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定“王敦之乱”的是苏峻，平“定苏峻”之乱的是陶侃。
苏峻发家于流民帅，而陶侃亦出身寒门，是魏晋时期寒族封侯的逆袭典型。
大多读者可能并不熟悉陶侃的名字，但是一定会知道他的曾孙陶渊明。
陶渊明与苏轼，是我生平最爱的两大诗人。出仕当如苏东坡，归隐须作陶渊明，拿得起，放得下，这才是落子无悔的快意人生。
所以，作为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必须要辟章专书。
陶侃（259—334），字士行，一作士衡。他和王谢顾陆这些名门子弟完全不同，出身贫寒，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湛氏虽穷，对于儿子的教育投资绝不手软，曾留下“陶母断发”的典故，与“孟母三迁”“欧母画荻”“岳母刺字”，并列中国古代“四大贤母”。
原来，陶侃人穷志不穷，豪爽好客。一日，同郡孝廉范逵因在赴任途中遇雪，借宿于陶家。
彼时天寒地冻，陶家堪称家徒四壁，瓮无余粮，能让客人吃饱已是竭尽所有，更何况与范逵同来的还有仆有马。但是陶母仍然乐呵呵地热情挽留，一边让儿子陪客人说话，一边自己回屋，揭了**稻草席，剁碎了当马料；又剪下自己的一头长发，换了钱打酒买菜。这哪是待客，简直是破釜沉舟。
这份决绝，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更何况还是个女人。
而这么做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范逵上任后，立刻想方设法举荐了陶侃，后陶侃由县吏拜授督邮。
母亲的一头青丝，编就了儿子的进身阶。
陶侃做官后，经常有下属送东西给他。有一次送他了一坛鱼鲊，也就是腌鱼干，陶侃想到母亲爱吃，便托人带回乡下。
谁知湛氏原封不动退回，附了一封信：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说你在任受贿，公器私用，这哪里是孝顺我，分明是让我烦恼啊。
陶侃愧疚万分，从此更加自律，加上屡立战功，官也越做越大。
这就是“截发留宾”“封坛退鲊”的故事。有这样明智而决绝的母亲，儿子怎么可能不成材呢？
陶侃踏实肯干又有才情，遂以县吏逐步升任郡守，直至武昌太守。
他是东晋罕有的那种清廉务实的官员，精于吏职，不饮酒，不赌博。凡下属参佐因为樗蒲谈戏、饮酒误事者，他都会严加申斥，命人将其酒器赌具全部扔到江中，小吏还要加以鞭笞。
他非常看不惯那些无所事事只以玄谈为务的名士，声言：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意思是说，圣人大禹都要珍惜时间，何况我辈俗人？自当珍惜光阴，分秒必争，怎么能将宝贵的生命浪费在游乐纵酒上？这种人活着于人无益，死了也不会被后人记起，根本就是废物。
君子应当端庄严肃才有威仪，怎么能放浪形骸还要觉得自己风流俊才？
对于玄谈至上的魏晋士林，这段话简直是振聋发聩。这就是明明白白地对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文武而薄周孔”、放诞以养望的风气大行笞挞了。如此旗帜鲜明，言辞凛冽，自然为名卿世家所不喜。
但是王敦倒是很欣赏他，还举荐他做了荆州刺史，这年陶侃五十五岁。
二
还记得原荆州刺史王澄吗？因为无所作为被罢免，并在罢职后前往建邺途中拜访王敦时被杀，时为312 年；而接替他的周顗周伯仁，号称“三日仆射”，同王澄一般的名士做派，上任后同样日夜醉酒，不务正业。既然名士救不了荆州，那就换个能吏吧。于是313 年，陶侃上任了。
但是随着陶侃的名声越来越大，兵力越来越强，就开始有人向王敦进谗了。王敦心生猜忌，便召陶侃相见，调他出任广州刺史，改任堂兄弟王廙守荆州。
广州在今天是一线城市，彼时可是地处南粵边陲，蛮荒不毛之地。调任广州，几乎等于流放。这引起荆州诸将的不满，众人起兵抵制。文臣上奏，是为劝谏；武将兵谏，可就是哗变啊。
