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渡江之后，中原士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南人的排斥和士气的低落。
为了鼓舞士气，也为了加强融合，王导奋力重兴清谈之风，《世说新语》云：
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
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问题来了。不是说“清谈误国”吗？为什么胸怀大志的王导也要跟族兄王衍一样，耽于清谈呢？
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一则王导本来就是名士，老庄玄学确实为他所好，为了避嫌而缄默不谈未免因噎废食；更重要的是，渡江人中多名士，王导急于为这些人重新塑造一种宛如从前的雍容氛围，让大家宾至如归，“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二则，也是要借清谈让南方士族接受故都的思想风气，不动声色地传达政治观点，起到“洗脑”的作用。
不然，又以什么题目来黏合大家呢？
东吴士族对于京都人士的风仪行止有一种倾慕和仰望的心理，一边排斥中州贵族，一边忍不住悄悄观察和效仿洛阳风范。
正如《抱朴子·讥惑》所说：“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
不仅书法、语言、衣着、举止、吟咏、饮食，就连哭的方式，都要向洛阳士族学习，并称之为“此京洛之法也”。只因认为他们才代表着真正的“中国风”。
中国一词，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来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原以外则称“四夷”，即南蛮、北夷、东戎、西狄。
《诗经》中说：“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又道是“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都是在强调“中国”正朔，“四夷”来服；《三国志》中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可见彼时“吴越”与“中国”是相对的概念。
但是到了西晋末年，中原陆沉，衣冠南渡，中国的概念也随之模糊了起来。后来匈奴各族进入中原，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也常以中国自称，而把南朝称为“岛夷”；石勒禁言“胡”“羯”，只称“国人”，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而汉族政权虽然迁离中原，却因其“正朔”而仍以中国自居，自然不会承认刘聪建立的胡汉政权，以为“非汉之遗祚”。
后来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亦被称为“魏虏”。
既然洛阳士族代表了中国，代表了更为先进的文明风尚，东吴贵族自会争相仿效，高床锦褥、饮酒美食要学，引经据典、麈尾清谈更要学。
所以清谈虽负误国之罪，亦有重兴之功，人们崇尚清谈，也就是崇尚学问，崇尚思考，崇尚风度。魏晋时，即使是武将也不允许自己粗鲁不文，一样要读经辩难，学习典籍。
因而，玄学清谈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文化思想碰撞最激烈的第二次头脑风暴。崇尚析理与思辨，追求深刻与自由，更是北方中原的“华夏衣冠”与俗谓“断发纹身”的吴越江南，从政治到文化第一次被动而彻底的南北融合。
王导家长期高朋满座，不定时地举办清谈雅集，一则舒解了南渡士族的伤亡情绪，让他们精神一振，有了新的寄托；二则也是向江左名门展示了玄妙幽深的中原玄学，让南北大族的思想得到交流统一。
在王导的极力倡导下，江左清谈蔚然成风，处处可见麈尾轻摇，时时得闻辩难之声。
309 年，“中朝名士”代表人物谢鲲来到王敦的将军府任长史，与当世名士毕卓、王尼、阮孚、阮放、羊曼、桓彝、胡毋辅之等人轮流坐庄，饮酒放诞，高谈阔论，更将这种风潮推向极致，时人称之为“江左八达”，故而此间名士，又被称之为“渡江名士”或是“江左名士”。
所谓“达”，指的是精神上超逸风流，达到了庄老的玄远之境，“从容为高妙，**为达士”。
比如毕卓有句名言，最能体现“达”之精神：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毕卓，字茂世，和许多名士一样，也是好酒如命。一日听说邻家酿酒已熟，他不禁馋涎欲滴，竟然趁夜偷入人家，抱着酒瓮狂饮，酒兴未足便被仆人发现，不由分说绑了起来。
次日早晨，下人报告主人夜获小偷一枚，主人来看时，惊讶地发现竟是吏部郎毕公，不禁瞠目结舌。
然而毕卓倒是不以为意，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大大方方说你家酒味不错，我就是来尝尝。
