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
名人与书画轻松知识情趣丛书：收藏趣味百科从小就爱书。对书的爱恰如对人的爱，是说不出所以然的。也许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小学三年级了，放学回家，没有耍伴，连当时十分普及的《小朋友》都没有一本，无意间从邻居老人那里找到一本闲书，大概是一本破旧的石印绣象《七侠五义》，竟足以消磨做完作业以后那段漫长的余暇。久而久之，从无聊的泛读中发现，书原来是另一个可歌可泣的世界；或者像后来在什么书上听说，书是一座可以装在口袋里的花园。待到长大起来，在社会上颠颠倒倒，书又成了我的避风港，也不妨说，是解愁或壮胆的药剂。一般说来，很少根据旁人所谓的客观价值，往往是以主观心灵从中受到的震撼程度，来判断一本书的意义。这种态度恐怕总是不够健康的。
据说勤学的人懂得借书来读，因为据说借来的书可能逼着他赶快把它读完。我不是个勤学的，也不欢喜向人借书；不过，我不借书，并非仅仅不勤学，还因为一生怕向人借东西—一小时候，妈妈向人借钱过日子的日子，算是过过了。当然，书不是钱，借了不愁还不了，可还是不愿去借，或许是将心比心，自己就不愿把书借人的缘故。
不愿借而又爱，便到书店里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更加痒痒的，于是养成了逛书店的嗜好。逛而不买，时间一长，又会引起书店伙计的疑心，说不定被人当贼来防，虽说是“雅贼”，那味道也不好受；如仍舍不得恹恹而去，总得硬着头皮，挺起腰杆，买它一两次才行。亏得那时的“收入”，除过年一点可怜的压岁钱外，还有大人每天给吃早点的三枚铜板；要是看中了什么书，倒可以指望这笔会一天天多起来的款项去买，如果有决心放弃早点的话。果然，实行半绝食制一些时，终于买到了一部向往已久的《水浒传》，一共三本，一折九扣的大达书局版，抱回家来，特地找张废牛皮纸把它包好，还用肥皂刻上自己的名字，涂上红墨汁，印在扉页上，这就是除课本外可以据为己有的第一部书。几十年来，就这样不但可以自己绝食，后来甚至挪用孩子的保育费，陆陆续续从新旧书店买回了不少令人心里痒痒过的书。这些书买了回来，从来不肯摆在桌面上备用，而是用各种容器（或套或盒或箱或柜）装着给“供”起来，除非不得已，是不轻易拿出来读一读的。
然而，终于不是藏书家，也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了。不仅因为买不起什么善本，不懂得什么考究的版本，也不仅后来年逾耳顺，还没福气弄到一块可以放书柜的空间——更切实的原因是，一生因书累而有过四次惨痛的经验，证明自己不配当藏书家，或者按迷信的说法，书和我互为克星，说不定一本书也不收藏，彼此反倒可能弭祸消灾呢，阿弥陀佛!
且说采用绝食的办法，居然拥有了几十本书。除那部《水浒传》外，还买到另几部著名古典小说（奇怪的是，后来爱不释手的《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时竟无缘映入我的眼帘），还是《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还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启蒙性的古典诗文集，还有《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等绮语书翰指南……基本上是古汉语、旧文学，以及难免随之而来的一股酸腐趣味。不知怎么搞的，里面还羼进了两本新文学作品，一本是鲁迅的《呐喊》（可能其中好几篇上了国语教科书的缘故），另一本是巴金的《灭亡》（可能作者是除鲁迅外最为我耳熟的一位作家吧）；还有一本刚出版的韬奋的《经历》，是比我年长十九岁的胞兄送给我的唯一一本“闲”书，它使我初步了解包括“七君子事件”在内的许多国家大事；此外，还有一部商务版李登辉编著的《英汉双解字典》和林语堂著《开明英文文法》，我的英语就靠这本书打的基础。1938年夏天，初中毕业，正恰然自得于自己的精神宝藏之际，倭寇打到故乡武汉来了。不愿做亡国奴，就得背井离乡，向西逃亡。从没出过大门，对人生几乎一无所知，行前反复掂量，只觉得那本英文法和英汉字典升学有用，应当带走。其余的书怎么办呢?眼睁睁只好用一块破被面包好，还用线缝好，拜托隔壁朱大妈保管一下，她说过她“死也不会走的”。看来我当时是个“速胜论者”，以为过几个月就会回来重读它们，想不到一别就是十年；等我果真“凯旋”而归，朱大妈已故世多年了，她的儿女们还在，可他们怎么也记不得，我对他们的母亲有过什么拜托。……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剥夺的第一次经验。
