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我曾到斯达尼斯劳斯河找矿。我手拿着鹤嘴锄，带着淘盘，背着号角，成天不停跋涉。我走遍了南北西东，淘洗了大量的的含金沙，总希望找到金矿发笔大财，最后却什么都没找到。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区，山清水秀，风和日丽，景色宜人。很多年前，这儿还是人烟稠密，而现在，人们早已搬到别处了，湖光山色美如画的极乐园如今成了一个荒山野岭。他们把地层表面给挖了个遍，千疮百孔，然后就离开了这里。有一片开阔地，一度是个繁忙热闹的小城市，有银行、商场、报纸和消防队，还有过一位市长和众多的市政参议员。但是现在，除了广袤无垠的绿色草皮之外，别的一无所有，甚至看不见人类生命曾在这里出现过的最微小的迹象。这片荒原一直延伸到乌干夫镇。在那一带附近的乡村，沿着那些布满尘土的道路两边，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极为漂亮的小村舍，外表整洁美观，牵牛花的藤蔓爬满了外墙，和像雪一样浓厚茂密的玫瑰遮掩了小屋的门窗。这些住宅已荒废好几年了，很多年前，那些没有成功、灰心丧气的家庭弃它而去，因为这些房屋白给也不会有人要。走上半小时的路程，时而会发现一些用圆木搭建起来的小木屋孤寂的站在那里，这是在最早的淘金时代由第一批淘金人修建的，他们是建造小村舍的那些人的先驱。偶尔，这些小木屋仍然有过路人居住。那么，你就可以断定这居住者就是当初建造这个小木屋的拓荒人；你能更深刻了解他们住在这的原因——虽然他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回到州里去过好日子，但是他不肯回去，而宁可丢弃财产，他感到羞耻，于是决定与所有的亲戚朋友断绝往来，好像他已经不存在似的。那年代，加利福尼亚附近散居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活死人——这些可悲的人，自尊心曾受到严重打击，四十岁就白发苍苍，骨瘦如柴，未老先衰。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只有悔恨和渴求——悔恨自己虚度的年华，渴求远离尘嚣，彻底与世隔绝。这是一片孤独寂寞的土地!除了使人昏昏欲睡的昆虫的嗡嗡声，辽阔的草地和树林静寂安宁，别无声息；杳无人烟，生命几乎绝迹；任凭什么也不能使你抖擞精神，使你觉得活着是件好事。因此，有一天中午时分，当我终于在村里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我油然生出一种感激之情，精神为之振奋。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正站在一间覆盖着玫瑰花的小巧舒适的村舍旁边。这是那种我已说到过的村舍，不过，这一间可不像被遗弃的样子；看它的外表就知道有人住在里面，而且它还受到主人的宠爱，关心和照料。它的前院也同样受到如此厚关爱，这里有一个花园，繁茂的鲜花正盛开着，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当然，我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主人叫我不必客气——这是乡下的惯例。
走进这样一个房间真使人感到身心愉悦，喜不自胜。半月以来，我在这每天都与矿工们一起住，熟悉了这里的所有东西——肮脏的地板，脏乱的床铺，锡盘锡杯，咸猪肉，蚕豆和浓咖啡，屋内别无其他物品，只有一些从东部出版物中取下来的描绘战争场面的图片贴在墙上。那种生活十分艰苦，凄凉，没有快乐，人人都为自个着想。但是这里，却是一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栖息之地，它能让人疲倦的双眼得到休息，能使人的某种天性得以更新。在长久的禁食之后，当艺术品展现在面前，这种天性认识到它一直处在无意识的饥饿之中，而现在找到了营养滋补品，而不管这些艺术品可能是怎样低俗，怎样朴素。