王敦因此更恨陶侃，认为是陶侃指使部下造反，意欲杀陶侃以除后患。然而陶侃不是王澄，军功在身，杀了他说不定会激起更大的兵变。王敦想来想去，设下一计，假意宴请陶侃，却披甲执矛，进进出出好几回，拿不定主意。
陶侃看破王敦心思，坦然一笑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意思是您神思恍惚进来出去的干啥呢，有什么事决断不下，想干就干呗。说着，泰然自若地该吃吃，该喝喝。
王敦是要脸的人，大丈夫当断则断，岂能被人笑话胆怯鬼祟，不禁心下羞愧，遂弃了兵甲，真心坐下来为陶侃把酒饯行。
陶侃也不敢在这是非之地多作停留，连夜起程，往广州赴任。
在广州任上时，陶侃仍是克勤克俭，事必躬亲，来往公文都要一一审过，亲笔回复，从不假手于人。
最奇的是，他有个非常特别的健身行动：只要没有公事，就每天早上搬一百块砖到书房外，晚上再一一搬回来。人们不理解，陶侃遂昂扬回答：
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
意思是我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卧薪尝胆，不敢或忘。日间无事，也不敢让自己过分安闲，唯恐疏懒筋骨，难负大任。
之后，陶侃因为勤于政绩，军功累累，一路累升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后来更因平定“王敦之乱”重新成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楚百姓听闻，奔走相贺。
此前经年战乱，民不聊生，而在陶侃治理荆州时，“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于是军民皆勤于农稼，遂使荆州富庶安宁，甚至达到了“路不拾遗”的盛景。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军功与名望，才会树大招风，不但让王敦起了杀心，也令庾亮深以为忌，甚至动乱当前还拒绝温峤入京守卫，留下他严防陶侃，“不可越雷池一步”。直到大祸酿成，庾亮仓皇突围，投奔温峤，才不得不向陶侃求助。
庾亮一边请陶侃来寻阳相会，一边又害怕陶侃趁机报复，一见面便赶紧引咎自责，态度好得不得了。陶侃为人洒脱，襟怀开阔，只笑笑说：“君侯竟然对我这个寒门低头下拜！当初不是修筑石头城来防我么，如今怎么倒离了城来求我呢？”
然而，一则大事当前不计私嫌，二则陶侃的儿子陶瞻为苏峻所杀，两人本有深仇。因此，温峤稍加说合，陶侃便爽快地接受了庾温二人的邀请，愿意担任诸军盟主，一同赶赴建康。
光风霁月，英雄豪迈，恩怨分明，着实令人爽然。
328 年，郗鉴率军自广陵渡江，在茄子浦与陶侃会合，两军东西呼应，合力对苏峻形成夹击之势。
咸和四年（329），“苏峻之乱”平定，祖约北逃后赵。陶侃则因功封爵长沙郡公，都督八州诸军事，故而史上又称其为“陶长沙”，陶渊明有诗赞曰：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德？
三
咸和七年（332），陶侃精心部署，经营巴蜀，西伐樊城，收复襄阳，建功无数。朝廷下旨拜陶侃为大将军，并赐予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殊荣，这已是为人臣者的巅峰地位了。
然而陶侃坚辞不受，非但不肯居功参政，反而多次上表辞官，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辞归，将官印封还朝廷，以示辞官决心。离开荆州前，他亲自典验军资、兵器等，一一记录簿册，封存仓库，亲手上锁，走得极为潇洒清白。
做好最后一件事，陶侃已是步履蹒跚，却仍勉力支持，笑向僚属道：“老夫如此辛苦狼狈，都是你们再三挽留所致啊。”
之后登舟起航，挥手示意。
直到这时，陶长沙依然精神清爽，身姿挺拔。然而回到长沙次日，即安然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当真是生也精明，死也清明啊。
