀应该受到殉教者的待遇，要把尸体停放在礼堂上三个星期，然后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照最盛大的仪式来埋葬。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们把已经死去的加尔文主义者当作是自己组织内的一员，并在他的尸体上涂抹了防腐药料，然后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而这种仪式一般是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才拥有的仪式。而在这三个星期内，城中的每个布道坛都在督促那些虔诚的土鲁斯人们提供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是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最后这个案件被大众报刊彻底地报道出来了，在麦克自杀5个月后，审判就开始了。当时有个审判官很机智地说，应该去卡拉斯的铺子中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可他却被12张反对票给压倒了，而卡拉斯也被宣判判处酷刑，要被车轮给撕裂。
闹剧
没有人静下心来去琢磨事件的来龙去脉，为了凸显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与宽容，人们迫不及待地收拾起受害者的尸体，将这个可怜的殉教者授予最隆重的安葬，宛如隆重的宗教庆典。人们从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搜集来证据以支撑他们的判断与结论，遮掩起任何经不起推敲的疏漏之处，力争完美地设计了一场闹剧。
然后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把他吊得有一米那么高，接着使劲拉扯他的四肢，拉到脱臼才住手（我这是摘抄的官方的报道）。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卡拉斯绝不承认，于是他又被放了下来，然后被灌了大量的水，他的身体马上就变得比原来大了一倍，可是他还是不承认自己犯了罪，于是他又被放到了死囚车上，被送到刽子手那里，说要撕开他的胳膊和双腿。在接着的两个小时内，他躺在铁板上感到万念俱灰，可是那些地方官和教士们还不断地询问他问题，他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勇气继续说自己是无罪的。对于他这种固执的谎言，首席执行官十分气恼，于是就不再审理这个不会有所进展的案子，而是直接下令把他绞死。此时，大家的愤怒也就平息了，所以也就没再处决他的家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全部的财产后，被允许去隐居，于是她就在那些忠诚的仆人的陪伴下，开始过挨饿受冻的日子。而孩子们全都被送到了修道院，只有最小的孩子是在麦克自杀时在尼姆读书，然后他就很明智地逃到了日内瓦。
定罪与救赎
在幽暗的刑讯室里，人们披着正义的伪装准备对善良无辜的人施以酷刑，企图从这些可怜者的口中获得认罪的只言片语，以此让他们在舆论面前获得灵魂的救赎与解脱。直到他们在真相与勇气面前败下阵来，恼羞成怒地为其匆匆定罪，在用他们的双手泯灭了一个生命的同时，也让一个家庭背负上重重苦难。
当时，这件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居住在费内的城堡中（这座城堡距离瑞士很近，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的伏尔泰也听到这个案子，可是他一开始拒绝去探知事情的原委，因为他一直都和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牧师们不和，而那些牧师们也认为伏尔泰在他们城中建立的那个小戏剧院，是对他们的挑衅，是个恶魔的建筑。于是，伏尔泰就在高傲自大的心情下这样写道，他并没有对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产生任何的热情，因为，如果说天主教不好，那么新教信仰者自以为是的拒绝他的戏剧，就是更坏。而且，他认为（其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那12位法官也值得人们敬重，因为他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伏尔泰是个十分好客的人，而且是来者不拒，几天后来了一个马赛商人，当时审理这个案件时他就在土鲁斯，于是他就向伏尔泰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伏尔泰终于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罪行，此后，他就再也无法放下这个问题了。
勇气可以分为很多种，可是获得一等功勋的应该是那些举世无双的人，因为他们孤军奋战，敢于面对整个世界，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判决，而且全社会都认为这个判决是公正合理的时候，他们敢于高声大喊正义。而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指控说土鲁斯法庭的死刑判决虽然合法却不公正，那么就会出现一场大风暴，可他仍旧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认真地准备自己的诉讼。他访问了卡拉斯家那个逃亡瑞士的孩子，还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为了避免自己会因为气愤而失去理智，他还雇佣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自己的结论。在对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后，他就开始这场诉讼战争。首先，对每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大多是他认识的），他都鼓动其给国务大臣写信，请求对卡拉斯案件进行改判。接着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在找到她后，他又把她接到了巴黎，雇了一个最有名的律师来照顾她。因为这个女人已经精神失常了，她总是呆呆地祈祷，在自己死之前能够把女儿们从修道院中领出来，此外她就没有任何愿望了。其次，伏尔泰和卡拉斯的那个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他逃出学校后，并到日内瓦去找他。后来，他把所有的事实写成了一本名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并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是由那些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信件组成的，丝毫没有涉及到伏尔泰本身。再次，在更改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伏尔泰一直都是谨慎地躲在幕后，不过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战争，卡拉斯家的诉讼很快就受到了欧洲所有家庭的关注，而各地的上万名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纷纷捐款来帮助被告。最后，伏尔泰打了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场战争，而且还是一场胜仗。