我不敢相信一块残缺的地毯会使我的身心如此愉悦，如此心满意足；或者说，我没有想到，房间里的摆设会给我的灵魂以这样的慰藉：那糊墙纸，那些带框的版画，铺在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上的色彩鲜艳的小垫布和台灯座下的衬垫，几把樟木靠椅，还有陈列着海贝、书籍和瓷花瓶的锃光透亮的古董架，以及那种随心摆放东西的方法和风格，它们是女人的手在劳动的痕迹，你见了不会在意，而一旦拿走，你立刻又会怀念不已。我内心的愉悦立刻在我的脸上表现出来，那男人见了很是满心欢喜；因为这快乐是这样显而易见，以致他就像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话题似的答道：
“都是她弄的，”他爱抚地说，“都是她亲手摆置的——全都是。”他向屋子环顾了一眼，眼里充满了深情的敬意。画框上方，悬挂着一种柔软的日本织物，女人们看似随意，实为精心布置的装饰。那男人注意到它不太整齐，他仔仔细细地把它重新整理好，随后退后几步细细打量整理的效果，如此反反复复，直到他满意为止。他用手把它轻轻地拍打了最后两下，说：“她一直是这样弄的。你说不出它正好差点儿什么，但是它的确是差点儿什么，直到你把它弄好——弄好以后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也仅此而已；你摸不清它的脾气。我估摸着，这就好比母亲给孩子梳完头以后再最后地拍两下一样。我经常看她侍弄这些玩意儿，因此我也能照猫画虎依照她的样子做了，虽然我不清楚其中奥妙。但是她知道。她清楚侍弄它们的理由和方法；我却不明白理由，我只知道方法。”
他把我带进一间卧室让我洗手；这样的卧室我是从未见过的了：白色的床罩，白色的枕头，地板上铺着地毯，裱了糊墙纸的墙壁，上有很多画，屋角放着一个梳妆台，上面放着镜子，针插和轻巧精致的梳妆用品；墙角放着一个脸盆架，一个真瓷的钵子和一个带嘴的有柄大水罐，一个瓷盘里放着肥皂，在一个搁物架上放了不止一打的毛巾——对于一个很久不用这种毛巾的人来说，它们真是太干净太洁白了，没有点朦胧的亵渎神灵的意识还真不敢用呢。我的脸上又一次说出了心里的话，于是他心满意足地答道：
“都是她打理的；都是她亲手打理的——全都是。你瞧这儿的东西全是他亲手摆弄的。好啦，你会猜到的——我不跟你多解释啦。”
这时候我一边擦干手，一边仔细地寻视房间的物品，就像到了展览馆一样，样样都感新鲜，这儿的一切都使他赏心悦目。接着，你知道，我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意识到那男人想要我自己在这屋里的某个地方发现某种东西。我的猜测完全正确，我看出他正试着用眼角偷偷地暗示来帮我的忙，我也急于想使他满意，因此就很卖劲地按恰当的途径寻找起来。我失败了好几次，因为我是从眼角往外看，而他又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我终于明白了我应该正视前方的那件物品——因为他的喜悦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向我袭来。他爆发出一阵幸福的笑声，搓着两手，叫道：
“不错，不错，你真的找到了。猜想你肯定能找到的。那就是我家人的像片。”
在南面墙壁上挂着一个黑色桃木托架，我急忙走上跟前，确实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发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像框，像片是早期的照相术照的。那是一个眉清目秀、如花似玉的少女的脸庞，在我看来，好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美丽的女人。那男人见我看得这么投入又赞叹不已，满意极了。
“这是她十九岁的生日照的，”他说着把像片放回原处；“我们就是在她生日那天结的婚。你见到她的时候肯定认不出——哦，只有等一会你可能会看到她!”
“她去哪了?多久会回来?”
“哦，她现在不在家。她走亲戚去了。他们住在离这儿五十英里远的地方。她已经去了有半个月了。”
“你估摸她啥时才能回来?”