主人还有啥可说的，赶紧命人解绑，陪着毕吏部在酒瓮旁摆开桌席，直饮至酒干盘净方散。
齐白石曾经画过一幅《毕卓盗酒》，只以朱墨两色，寥寥几笔，画了个脱帽老人抱缸而眠，身前还躺着一只酒提子。题图云：“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
毕卓是否清廉不得而知，常常饮酒废职倒是真的。
后人将他与太白醉酒相并论，题了一副对子：瓮边醉倒毕吏部，马上扶归李太白。
二
在名士风流的带动下，清谈重新成为名士高官的品评标准，丞相以下官吏皆“为玄是务”。如果不擅清谈辩难，纵然做了高官也会被人瞧不起。
比如“璧人”卫玠，就因为善清谈而被誉为“当世第一人”。
乐广和卫玠是一对翁婿，“冰清玉润”这个娇滴滴的词儿，就是时人用来形容这对老少爷们儿的，原句作“妇公冰清，女婿玉润”。
《红楼梦》中小厮兴儿说起林黛玉和薛宝钗时有个绝妙的表容，说在她们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声，“怕气儿出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
乐广和卫玠这对翁婿就让人颇有这种担忧：乐广是在“八王之乱”中，因为担心受牵连而忧虑成疾，自己把自己给愁死的；卫玠就更惨了，因为生得太美，走在路上被人围观，活活被看死的。
偏偏，乐广最为人熟知的故事还是“杯弓蛇影”。
故事说有朋友到乐广家做客，竟在酒杯里看到一条蛇，喝了酒后日夜不安，认定是不祥之兆，越想越忧心，就病倒了。
乐广听说后，详细考察四壁，看到墙上有角弓，漆画作蛇，于是心中有数。过了几天，便又将朋友请来，在同样的方位入席，重新给他倒了一杯酒，让他看清所谓杯中之蛇乃是墙上角弓的影子，于是朋友的疑心解除，病也就好了。
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可惜乐广解了朋友的疑心病，自己却因为“杯弓蛇影”而日夜惶惶，一命呜呼，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这个故事记录在《晋书·乐广传》中，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乐广的确以聪明善辩而著称，这种脑筋急转弯的言行更是他的标志。书中称：
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也就是说，乐广和王衍齐名，俱为“中朝名士”代表人物，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宅心事外，只知谈玄而不务正业。
不过乐广有一点比王衍强，王衍对道家独沽一味，“羞言名教”，乐广却能接受儒道兼修，反对**任诞，其格言是：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关于乐广谈玄，有个经典案例：有人问他，“旨不至”是什么意思。乐广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用麈尾抵着桌角说：“达到了吗？”
客人说：“至。”
乐广重新举起麈尾，再问：“达到了，如何又离开？”客人恍然。
“旨”与“指”通喻，它无须直接到达所指之物并与之合一，所以完全可以离开其物。“指不至，物不绝”，也就是道家所说的“得鱼忘筌”“得意妄言”。这种简明形象又富含机锋的回答，正是魏晋玄学家们最津津乐道的公案。
难怪王衍自叹弗如说：“我以为自己说话很简练了，看到乐广，才知道自己还是啰唆。”
且说乐广所论的“旨”至与不至，正是王导沙龙经典三论题之一的“言尽意”。从前阮瞻的“三语掾”，后来者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也都是对“言”与“意”的辨正讨论。
彼时达摩还未来到中土，禅宗亦未创立，“手指月亮”的佛经譬誉也还没有诞生，中土名士却早已经在讨论相关题目了。
这也是禅宗一旦兴起，立即星火燎原的缘故，魏晋清谈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汉魏流行花美男，男人以白皙柔弱为美。
比如西汉时张仓因为违反军令当斩，然而他被押赴刑场，扒光上衣将要被斩时，监斩官因见其虽然形象高大魁梧，却皮肤雪白，竟不忍下令，遂向刘邦求情，而刘邦真就因为这样荒诞的理由答应了下来。
张仓因此捡回一条命来，大难不死，更得后福，之后还入了列侯。
面如敷粉的何晏，玉手纤纤的王衍，还有冰清玉润的乐广和卫玠，也都是以白闻名。
卫玠（286—312），字叔宝，河东人，太保卫瓘之孙。五岁时，因玉雪可爱，聪明灵慧，卫瓘看着这个秀美异常的乖孙，叹息说：“这孩子一看就与众不同，必成大器，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他长大的样子了。”
后来卫玠长大了，果然风神秀逸，气度俊雅。他的舅舅王武子为骠骑将军，也是个“俊爽有风姿”的大帅哥，然而见了卫玠，却自卑起来，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后人因此总结出了一个成语，便是“自惭形秽”。
