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钟表的钟国琴是女的，还有一个修钢笔的葛华也是女的。葛华比钟国琴年龄要小，约在二十刚出点头的样子，剪着露出耳朵根子的短发，细窄的鼻梁，尖尖的下巴，透着几分秀气，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正在发育中的十六七岁男孩子。葛华与钟国琴有一点极相似，都是师承家技，跟父亲后面学的手艺，只不过葛华的父亲——那个脸色蜡黄总是不断咳嗽着的人去世有两三年了。葛华接过父亲用过的镊子、皮管、夹套、笔尖模具，还有一大捆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笔杆，在离镇中学不远的三圣坊旁摆了个摊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或者“公家人”的标准着装，就是中山装左胸的口袋里插着一支或两支钢笔。那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是“金星”、“英雄”、“永生”钢笔，使用量最大的当属一种“新农村”牌子的学生笔，像舶来品派克金笔，那是一种极高贵身份的体现，整个镇上恐怕也找不出三支来。金笔与钢笔的区别，就是金笔的笔尖或笔身是14K到22K的黄金，钢笔则是一种合金笔，价格便宜得多。不管哪种笔，使用久了，磨损一大，就会出毛病，比如剐纸啦，漏水或是不下水啦，笔尖打旋笔帽里的簧片松了啦，要幺就是拧开笔帽的笔突然失手落地，笔尖给砸弯了或者分了叉……一旦写不好字，只有赶紧去找修笔的师傅。
葛华经手最多的，当然是“新农村”铱金笔，这是一种比普通钢笔耐用比金笔便宜得多的合金制造的钢笔，笔尖容易损坏。通常的处理，是用钳子将坏损的笔尖拔下，再比照相同的型号挑出一个新笔尖换上就行，但葛华不这样，只要见原来的笔尖没有太大的损坏，就尽量修好继续使用。葛华一丝不苟地打磨着笔尖，她面前的小圆桌上摆着镊子、笔尖模具和一瓶墨水、一团抹布，还有一个看不出颜色的木盒，里面装满被拆开的零零碎碎的皮管、夹套、笔杆、笔胆、笔舌等。葛华从小就在钢笔堆中长大，父亲的工作间里到处都是一些工具和钢笔配件。她印象里，父亲总是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口袋挂着一支钢笔，戴着眼镜躬身坐在桌子前修理钢笔。那时，父亲和修钟表眼镜的师傅一起在刻字社上班，修钢笔不是立等可取，顾客交了钱，会拿到一张二联单据，上面写有取笔时间。父亲最拿手的技术是点白金，他将坏损的笔尖拔下来，小心地夹到那个方盒子一样的夹具里，点燃喷灯融化一根白金丝，用针尖挑起一点点，蘸到笔尖上，待冷却了，再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好，插回笔杆上，就又成了一支书写流利的好钢笔了。当时也只有金笔才如此修理，为此，刻字社专门从上海买回20克白金，差不多能点好几千次笔尖。
别看葛华只有两三年的修笔生涯，但她那双本该属于一个女孩子的柔嫩的双手，已长出老趼……正是这双手，轻轻一划笔尖，就知道钢笔的毛病所在，几分钟就能把笔修好。修好后，有一些特别挑剔的人会在纸上左写右写，反复试写，只要有一点不合适，葛华就会再接过来反复修理，直到人家满意为止。葛华身后的木架上还有一台非常有历史感的修笔机，可别小看这台机器，这是十多年前她父亲自己掏钱从上海买回来的，当时要一百多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这台机器质量很好，一直用到现在，机身多处浸出油渍，经常接触的部位却是磨得光亮亮的。
葛华修过的最贵重的笔，是卖甜酒酿子的张爷当年从美国带回的一支着名的派克金笔。那支黑色派克金笔，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笔尖是一个金黄的大粒子，写起字来，字迹圆润，极其流畅。可惜这笔掉到地面的石板上，笔尖有点折拗了。葛华起先不敢接这个活，张爷却要她尽可放手修，说这笔就像他人一样，到了一把年纪，真要是修坏了，也是天意……何况他一个卖甜酒酿子的老头一年里也写不了几个字，放在家里也就是个不起作用的摆设。这样一说，葛华就鼓起勇气全力以赴修好它。她先用点白金的方法，在上面点了三回白金，一次次仔细打磨。最终，修得和原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让人没想到的是，张爷来取笔时，硬是执意将这支笔送给了葛华。葛华几乎含着眼泪收下。随后，将这支笔和父亲留下的另两支笔放在了一起。父亲的那两支笔，一支是宽尖的派克笔，一支是德国产的细尖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