“今天是星期二。她星期天晚上回来，可能在九点钟左右。”我有一种十分失望的感觉。
“我很遗憾，因为那时候可能就走了。”我惋惜地说。“你走了？不要，你可不要走，别走，你不要走吧！她会很失望的。”
她会失望———美丽佳人!如果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话，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渴望想见到她，这渴望带着那样的祈求，是那样的执着，使得我的心里害怕起来。我对自己说：“我要赶快离开这里，为了我的灵魂得到安宁。”
“你也清楚，她特别喜欢有人常来这里——尤其那些见多识广，善于交谈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这使她感到快乐；因为她知道——啊，她几乎什么都知道，并且也很能交谈，嗯，就像只小鸟——她有文化，噢，会让你很惊讶。请别走吧，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假如你走了，她会非常惋惜的。”
我听着这些话，却半点也没有留意。我深陷在内心的思索和矛盾斗争中。他离开了，我却没发觉。但很快他拿着像片又回来了，全把它递给我说：
“喏，这会儿你当着她的面对她说，你本来是能留下来见她的，但是你不乐意。”
这第二次看见她使我本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完全改变了，我决定留下来等着她。那天晚上，我们安安静静地抽着烟斗聊天，一直聊到深夜。我们聊了各种话题，不过主要都和她有关。很久以来，我一直没有过这么愉快这么悠闲的光景了。星期三到来了，又轻松自在地溜走了。天快黑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矿工从矿上来到这儿。他是那种头发苍白、破衣遮体的拓荒者。他用沉着、庄重的口气同我们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说：
“我只是顺便来问问小夫人的情况，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她来信了吗?”
“哦，是的，来信了，你乐意听吗？鲁斯?”
“呃，假如你不介意，我想我很乐意听听，比尔!”
比尔从皮夹子里把信拿出来展开，说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他将跳过一些私人用语，然后他读了起来。他读了来信的大部分——这是一件她亲手完成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着爱恋、安详的情感。在信的附言中，还满怀深情地问候和祝福鲁斯，温，威克以及其他的好友和邻居们。
当他把信读完时，他瞥了一眼鲁斯，叫道：
“啊哈，你怎么又是这样!把你的双手挪开，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是否又在流泪。我读她的信你总是这样，不然我要写信告诉她。”
“呵不要，你可不能这样，比尔。我老啦，你知道，如有一点小小的失望也会使我流泪。还当她真的回来了，可结果你只收到一封信。”
“咦，你这是怎么啦?我还当大家都知道她要到星期天才回来的呀。”
“星期天!哈，想起来啦，我确实是知道的。我怀疑最近我的脑子怎么这样糊涂?我当然知道啦。我们为啥不为她做好一切准备呢?好了，我现在得走了，等她回来时我还会来的，老伙计！”
星期五傍晚，又来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淘金人，他住的小木屋离这儿不太远。他说小伙子们想在星期天晚上来凑凑热闹，高高兴兴地玩一宿，假如比尔认为她在旅行之后不至于疲倦得支持不了的话。
“疲倦?她兴奋都来不及怎会疲倦?哼，听他说的!温，你最清楚，不论你们谁，只要你们高兴，她愿意一连几夜不睡觉的！”
当温听说有封信时，就请求读给他听。信里对他亲切的问候使这个老伙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禁不住老泪横流，但是他说，他老得不中用啦，尽管她只是提到他的名字，那也使他感动的不得了。“上帝，我们特别思念她呀!”
星期天下午，我发现自己不停地看表。比尔已经注意到了，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说道：
“你不相信她马上会到，是不是?”