卫玠不仅殊丽异常，才志清高，且多愁善感，柔弱易病，典型男版林黛玉。
但他虽重玄谈，并非不知世务之人，见机不可谓不早。永嘉四年（310）他便决定渡江，与哥哥商量：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兄弟俩一个守北方，一个去南方，这才是最科学的保存血脉的有效方式。
商议结果是，哥哥为君效命，留守京都，他则带着母亲家族南下避乱。渡江之际，他望着滔滔江水百感交集，形神惨切，望左右而叹：
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颠沛流离加上心情郁郁，渡江后的卫家诸人一直水土不服，一大家子都生了病，卫玠的原配夫人乐氏不久便病故了。
次年，更是传来洛阳陷落、亲哥哥与城俱亡的噩耗。
连番打击下，卫玠益发孱弱。征南将军山简对他十分看重，怜他无人照料，遂将自己的女儿下嫁，许他做了填房。
因此，卫玠不仅是名士乐广的女婿，同时也是山简的女婿、山涛的孙女婿。
这样冰肌玉骨的妙人儿，原本只合“玉在奁中求善价”，断不能忍受乱世的风尘波涛的，可是偏偏，一家生计压在他身上，逼得他不得不抱着病体四处奔波，谋求荫庇。
卫玠首先要造访的是手握重兵镇守豫章的大将军王敦，长史谢鲲听闻，喜不自胜，倒屣相迎，恳谈终日。王敦亦对卫玠十分看重，兴奋地曰：
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
意思是说，自从我哥王衍之后，没想到还有人能说出这样玄虚高妙的发言，理致甚微，辞条丰蔚，堪称江左之首。且又如此俊雅风流，恍若仙子。推古及今，恐怕只有“正始之音”的最美发起人何晏能与之相比吧。
然而，王敦虽看重卫玠的学问名声，卫玠却不喜欢王敦的刚愎自用，认为此人绝非国之忠臣，遂决意转往建邺谋职。
建邺的人早已风闻卫玠美名，如今听说本尊要来，无不奔走相告。卫玠进城之日，都中早已人头涌涌，人们争相一睹为快，把臂如垣，将道路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可苦煞了孱弱的卫玠，本就长途跋涉，体力不堪，再被这么多粉丝大眼瞪小眼地盯着看，一时心理压力巨大，左冲右突不能出围，几乎被看成了相片。
待终于挣脱人群抵达住处，来不及用膳便传唤汤药，访求名医，只是“劳疾遂甚”，竟然不治，年仅二十七岁。
时人称之为“看杀卫玠”。
噩耗传出，闻者无不伤心。“八达”之首谢鲲连夜奔赴建康为之哭祭，恸哭失声，时人问：“你们不过数面之缘，有这么好的交情吗，何至如此？”
谢鲲答：“栋梁折矣，不觉哀耳。”
谢鲲的儿子谢尚说的就更邪乎了。曾有人问：“杜乂比卫玠何如？”
谢尚说：“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意思是这俩人哪能相比呢，中间还差好几个王导呢。
而王导则称卫玠乃“风流名士，海内所瞻”，亦对他的离世叹息不已。
未能加入司马睿的“百六掾”，是卫玠的遗憾，也是司马睿的遗憾，更是魏晋文学史的损失。
同样是名士逛街，嵇绍被称赞是“鹤立鸡群”，潘岳得了个“掷果盈车”，左思已经够倒霉了，混得唾面自干，但也总好过卫玠，竟被活生生看丢了魂去。真正是同人不同命。
然而，这个极端的例子同时也鉴证了魏晋真是一个无比尊崇美的时代，对于容止的审美空前绝后，仿佛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此更重要的事情：姿容、风仪、谈吐、学识，哪怕贩夫走卒也趋之若鹜。对美的推崇与追求，远远超过地位和权势。
“有美一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对男色的审美达到如此的高度和广度，无关色情，只是妙赏。
这就是魏晋风度。
如果硬要在全世界历史上找出一个和魏晋风度最相似的时期，那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或是十九世纪初的巴黎：繁华、迷乱、时尚、思辨，光怪陆离，百废待兴，充满了**与颓废。
男人们薰香敷粉，奇装异服，聚集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一手执雪茄，一手执酒杯，高谈阔论，动心骇听。音乐、诗歌、戏剧、绘画、哲学论述，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随着塞纳河的粼粼水波前行。毕加索、海明威、萨特、加缪、布雷东、托洛斯基，那些闪光的名字镌刻在河水上，历久弥新。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个性解放，追求极致幸福，人们从宗教外衣下挣脱出来，热烈地歌颂自由，强调人的价值，在推进政治、经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文艺巨人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等乱象。
魏晋风流，亦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