陶侃死后，葬于长沙南二十里。他的旧部下因怀念其功绩，又在武昌为他刊石立碑。
他出身寒门，而能一路累升，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爵封郡公，堪称是重视门阀出身的东晋时代的一个异数。在他之后，东晋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干练又冷静的能臣干将。
就连毛泽东也赞扬其为“古之有行者”，将其与克伦威尔、华盛顿并论：
养生奚假乎是? 古之人有行之音, 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俗话说“三代出一个贵族”，又有一句话是“富不过三代”。
听上去似乎矛盾，但通过陶侃的故事，就很好理解了。
如果将陶侃视为第一代长沙公，他虽然煊赫一时，但并未真正进入到门阀阶层，与王谢士族还是有着天渊之别的。不管他本人多么辉煌，一旦病逝，其身后凋零便充分显现出来。
都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官场更是如此。此前庾亮对陶侃一直心怀忌惮，虽然一度化敌为友，但是人走茶凉，哪里还有情分留下？遂对陶侃后人及其旧部一再打压。
这也怪陶侃，他对子女的教育可比母亲差远了，把儿子们教得好勇斗狠，不忠不孝。尤其陶夏与陶斌，竟然为了争夺爵位而自相残杀，这就给了庾亮现成借口，将其放黜。
其余兄弟也是争斗不断，势同水火，不是被庾亮罗织罪名杀害，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陶侃建立的那点儿家底功业也就迅速地被稀薄成烟了。
而陶侃最风光的时候甚至想过举兵废黜王导，经庾亮和郗鉴苦劝才未行动，但是仇肯定结下了，与王家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当陶家二代陷于水深火热时，牵藤扯蔓的世族姻圈中根本无人援手。
陶侃共有十七个儿子，子嗣不可谓不丰，但是没一个成器。
为了一个世子位争得头破血流，不想着兄弟同心，建功立业，只惦记坐享其成，独占家财，比之王谢家风，实有天壤之别。
最小的儿子陶茂，就是陶渊明的祖父，是兄弟中难得的良善者。他虽然官至武昌太守，但史上无传，想来功绩平平。陶渊明的父亲陶逸，虽然也做过小官吏，却没留下任何事迹。待至陶渊明，已是十分贫素，几乎重归寒门了。
究其根本，还是根基太浅，一浅在家底，二浅在见识。
陶侃虽然凭借一腔孤勇，十倍努力，再加上三分运气，得在乱世中迅速崛起，但毕竟不是世家子弟，再与王谢顾陆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也不能为士林圈子真正接受。如果他懂得收敛锋芒韬光养晦还好，偏偏为人又棱角分明，非常反感名士们的玄谈务虚，也就更难与他们建立亲密长久的交情。
什么是亲密长久的交情？最好的方式无过于联姻。
当然陶侃也曾想过这个问题，试图以儿女亲家织就一张坚实的人脉关系网，让自己在宦海中不要显得那么突兀、孤立。
但是官员联姻首先看重的就是门第，除非陶家诸子品貌风流惊才绝艳，否则陶侃的官儿做得再大，也很难为儿子娶回一位世家女郎做媳妇；倒是女儿还容易嫁些，遂选了个名士夫婿“落帽孟嘉”。
这大概算是陶家最显贵的姻亲了，因此陶侃非常重视，紧紧抓住，接连两代联姻：孟嘉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陶侃的孙子陶逸则娶了孟嘉的第四个女儿，且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晋末诗人陶渊明。
不过，这样算下来，陶渊明的父母应当是近亲，未出五服的表兄妹，也就是晋朝的宝玉和黛玉。两个人结合竟能生下陶渊明这么个聪明绝顶的儿子也当真不容易。可是据说陶渊明的儿子挺傻，不知道是不是隔代遗传的缘故。
四
最后说说陶侃的老亲家孟氏，也就是陶渊明的母系家谱。