我像被人发现了内心秘密似的感到有些窘迫。不过我笑着对他说，我等人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已成习惯。但是他似乎不太满意；从那时起，他开始有点心神不宁。他几次带着我沿着大路走到高处，从那儿我们可以望得很远的很远；他总是站在那儿，手搭凉棚，眺望着，好几次，他这么说：
“我有些担心了，我真担心。我确信她在八点以前来不了的，可是似乎有种经验在警告我是否出事儿。你看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他就这样反来复去地说了好几遍。我开始为他的幼稚可笑感到非常害羞，最终，在他再次乞求地问我时，我失去了耐心。我跟他讲话时态度很粗鲁。这好像使他完全萎缩了，还把他恫吓住了。这以后他看起来是似乎受了伤害，态度是这样的谦卑，以致我憎恨自己干了这件残酷的、不必要的事。因此，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另一个老淘金人洛夫到来时，我十分高兴。他紧挨在比尔身旁听他读信，商量欢迎她的准备工作。查洛夫不断地把话题引开，尽量消减和驱散比尔不祥的心理和恐惧之感。
“她能出什么事吗?比尔，简直是胡说八道。什么事儿也不会出现在她身上的；你就放心好了。信上是咋说来着?说她很好，不是吗?说她八点就到家，不是吗?你什么时候见她说话不算数了?唔，你从来没见过。好啦，那就别再自寻烦恼啦；她一定会回来的，那是绝对肯定的，就像你的出生一样确定无疑。来吧，让我们来布置屋子吧——就快回来啦。”
很快鲁斯和温也来了。因此大家一齐动手用鲜花把屋子装扮起来。快到八点时，又来了三个矿工，他们还带来了乐器，现在可以奏乐了，因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很快就要到了，他们都非常想跳一跳欢快的，新式的“拉丁”舞。一把小提琴，一支横笛，还有一个葫芦丝——这些就是乐器。他们一起奏起了三重奏，奏的是一些欢快的舞曲，还一边奏一边用靴子打着拍子。
时间已接近八点了。比尔走到门外，眼睛望着大路，内心的痛苦折磨得他有些站立不稳。伙伴们几次让他举起杯来为他妻子的健康和平安干杯。这时鲁斯大声喊道：
“请大家举杯!再喝一杯，她就要到家啦!”
温用托盘端来了酒，分给大家喝，最后剩下两杯，我拿起了其中一杯，但是压低了嗓子吼道：
“这杯不能拿，给她留下。”
我照他说的做了。比尔接过了剩下的那杯酒。他刚把酒喝下肚，时钟开始敲八点。他听着钟敲完，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说：
“伙伴们，我感觉很害怕，请帮帮我——我要躺下!”
他们扶他到沙发上，他躺下去闭眼打起瞌睡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说梦话一样，他说：
“我听见马蹄声了吧?是他们来了吗?”一个老淘金人靠近他的耳边说：“这是安尼·克洛兹，他来传话他们在路上耽搁了，但是他们已经上路了，正走着呢。她的马瘸了，可再过二分钟她就到家了。”
“啊，我真是谢天谢地没有出什么事儿!”
话还没说完他就几乎睡着了。这些人马上灵巧地帮他脱去外套，把他抬到我洗手的那间卧室的**，给他盖好了被子。他们关上了门，走了回来，于是他们好像就准备动身离开了。我说：“你们别走呀，先生们，她不认识我呀，我是个陌生人。”
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就说：
“她?可怜的人儿，她已死了18年了!”
“死了?”
“或许比这更糟糕。她结婚半年后回家探望她的亲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在星期天的晚上，在离这儿五英里的地方被印第安人抢走啦。从此往后就再也没有她的音信。”
“结果他就精神失常了吗?”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没再清醒过。不过他只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情况就更加糟糕。在她要回来的前三天，我们就开始到这儿来，鼓励他打起精神，问问他是否接到她的来信，星期天我们都聚到他家里，用鲜花把屋子装点一番，为舞会作好一切准备。18年来，我们年年如此。第一年的星期天我们有25个人，还不算姑娘们；如今剩下我们4个人了，姑娘们都出嫁了。我们给他吃药把他稳住，要不然他真的会发疯的。于是他又会乖乖地等着来年——想着她和他在一起，直到这最后的三四天，他又开始寻找她，拿出那封可怜的旧信，我们就来请求他读给我们听。上帝啊，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啊!”他是否还在人间?