第二次是在1947年，那时似乎已经成人，在社会上混了几年，正在重庆教中学英语。逛书店的嗜好未曾稍改，而且眼界宽多了，手头也松多了。加之同学兼同事的李兄从旁鼓动，两人经常到附近（上清寺一带）旧书店一呆呆半天，偶有所得，还顺便买回黄酒豆腐干对酌相庆。这时，毕竟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谈不上什么文化气氛，难得碰到多少好书，有一两本也很偶然，说不定是原主遭故，不得已才脱手的。要是把当时购得的书开个目录，则既可见出时代风貌的萧飒，也反映了本人精神上的芜杂。记得曾经为之高兴过一阵子的收获有：斯诺的原版《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原版《中国战歌》，一部麦克米伦版的英译《悲惨世界》，一部“人人丛书”版的《培根文选》，一部战前商务版的英译《庄子》等。有时从卖得并不便宜的一些花花绿绿的美军版小册子中间，往往挑得到不少英美名著，如《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红字》、《愤怒的葡萄》、《烟草路》、《我名叫阿郎》等，以及桑德堡、狄金森的诗集。还值得一提的是法乌勒兄弟编著的几本牛津版英文字典，是经林语堂博士著文推荐，才留意弄到手的；特别是那本《现代英语用法字典》，正是它，才逐渐使我把英语精读当作一种享受。此外，在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还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莫斯科版英文图书，如《联共党史》、高尔基的‘母亲》和期数不全的《国际文学》。……这时，日本投降快两年了，达官贵人和名士学者早已在被收复的失地上安居下来，而流落他乡的蚁民如我辈，对昂贵的船票、车票或机票仍不敢问津，只好等机会争取当“黄鱼”（按即向船员行贿上船，一路上必须躲躲藏藏的乘客）。一家三口当“黄鱼”，怎么也办不到，只好让妻女跟亲友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再想门路。为了便于“打乱仗”，不得已把几年收罗的那些书装了两箱子，交给暂时不走的李兄保管，又像1938年那样欺骗自己，以为不久就会回来再见的。离开重庆那天，开船前半小时，李兄凄凄惶惶提着一包袱书，赶到码头上来送我，意味深长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哟，这几本工具书还是带走吧，将来用得着的。”那就是法乌勒的几本字典，迄今还留在我身边，没事随便翻翻，真令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至于留下来的那两口箱子，连同关在里面的一缕缕青春的梦想，据李兄后来离川前来信说，他把它们又交给了另一位朋友。解放以后，那位朋友路过武汉去北京，我和他一起话旧，顺便提到那两箱子书，他讶然而又淡然地回答：“早不知给谁包了花生米罗……”
如果说，解放以前的离乱使人成不了一个藏书家，那么解放以后，安居乐业下来，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以致几十年，只要有兴致，有闲钱，有运气，逛书店的收获是会很可观的。事实上，先在武汉，后在北京，除了组织上赠阅的一套“干部必读”和三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我已进了监狱）外，还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不少新书，例如鲁迅的全部散本（《全集》也是后来才出版的），苏联的各种新小说，以及三位“斯基”的所有译本等等。更富于闲适情调的是，从旧书店买到了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外文书。东安市场的中原书店（后来并入了中国书店）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从那里竟买得到不少值得炫耀的英文书。当时由于俄语热，一般英文书不值钱，故常碰得到一些名贵版本，如纽约汉米尔顿书店1911年豪华版《莎士比亚全集》（共十卷，附插图、评论及注释，是1949年文代会期间已故吕荧兄陪我一起买的），伦敦某书店精装本《狄更斯全集》（单缺一本《双城记》，后以一本散版配齐），美国费城乔治·巴里父子书店预订版《人间喜剧》英译本（共十册），《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英译本（共两厚册）；还有“现代丛书”版《战争与和平》、《约翰一克里斯朵夫》、《草叶集》；还有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迪让的《哲学的故事》、爱默生的《伟人传》、威尔士的《世界史纲》；还有小泉八云在日本帝国大学的文学讲演录四种，约翰·梅西的插图本《世界文学史纲》，以及一部有三位书主分别在1877、1929和1947年签过名的《世界文学手册》……这一大堆内容或古或今，文种或中或西，排字或横或竖，版次或新或旧，开本或大或小，纸张或洋或土……谈不上什么章法，更无体系可言的图书，有的是当机立断，有的经过反复踌躇才买下来的，无不倾注了购书人作为半个书痴的心血，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精神宝藏。于是，为了它们，特地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卧室兼起居室里，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玻璃书柜；它们挤着立在里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书脊，在令人感到莫名的满足的同时，仿佛又在向它们眼前的拥有者挑战：看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每一页读完?