正义的力量
当野蛮与罪恶之手即将染指阿波罗神庙的神圣之地时，愤怒的阿波罗携着电闪雷鸣出现在空中，正义的力量正拨开黑暗，让罪恶无处遁形。勇敢者总是孤军奋战，他们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与危险去面对整个世界，高呼着正义的声音，在历经重重险阻之后，为弱者迎来曙光。
当时，法国在位的皇帝是那位臭名昭著的路易十五，不过幸好他的情妇厌恶耶稣会和耶稣会人所做的一切（也包括教堂），所以就站在了伏尔泰这边。可是路易十五只喜欢享乐，他对人们总是讨论那个死了的新教信仰者很是恼火。当然，只要国王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们就不敢采取行动，而只要大臣不采取行动，土鲁斯法庭就会安然无事。土鲁斯法庭自认为自己很强大，于是采用一些高压手段，使得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无法接触到判决的原始文件。于是就在这个可怕的九月里，伏尔泰锲而不舍地做着鼓动动作，终于在1765年3月，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交出关于卡拉斯案件所有记录，并建议进行新的判决。当这个决定被公之于世时，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卡拉斯是因为一些没有犯过的罪行被处死的。在经过大量的努力后，人们终于说服国王赏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笔小钱，而且以前审理这个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撤了职。这个事件很委婉地向土鲁斯人们表示，不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凡尔赛
作为法国王室贵族休养、狩猎、享乐的行宫，凡尔赛宫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地，路易十五在其执政的初期曾深得民心，但他的贪图享乐最终让国民由希望转为失望。社会的呼声与伏尔泰的锲而不舍最终还是促使大法官对土鲁斯法庭下达敦促，从而让沉寂多年的冤案重现人间。
虽然法国政府可以对这件事采取很委婉的态度，可是法国人民却感到十分气愤。伏尔泰也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误判的案件，还有很多卡拉斯那样的人，虽然清白却受到了折磨。比如，在1760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信仰者乡绅，热情地招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后来他就因为这个耸人听闻的罪行被剥夺了全部财产，还被判处去做划船的苦工。他是个十分强壮的人，因为13年后他还活着，于是别人就把他的困境告诉了伏尔泰。伏尔泰就又开始了这项工作，他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弄走后送到了瑞士，而这个人的妻子和孩子也都在那里靠着政府的施舍过日子。伏尔泰一直在照顾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一些没收的财产给他们，并允许他们回到那个被荒废的家，伏尔泰才不再资助他们。
等待拯救的灵魂
挣扎、纠缠的人影密密匝匝地躲在阴影里，他们停滞着、推挤着、哀叹着、呼号着。当人们将视线停落在这片容易被遗忘的角落，才恍然发现不幸的事件并非仅仅是个案，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身边，堆积在时间的重重案卷之下，这让伏尔泰重新投入工作，试图改变诸多冤案背后那些可怜人被强行扭曲的命运。
接着就是绍蒙的案件，他是因为参加新教信仰者的露天会而被抓起来的，他也因为这个罪名被逮到船上做无期的划船苦工。可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调解，他又被释放了。可是对下面所发生的情况来说，绍蒙这样的案件只能算是个小案件。下面这件事的发生地还是法国多次被摧残的朗格多克，在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信仰者被剿灭后，这里剩下的只有无知和偏见。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信仰者，他就住在靠近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人们很尊敬他，他是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来过日子，因为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一张普通的租契都可以向税申报单一样，赚取大量的钱财。瑟文有三个女儿，而最小的那个是个不懂事的傻子，只会瞎捉摸。1734年3月她突然离开了家，瑟文夫妻四处寻找，但却毫无音讯。几天后，地区的主教突然出现在瑟文面前，并说瑟文的女儿拜访了他，想做尼姑，现在正在一个女修道院中。几百年的压迫已经使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信仰者们精神崩溃了，所以瑟文就很恭敬地回答说，在这个倒霉的世界中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同时还接受了这个无法避免的命运。可是修道院的气氛很怪异，这个可怜的痴儿很快就失去了最后一丝理智，在人们都开始厌恶她的时候，又把她送回去了。当时她很沮丧，总觉得四周都是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对她的生命也很担心。后来没过多久她就再次失踪了，两个星期后，人们在一口老井中把她捞了出来。
虔诚的修女
混乱的社会让很多人有着遁世的想法，善良的女孩在成为修女后，精神的压抑还是夺走了她最后一丝理智，在人们厌恶的目光与讥讽中，她被送回了家。精神沮丧的女孩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想到带给家人的却是漫长的劫难。图为修女们在冰冷、孤寂的修道院中虔诚地祈祷，渴望着救赎与奇迹。