1902年5月间，我在里维埃拉区的门多涅游玩。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你可以尽情享受几英里外的蒙特卡洛和尼斯所能和大家共同享受的美好风光。也就是说，那儿有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闪耀的、蔚蓝的海，而没有那煞风景的喧嚣、扰攘，以及奇装异服和浮华的炫耀。门多涅是个清静、纯朴、安闲而不讲究排场的地方；阔人和浮华的人物都不到那儿去。我是说，一般而言，阔人是不到那儿去的。偶尔也会有阔人来，我不久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位。我姑且把他叫做贝内特吧——这多少是有些替他保守秘密的意思。有一天，在英格兰旅馆里，我们吃第二道早餐的时候，他突然大声叫道：
“快点!你仔细看看刚出去的那个人。你仔细把他看清楚。”
“怎么啦?”
“你认识他这个人吗?”
“认识。你没来以前，他就在这已住过好几天了。据说他是里昂一个很阔的绸缎厂老板，现在年老不干了。我看他一定是很孤单，因为他老是显得愁眉不展的样子，无精打采，从不跟别人交往。他的名字叫做席艾森·沃尔玛。”
我以为这下子贝内特还要继续往下说，把他对这位沃尔玛先生所表示的极大兴趣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反而转入沉思，沉思很久还不说话，显然把我和其他一切都完全忘到千里之外了。他时而伸手搔一搔他那轻柔的白发，帮助他理顺思路，这时他的早餐已凉了他也不管。后来他才说：
“哎，忘了。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记不起什么事呀?”
“我说的是安徒生的一篇很有趣的小童话。我现在给忘记了。这故事中有一段大体是这样的：有个小孩，他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鸟，他很喜欢它，但又不知道细心招呼它。这鸟儿会唱动听的歌，但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后来这个小鸟肚子又饿，口又渴，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歌唱——鸟儿死了。小孩过来一看，简直伤心得不得了，懊恼极了；他只好含着悲伤的泪水，唉声叹气地把他的伙伴们请来，大家怀着极深切的悲痛，给这小鸟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可是这些小家伙怎么也想不到是孩子们让诗人们饿死，然后花许多钱给他们办丧事和立纪念碑，这些钱如果花在他们生前，那是足够养活他们的，而且可以让他们过舒舒服服的日子。那么……”
就在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又遇见贝内特，他请我到楼上，到他的会客室里陪他抽烟，并喝热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房间是个很惬意的地方，里面摆着舒适的椅子，装着喜气洋洋的灯，还有那壁炉里和善可亲的火，燃烧着干硬的橄榄木柴。再加上外面那低沉的海涛澎湃声，更使一切达到了美好的境界。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谈了许多称心如意的闲话之后，贝内特说：
“现在我们喝得兴致勃勃——我正好趁此讲一个稀奇的故事，你正好听我讲。这故事讲的是个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秘密只有我和其他二个人知道；现在我可要拆穿这个西洋镜了。你现在兴致怎么样?”
“好极了。你开始往下讲吧。”
接下来就是他给我讲的故事：
“许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而且是个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漫游，到处写生，没过多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和我一样，也是画家。我们那股快乐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乐劲儿一样——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威廉·布伦和卜克·哈舒吉——这就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他们真是可爱，可爱极了，总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是和贫穷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总是过得实实在在的。
“后来我们在一个布勒敦的乡村里，简直穷得无呼可走。恰巧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穷的画家把我们收留下来了，它可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布兰查德·邦克——”
“天啊!就是那伟大的布兰查德·邦克吗?”
“伟大?那时候他也并不见得比我们伟大到哪儿去哩。甚至在他自己那个村子里，他也没有什么名气。他简直贫穷极了，除了萝卜，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吃的，而且连萝卜也有时候上顿不接下顿。我们四个人成了忠实可靠、彼此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舍难分。我们在一起拼命地画呀画的，作品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可就是一件也卖不掉。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高兴极了；可是，也实在可怜!我们有时候简直是活受罪!”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最后有一天，威廉说：“‘朋友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十足地一无所有。全都不干了——简直是大家合起伙来给我们过不去哩。我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结果就是像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肯再赊给我们一分钱的东西了，除非我们先还清旧账不可。’”
“这可真叫我们为难。每个人都满脸苍白，狼狈不堪。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己的处境简直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说话。最后布伦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能有什么主意——无计可使。伙计们，想个办法吧。’”
“没有回答，除了凄凉的沉默也可以叫做回答。卡克站起来，神色紧张地走来走回，然后说道：”
“‘真是丢人!你看这些画：一堆一堆的，全是些好画，比得过欧洲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不管他是谁。对呀，而且还有很多闲逛的陌生人都是这么说——反正意思总差不多是这样。’
“‘可就是不买，’米勒说。
“‘那倒没什么，反正他们这么说了；而且这是实话。就说你那幅《晚霞》吧!难道会有人对我说……’
“‘哼，卡克——我那幅《晚霞》吗!有人出过六法郎要买它。’
“‘什么时候?’