想不到1955年，飞来了一场横祸，本人被收审，信札文稿被查抄，还连累到那个刚买不久的书柜；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剥夺的第三次经验。这次被抄走的图书，除了同案人的一些著作外，还有一些与案无关的散本；那些散本之所以被查抄，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违碍处，估计是里面有一些杠杠道道，以及一些简略而古怪的批语，收审当局意在从中搜索有关案犯的“反动思想”吧。但是，谢天谢地，成套的鲁迅还在，几帙线装古籍还在，所有外文书册还在。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已身陷囹圄，不但不知道，连想也没想到。对我而言，特别值得感激的是，隔离一年以后，被恩准可以阅读书报了。贤妻了解我的如饥似渴的心态，便把那些宝贝外文书满满装了一木箱，想方设法送到我被单身监禁的地点来。曾经多次系狱的尼赫鲁在自传中说过，狱中忌三事，读小说，听孩子哭和听狗叫。据云，三者都会使囚徒想起失去的生活，从而扰乱了他服刑所必需的平静心理：这是地道的经验谈。然而，我却正是依仗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指点，一步一个脚印地度过那一段漫长的可怕的孤寂岁月。当然也可以说，没有那段孤寂的岁月，恐怕永远未必会那么仔细地把那些书读完一遍；但更须说明的是，如无那一股股精神的甘露，我也一定会像别的难友一样，枯死在沙漠似的无垠的孤寂里。尼赫鲁的经验谈诚然真实，想不过是千变万化的囚徒心理的另一面。……几年以后，获释回家，那一木箱书也跟着回来了，它们同我更有一番相依为命的情谊，其身价自非一般藏书可比。到八十年代，冤案平反，被查抄的信札文稿陆续发还，那些散本图书虽随着回来了几本，大部分据说年深月久，人事多变，已纷纷散亡了。一位在××大学教古汉语的黄老先生与我为邻，曾经几次告诉我，他们那里图书馆里就有不少我签过名、盖过章的书本，问我为什么不去要回来。我却始终没想到去要，无非觉得既决心重新做人，又何必藕断丝连呢?其实下意识恰巧相反，正是想见而又怕见已经散亡的故人啊。
出狱后几年，由于业务关系，可以利用本单位的资料室和北京图书馆，加之书价日见昂贵，平日一般很少买书了。不过，旧习涤**未尽，仍不觉给自己唯一的书柜添进了一些新书，其中开始有了一些德语品种。当时在书店里，除少数马恩原著和《毛泽东选集》德译本外，很难遇见什么德语文学名著；但由于偶然的机遇，竟在中国书店买到了两卷本《歌德选集》（包括主要著作）和叔本华的精彩的《集外集》两册——这是我走进古森林般的德语文学世界最先遇见的两位大师，他们以古奥的哥特字体向我讲述着人生的启蒙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有限的交游范围内，设法弄齐了当时国内可能有的马恩著作的原文版，其中包括莫斯科版《资本论》第一卷和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的《马恩两卷集》；后者各篇的中译本大都似懂非懂地读过了，这次按照原文来重读，竟产生了一点不敢轻易向人说的感想；“如果不读原著，马恩真是不好懂啊。”——不要误会，这不过是说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问题，读者个人的逻辑思维的层次问题，以及翻译家的天然界限问题；后来，向已故朱光潜教授谈到这一点，他补充说，要真正深入理解马恩，恐怕还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问题呢。……这样，书越聚越多，多得装不下了，不得不在狭小的生存空间，又添置了一个书柜。
历史在循环。1966年开始了以“文化”为对象的“大革命”。个人的藏书首当其冲，在我这是第四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经验。先是“横扫”，接着“除四旧”，接着“抄家”——破家从1955年起抄来抄去，已经像玻璃鱼缸一样透明了，这次由本单位的“造反”组织来抄，托庇没有按照时髦办法扫地出门，只是那两书柜“封资修、名洋古”被贴上封条给封了。这样也好，每天只须手捧红宝书，口诵“老三篇”，似乎就可以平安打发日子。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日子才越来越不好过。