而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理中，人们都十分相信关于新教信仰者的造谣和诬陷。对于当时发生在无辜的卡拉斯身上的事情，瑟文一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就决定不能重蹈覆辙。于是他们就逃跑了，在这场穿越阿尔皮斯山的可怕的旅途中，他的一个小孙子被冻死了，后来他们终于到达了瑞士。可是他们逃跑得还是有点晚了，因为几个月后，他们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行（缺席判罪），而且下令要吊死他们。而他们的女儿们被判处要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卢梭的一个朋友就把这个案件告诉给了伏尔泰，在处理完卡拉斯的案件后，伏尔泰就马上开始了瑟文一家的诉讼案件。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只需为瑟文辩护就可以了。在处理这个案件上，伏尔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因为土鲁斯的法庭再一次拒绝提供任何的资料和证据，伏尔泰只好再一次开始宣传，向俄国的凯瑟林、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请求捐助，直到迫使国王关注这件事为止。终于在伏尔泰78岁那年，也就是他坚持上诉的第八年，瑟文被宣判无罪，而那些幸存的人也终于被允许可以重返家园。于是，第二个丑闻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背离的罪恶
经年传承下来的传统往往会成为人们眼中不可侵犯的标尺，有时甚至成为罪恶最好的伪装和帮凶。这些背离着初衷的罪恶就潜伏在人们的身边，它让人性变得贪婪、丑恶，让整个世界遁入混乱，盲从的人们在它的**下与正义渐行渐远，为了背离的罪恶不惜夺去他人的生命。
可是第三个丑闻事件也接着出现了。1765年8月，在距离亚眠很近的阿布维尔镇子中，不知道是谁把挺立在路边的两个十字架给折断了。于是，三个少年就被怀疑犯了亵渎罪，而且被抓了起来。其中一个少年逃到了普鲁士，而剩下的那两个就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的那个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因为人们在他的书堆中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而所有的思想自由的大师都出现在了这本著名的辞典中，单凭这一点他就很可疑。于是法官们就决定对他的过去进行调查，寻找一些证据，而这些证据是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发现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时，他没有下跪和脱帽致礼。对此巴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说自己当时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要冒犯的。于是法官就开始拷问他，可他毕竟太年轻，不像老卡拉斯那样能够忍受痛苦，他很快就承认自己破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于是他就因为“不虔诚，故意不在圣像前下跪，不脱帽致礼，唱一些亵渎神灵的歌，赞许那些亵渎神灵的书”等这些性质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为死刑。可是处决十分残忍，（要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把他的舌头给撕下来，要砍掉他的右手，还要把他慢慢地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民众对此十分有争议，因为就算是把那些详细地写在起诉书上的所有罪行都犯了，也不能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来杀害一个少年。人们纷纷向国王请愿，大臣们也被那些请求缓刑的呼声给包围了。可是国家局势不稳定，必须要杀一儆百，于是，在受到和卡拉斯一样的折磨后，巴尔被送上了断头台斩首了（这还是对他的特别恩惠）。刽子手把他的尸体，他的《哲学辞典》，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给烧了。
守旧者的不安
当那些新的、激进的思想让守旧者胆战心惊时，以最快的速度将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无情地抹去才是让他们内心重归平静的唯一方法。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权力，对那些背离了正确和错误之间的道路的人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然后用邪恶的狂热填充他们内心的不安。
那些对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感到害怕的人，对他们来说这倒是让人感到高兴的一天。因为这个事件表明，对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来说，只要他们背离了正确和错误之间的这条道路，去追随那些比较激进的哲学家，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伏尔泰就接受了挑战，虽然他已经快要过80岁生日了，可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以热情和正直投入到了这个案件中来。因为巴尔是以“亵渎罪”被处死的，所以伏尔泰首先就要知道是否有这么一条法律，人们在犯了假设的罪行后就要被判处死刑。结果，他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一条法律，然后他又向他的律师朋友们询问，可他的朋友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法律。于是，人们就慢慢地知晓了，是法官们“发明”了这样一个法律，为了杀害那些犯人，他们用自己邪恶的狂热捏造了这样一个“合法”的法律。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那些不堪入耳的谣言传得到处都是。而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也迫使法官们开始揆情度理，对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也始终没有得出结论。而巴尔，终究没能沉冤得雪。复审案件一直拖了很多年，直到伏尔泰去世都没有结果。不过伏尔泰的这一击已经产生了效果，就算它不是为了宽容，最起码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那些因为爱挑拨是非的老妇人的鼓动和腐朽法庭的判处而做出的各种恐惧的行为也都到此结束了。而那些有着宗教企图的法庭只能在黑暗中偷偷地行事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它们是无法抵挡伏尔泰所采取的这种进攻方法的。伏尔泰让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还雇佣了一支庞大的乐队，把大家都邀请过来，把敌人逼得走投无路，结果，这些敌人都变得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