“‘有人出这价钱？’
“‘他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不卖给他?’
“‘得了。我以为他会多给几个钱——我觉得很有把握——看他那神态是要多出的——所以我就还价八法郎。’
“‘得——以后呢?’
“‘他说他再来找我，’
“‘真是糟透了!哎，布兰查德——’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该那样，我就是个大傻瓜。伙计们，我本来是好意的，你们也会承认这一点，我……’
“‘嗐，那还用说，我们也清楚，老天爷保佑你这好心好意的人吧；可是下次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傻呀。’
“‘我?我情愿有人来拿一棵白萝卜给我们换就好了——你等着瞧吧!’
“‘白萝卜吗？啊，别提这个——提起来真叫我流口水。说点儿别的不那么让人难过的事情吧。’
“‘伙计们，’卡克说，‘难道这些画不值钱吗?你们说呀。’“‘谁说不值钱!’
“‘难道不是价值连城吗?你们说吧。’
“‘对呀。’
“‘价值确实是很大、很高，如果能给它们安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作者，那一定能卖到了高昂的价钱。难道不是这回事吗?’
“‘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质疑你这个想法。’
“‘可是——我并没有开玩笑——到底这个想法对不对?’
“‘嗐，那当然是对啦——我们也并没有开玩笑。可是那又怎样?那又怎样?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么办，伙计们——我们就给这些画借安上一个赫赫有名的画家的名字!’
“活跃的谈话结束了。大家疑心重重地转过脸来望着卡克。他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呢?到哪儿去借来一个鼎鼎大名呢?谁去借呢?”
“卡克坐下来”说道：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我以为我们要想不进难民收容所，就只有走这条路，而且我还相信这是个十分可行的办法。我这个主意是以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早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依据的。我确信我这个计划肯定能让我们大伙儿都发财。’
“‘发财!你简直是发神经病。’
“‘不，我可没发神经病。’
“‘哼，还说没有!——你明明是发神经病了。你说怎么是发财?’
“‘每人十万法郎吧。’
“‘他的的确确是发神经病，我早就知道了。’
“‘是呀，他是有神经病。卡克，实在也是叫你穷得太难过了，所以就……’
“‘卡克，你该吃个安眠药，马上到**去歇着。’
“‘先拿绷带给他绑上吧——绑上他的头，然后……’
“‘不对，绑上他的脚跟才行；这几个星期，他的脑子老在往脚底下沉，直想开小差哩——我已经看出来了。’
“‘闭嘴!’邦克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就让这孩子把他的话讲完嘛。这样吧——卡克，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吧。听听计划如何?”