不但在本单位，就在住处的小胡同里，我们一家成天被“红五类”吆喝着，不久就从原来并不宽敞的三间小西房，给撵到由一座填平了的厕所改建的、临时隔断出来的两间八米小侧屋。这时，孩子们还没上山下乡，老少六口挤在一起，两张木床不得不摞起来架，根本没有摆书柜的余地，只好先把两个书柜甩卖掉（当然请示过“造反”组织，把上面的封条给揭了），所有书册打起捆来，一股脑儿堆在潮湿的角落里。到1969年，孩子们先后走了三个，单位的革委会令我下干校落户，爱人在工厂里已经靠边站，这两间小屋随时有被迫迁的可能。动身离京之前，为了让爱人将来应变方便，不得不忍心将那十几捆书也处理掉。但不知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唯一的旧书店——中国书店这时不进货了，要卖书得找收破烂的：这就不是在卖书，而是在卖废纸——“四分钱一斤!中外文都要，可不能带硬封面。硬封面不好化纸浆，得一本本撕掉。”如此苛刻而冷酷，实在不忍这样打发它们，白送人保个全身——也比让它们粉身碎骨要好。可现在送人有谁要呢，不卖又拿它们咋办呢，何况不是自己把“废品”送到收购站，而是劳动人家到家里来拉“货”，又怎么能够临时变卦?于是，“好吧，撕吧。”撕吧，撕吧，撕吧。收购人真内行，拿起随便一本精装，把两页硬封面朝书背一折，喀嚓一声就都给撕脱了。我的考柏菲和特威斯特啊，我的高老头和葛朗台啊，我的彼埃尔和娜塔莎啊，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啊，我可爱的羊脂球和那位用半辈子苦役赔偿一条廉价项链的小官太太啊，还有我的会讲故事的契诃夫、欧亨利和杰克·伦敦啊……这一本本就像一具具活体，在我面前给撕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实在惨不忍睹。忽然一阵眩晕，忙对身旁的孩子说。“你照料一下。我出去走走。”……等我转来，那一大堆被凌迟过的残骸已被装进了十个麻袋，用秤一量，一共卖了四十元。……留到现在还没走的大女儿马上也要走了，便把这笔“血腥钱”交给了她，干巴巴地说：“拿去买口箱子，准备上路吧。”
当年铺天盖地的红红绿绿的用笔杀人的大字报，不知有多少就是那些从纸浆池里爬出来的、我的故人们“异化”而成的。言念及此。实在不胜伤痛。这种伤痛直到“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很久很久，才似乎逐渐平夏下来，虽然那一缕缕含冤的书魂仍不时浮**在我的脑际。近十年来，我又回到了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的编辑工作，加上改革开放，还出了几趟国，身边的书不知不觉又多了起来，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均非当年所可同日而语。除了本社及国内同行出版的文学书籍系列外，还有从国外买回或由外国友人赠送的一些名贵图书，如歌德、叔本华、克莱斯特、海涅等人的全集，托玛斯曼、里尔克、赫塞、卡夫卡、卢卡契等人的散本，以及一些中小型的文史哲百科全书。书又越聚越多，多到跟人争夺生存空间，装了几书柜还装不下。好在到六十五岁以后，终于弄到一个小书房，可以把各种典籍分门别类地陈列起来。真正享受一点读书人的清福了。倒也不是借此逃避生活，毋宁日益有所体会地想到赫尔曼·赫塞的一句话：“书不是为了给不能生活的人提供一种廉价的假生活和代用生活。恰巧相反，只有当书引入走向生活，服务于并有益于生活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看来，我到晚年才懂得这个道理，虽然生活对我来说原来就很有限，今后恐怕更其不多了。
经过四次劫难，我仍然爱书，但已未必痴情如昔。要是再碰见什么令人心里痒痒的书，未必会不惜绝食或挪用孩子的保育费去买回来。买回来了，也未必会读得废寝忘食，连上厕所或走路都捧着放不下来。今天任何迷人的书，为了别的事情，未尝不可随时关上，而任何令我厌恶或愤怒的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能一字不落地把它读完。昔日每得一新书，如得一密友，俨若换了金兰契，以为会永远厮守在一起，故劫后不胜伤痛；而今则豁达多了——林黛玉女士有感于聚散无常，曾喟然叹目：既聚而散，又何必聚?际此二十年间歇期，眼前这些不敢认为属于我的书依然无恙，晚年过得如此宁静，不能不对安定团结的新历史时期感激不尽。面对可能由大自然安排的第五次“经验”，乃作《书累记》一篇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