孟家世代以德行著称，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曾祖孟宗（218—271）。孟宗少年丧父，老母病重，忽然想吃笋羹，大冬天无处买笋，他难过地跑到竹林中抱竹而泣。此举竟孝感动天，只闻得地裂之声，眼睁睁看着新笋破土而出，孟宗喜极，忙取来回家做羹汤奉母，而孟母亦得食而病愈。“孟宗哭竹”遂成二十四孝之经典。
孟宗后来官至孙吴司空，算得上江南的老牌家族。
孟嘉闲散冲淡，少有才名，但矛盾的是，他任诞风流，不问琐务，正是陶侃最反对的那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闲官。
在他任庐陵从事时，庾亮曾召他询问郡中风俗得失，孟嘉坦然答：“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
身为官员，却一问三不知，还要传问从吏，这搁在今天就是明明白白的失职。但在魏晋时，却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名士派头。因此庾亮非但不生气，还“以麈尾掩口而笑”，并赞叹说：“孟嘉固是盛德人也。”
其后，孟嘉入桓温府为参军。某年重阳，桓温与众僚登高赏菊，于龙山设宴欢饮。
忽然一阵金风送爽，将孟嘉的帽子吹落。孟嘉正在谈笑风生之际，竟是浑然未觉，畅饮后径自起身如厕。
对于冠冕堂皇的士林来说，帽子是身份的象征，脱帽可谓非常失礼的行为，就跟今天谁上街时裤链未拉是一样的窘态。
桓温为了捉弄孟嘉，故意示意众人不要提醒，等孟嘉走开，便命人将帽子捡起来，写了张嘲笑孟嘉的字条压在帽下。
过了一会儿孟嘉回来，看到帽子以及下面的短文，也不变色，只是淡定地将帽子戴正，然后请左右取纸笔来，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竟成一篇妙趣横生的美文《落帽赋》，满座宾客无不叹服。
从此，便留下了“孟嘉落帽”或曰“落帽孟嘉”的典故，成为名士风流才思敏捷的一个象征。
唐代元稹有诗云：
登楼王粲望，落帽孟嘉情。
孟嘉好酒，有宏量，且越喝越清醒。桓温问他：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这就是明知故问，没话找话，大约想再逗出孟嘉一篇酒赋来吧。
可孟嘉正忙着喝酒，哪有空提笔，故而随口答：明公未得酒中趣尔。
桓温大笑。
又一日，桓温又问：
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嘉答曰：
渐近自然。
这段话，被梨园界奉为圭臬。
首先桓温对音乐的见识已经很高，提出了“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妙解，意思是丝弦乐器如琴瑟琵琶之类，其曲声亮丽婉转动人，不如管弦乐器如箫笛尺八等；但是笛箫再美，也比不过人的嗓子浑然天成，这是为什么呢？
孟嘉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这是因为人声才是最自然的。
情动于中而有嗟叹歌咏，歌咏不足才有舞蹈奏乐，如此，音乐终是第二层的表现，又怎么可能胜过由衷而发的人声呢？
同理，笙箫取材竹管，加工较少；而琴瑟之类则有厢有板，有木有丝，斫制过程极为复杂，也就离自然之声更为疏远。
以此类推，到了钢琴之类西洋乐器，制作工艺更加精良，体制巨大，轻易不可搬动，距离天籁之声也就更远了。
元代《唱论》引此观点而述曰：
继雅乐之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
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
陶渊明对这位外祖父是极为敬仰的，曾作《孟府君传》，盛赞其“以清操知名”“温雅平旷”，“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而孟嘉的清高隐逸，性近自然，乃至好饮酒，喜音乐，擅诗文，都被好外孙学了个十成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