“‘好吧，那么，我先来讲，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事实：多数艺术家的才华都是在他们死后才被人赏识的，这样的艺术家太多了，我简直可以用它来归出一条定律。这个定律就是：每个无名无望的艺术家在他死后常会被人欣赏，而且一定是等他死后才可以，那时候他的画也就价值连城了。我的想法是：我们先来抽签——其中一人用死来提高他的画的价值。’
“他的话说得毫不在意，也完全出人意料，所以我们都被惊吓住了。之后，大家开始大声叫嚷，纷纷想主意——治病的建议——帮卡尔治他的神经病；但是卡尔耐心地等着大家安静下来，之后又继续说他的计划：
“‘对呀，我们横竖得死一个人，目的是救其他的几个——也包括他自己。我们可以抽签。抽中的一个就会流芳百世，我们大家都会富有。注意听着嘛，喂——注意听着嘛；别插嘴——我敢说我并不是在这儿乱说一起。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在此后这三个月里，抽中的那一位就拼命地画，多多积存画稿——并不要正规的画，不用!仅画些写生的草稿就可以，随意弄些习作，没有完成的习作，随意勾几笔的习作也可以，每张上面用彩色画笔画上几下——这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只要是他画的，只要题上作者的大名；每天画它几十张，每张上面都叫它带上点儿特色或是风头，让人一看就知是他的杰作……你们都知道，就是这些东西会成为无价之宝。在这位伟大画家逝世之后，大家就会出大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价钱来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购买这些杰作；我们就给预备一大堆这样的杰作——一大堆!在这期间，我们其它的人就要忙着给这位将死的画家拼命吹捧，并且在巴黎和在那些商人身上下一番苦功——这是给那桩未来的事件做的准备工作，知道吧；等到一切都布置妥当，趁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突然告之画家的死讯，举行一个隆重的丧礼。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还不明白?那个人不是要他真死，而是让他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就行了；我们弄个假人一埋，大家痛痛快快哭一场，让全世界的人也陪着哭吧。我……’
“这时大家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狂喊，连声称赞；大家都跳起来，在屋子里跳来跳去，彼此互相拥抱，喜气洋洋地表示感动和快乐。我们把这个伟大的计划商谈了数小时，甚至都没感觉到饿。这时，所有的计划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了，我们就开始抽签，结果抽了米勒——让他死，这是依照我们的计划。于是我们大家拿出各自珍藏的物品——作纪念的小装饰品等——集到一起，这些物品，也只是彼此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才肯拿来作抵押，希望赚点钱。我们把物品当掉，当来的钱仅够我们节省地吃一顿告别餐，就留下了少许钱作出门的费用，另外给米勒买了仅够他吃几天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人吃完早饭后就各自起程——以后全靠两条腿喽。每人都带着十几张米勒的画像，计划把它们卖掉。卡尔向巴黎方向走，他要到那儿去开始下一番苦功，替米勒把名望宣扬开来，为给未来的那个神圣的日子做好安排。威廉和我决定分道扬镳，都到法国各地去走走。
“后来，我们的宣传之顺利与痛畅，真要叫你听了万分惊讶。我出发两天后，才开始作宣传。我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外给一座别墅写生——因为我见到别墅的主人站在阳台上。于是他下来看我画——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画得很快，故意引诱他的兴趣。他时不时地说一两句赞扬的话，后来他越说越起劲了，他甚至说我是一位大画家!
“我搁下画笔，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布伦的画，洋洋得意：
“‘我想你应该认识这个喽?嗨，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你是应该知道这一行的!’
“这位先生似乎犯了什么罪似的，显得局促不安，没有做声。我很惋惜地说：
“‘难道你认识法朗斯瓦·布伦吗!’
“他当然不认识；可是不管如何，他处在那样尴尬的局面，竟然让我这么轻轻放过，他是感激涕零的。他说：
“‘当然认得!一点不假!我刚才也不知在想什么来着。现在我才认出来了。’
“后来他就要买这张画；可是我说我虽然贫穷，可也并没有穷到以卖老师的画为主的地步，最后他花了八百元把画买去了。”
“八百元!”
