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廉洁始终不能摆脱其道德修养的渊源，不能敬父母爱妻友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能臣典范的，不去谋道而只谋食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材的。做人是做官的前提。
年少时就孤高独立的吴隐之操守清廉，因父丧而大声哭泣时，连路人都为之流泪。而为母亲守丧时，哀伤超过礼制的规定，还有双鹤在附近鸣叫，有群雁会集祭祀之所，时人都以为是他感动了天地所致。这样的人成为清官，便多了很多文化基础，这种基础对于数千年的礼仪之邦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吴隐之与太常韩康伯是邻居，韩康伯之母善良聪明，每听到吴隐之的哭声，就放箸而不食，为之悲痛而流泪，她说儿子如果有朝：一旦能够掌管官吏任用权，应当推举吴隐之。吴隐之的运气非常好，因为韩康伯当上了吏部尚书，这使得他刚刚出仕就担任了辅国将军功曹、征虏将军参军事等要职。因为申请替哥哥赴死，受到桓温赏识，曾出任晋陵太守。清廉俭朴的他给妻子的任务是出去背柴，虽然出任高职，可俸禄赏赐都分给了亲戚和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因没有替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只好披上棉絮，清苦得几乎与贫寒的庶民一般。
上任途中的他曾酌饮贪泉之水，并赋诗表达自己的清白之志。传说人只要喝贪泉水，就会拥有无尽的贪欲，吴隐之的态度很明确：“不看可产生贪欲之事，就能使心境保持不乱，越过五岭即丧失清白之由如今已知。”饮泉水的他赋诗曰：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经常吃的只是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与衣服都交付外库，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故意作假。部属知道他廉洁，进奉鱼的时候，经常剔去鱼骨，这令吴隐之勃然大怒。当时朝廷看得很清楚：
“在家中恪尽孝道，困境中砥砺清节，实在非常人所能及也，而成君子美德。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顺友爱，超于常人，俸禄均分给九族，廉洁克己，俭朴过人。身处可产生贪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执著操守，在海物杂错的富庶环境，家中亲属服装依旧。革除奢侈，务求俭约，使得岭南风俗为之改观，我对此有嘉奖。”
及至卢循进攻南海时，吴隐之率将坚守城池，其子吴旷之临阵战死。吴隐之后来被敌俘获，卢循上表欲予以处死，朝廷不同意，吴隐之终于得以还京。廉洁俭朴之风终不改，当乘船返回的时候，没有装载多余之物，京城的住房条件也非常简朴，只住数亩地六间茅屋，篱笆与院墙又矮又窄，妻子儿女都住得很挤。当刘裕赐给他车牛住宅之时，他却坚决推辞，当上度支尚书、太常之后仅以竹篷为屏风。当女儿将要出嫁之时，谢石知道他家中贫穷，特意帮助他料理婚事。
帮忙的到他家门口时，正见婢女牵着狗去卖，此外未有预备。女儿出嫁用的仅仅是卖狗所得的微财，对于这位大官僚来说实在耐人寻味，即使只是某种做秀，但把做秀当做生活习惯何其难?其“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妻子不沾寸禄。”
因为年纪衰老，他后来请求离职，朝廷颁诏予以同意，授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给钱十万，米三百斛。“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仕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其子孙后代多“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
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不能苛责吴隐之的境界，但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吴隐之追求的超越，文章即方志敏的《清贫》：
“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这卑鄙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这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
做官首先要做人，从吴隐之到方志敏，我们不难看到其职务背后的“清贫”而高尚的人格力量。这种道德操守是对“道”的追求的自觉坚守，当我们鄙视贪官时，往往说他做的不是人事，不做人事是管理对于人格力量忽视的必然结果，殊不知，人格力量总会穿越阴暗的障碍。人们总是渴望能够得到更多，人们可能因此疑问：什么能够铸造永恒呢?永恒的人伦意义在于得到不断怀念，而高尚的人格力量是得到怀念的逻辑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