“是呀。布伦本来是想拿它换一块猪排的。对啊，我拿那张小作品换来了八百元。如果现在能花八百元把它买回来，那我真是求之不得。现在为时已晚。我给那位先生的别墅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原本想要他十元，但是我是那么一位大画家的学生，这么便宜卖又太没脸面，所以我就把这张画卖了他一百元。我立刻从那个城里把八百元寄给米勒，次日又往别处进发。
“可是我不用走着做宣传。我骑马。因此以后，我天天都是骑马的。我每天仅卖一张画，决没打算卖两张。我经常对买主说：
“‘我把邦克的画卖掉，根本就是愚蠢，因为这画家将会不久与人世，待他死后，你出多少钱也别想买到他的画了。他的画是无论如何也买不到了’
“我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消息尽量传播出去，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好叫大家关注以后那件大事。
“我们卖画的计划是应该归功于我的——那是我出的建议。我们那晚商议我们的宣传活动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三个人都同意先把它好好地尝试一下，决不轻易放弃这个办法，另试其他主意。结果我们三个人都做得很出色。我仅走了两天路，威廉也走了两天——我们俩都不想让邦克在离家太近的地方成名，怕事情败露——可是卡克仅走了半天，这个聪明鬼、没心没肺的坏家伙！自此之后，他到各地旅行的风头简直就像个公爵。
“我们随时随地和地方报纸记者搭上联系，在报纸上刊登信息；但是我们所刊登的新闻并不是宣传找到了一位新画家，而是故意装作人人都认识布兰查德·邦克的语气；我们根本没提赞扬他的话，而是简单报道一点有关这位‘名家’的近况的信息——有时候说他病情好转，有时又说希望不大，但总是含着不幸的意思。我们每回都把这类信息划出来，寄给那些买主。
“卡克将要到达巴黎，他干脆就派头十足地干起来了。他结识了各报通讯记者，把邦克的情况报道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
“六个星期过后，我们三个在巴黎见了面，决定终止宣传，也不再写信让米勒寄画来了。这时候他已经一举成名，全成功了，所以我们觉得应当趁热打铁，以免错过时机。于是我们就写信给米勒，叫他卧病在床，尽快消瘦一点，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计划让他在十天之内‘死去’。
“我们划算了一下，成绩很好，我们三人一共卖了八十五张作品，赚了六万九千元。最后一张作品是卡尔卖出去的，价钱最高。他把《晚祷》卖了两千二百元。我们很好的奖励了他——可没有想到以后会有这么一天，全法国都挣着要把这张画据为己有，竟然会有一位无名人士用了五十五万元的钱把它抢购去了。
“那天夜晚我们准备了香槟酒，举行了庆贺成功的晚餐，明日克劳德和我收拾好行囊，回去照顾邦克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另外拒绝那些打听消息的闲人，并且每天发出病况报告，寄到巴黎让卡克拿去到几大洲的报上刊登，把消息报道给全世界关爱米勒的人们。最后终于宣布了噩耗，卡克也及时赶回来帮忙料理最后的丧事。
“只记得那次出殡真是盛况空前，轰动全球，全世界的上层人物也都参加了，大家都表示沉痛哀悼。我们依依不舍地抬着棺材，没让其他的人帮忙。我们这么做是很理智的，因为棺材里根本就没有死人，而是装着一个蜡做的假人，如果让别人去抬，难免东窗事发，事情败露。是的，我们以前曾经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的四个老朋友抬着棺……”
“哪四个老朋友?”
“我们四个嘛——邦克也来帮忙了。这还用说，是改装的，改装成米勒的一位远房亲戚。”
“真是妙极了!”
“我可是实话实说，结果一样吗。嗐，你不记得他的画卖价怎样吗？买价吗?我们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至今巴黎还有一个人珍藏着七十张米勒的作品。他给了我们二百万元购买的。至于我们当时在路上那六个星期里米勒赶出来的作品吗，哈，你看看我们现在卖的价钱简直会万分惊讶——而且那还得等我们愿意卖的时候才行!”
“这真是个奇怪的故事，简直奇怪透了!”
“可以这么说吧。”
“邦克现在怎么样呢?”
“你能保密吗?”
“当然可以。”
“今天在餐厅里我叫你注意看的那个人就是布兰查德·邦克”
“天哪，原来——”
“果然如此!是呀，这一次他们总算没有把一个奇才饿死，尔后把他应得的酬劳装到别人的钱包里去。这一只会唱歌的鸟儿可没有白唱一阵，没有人听，只落得死了以后的一场没有意义的盛大丧礼。我们真的是等着遭这种命运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