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次 预 言
一
通常人们说三朝元老，指的是辅佐过三位君王的老臣；然而在魏晋乱世，只要活得长，却可能实实在在经历三个朝代。
比如山涛。
山涛是七贤中最年长也最高寿的，从东汉活到了西晋，历经汉、魏、晋三朝。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山涛则从汉末分裂三国，一路见证了以魏代汉，再以晋代魏，直到天下重新一统，整个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县人。他不但胸襟开阔，而且审时度势，为人稳重，无愧于“七贤”中的老大哥，更是大隐隐于朝的典范。
他曾经三次预见了未来。
第一次还是在他身卑运蹇之时，有一天韩夫人发牢骚，抱怨他空有满腹经纶，不能出将入相。
山涛笑道：“娘子且暂忍一时饥寒，日后我必位列三公，让你穿金戴银。只不知娘子做不做得来三公夫人哩？”
三公，指的是汉魏朝廷司马、司空、司徒三种高级职称。
出身不显的山涛想出仕或有机会，位列三公却难如摘星。
但是这句诺言，山涛在晚年时终于兑现了，只可惜彼时韩夫人已故，终究是无福享受。
但是从这句预言可知，做隐士并不是山涛的本心，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做官的。
要说山涛的做官之路还真是挺辛苦的。他出身河内小族，少有才名，祖父是孝廉，父亲是县令，算是小官员之子。
但是家中有个很显赫的亲戚，就是表姑张春华，嫁给了司马懿为妻，也就是司马师、司马昭的生母。这身份够威风了吧？
因为有这么点儿曲里拐弯的姻亲关系，加之山涛虽然少年孤贫，却有才情，有器量，人们倒也不敢慢怠他。在他十一岁时，便有族人向司马懿推荐说：“山涛与司马师、司马昭可以共纲纪天下。”
彼时司马师才八岁，司马昭更是只有五岁，距离“纲纪天下”实在言之过早。族人这样说，无非是为了给山涛谋个饭辙，想让他做两位小公子的玩伴。
然而司马懿压根没看上，笑笑说：“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意思是你们那个寒门小族的，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汉魏时家族观念最重，族中难得有个年轻俊才，常常要倾全族之力扶他上位，就指望他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回过头来庇护家族。当然，如果这人混得太背，株连亲族的事儿也是常常发生的。所以，众叛亲离、驱除出族这样的惩罚，在当时是比杀头还要恐怖的。
山家族人向司马懿举荐山涛，就是源于这样的家族考虑；而司马懿拒绝山涛的理由，则是出于身为豪门对小族的不屑一顾。
可见，山涛虽然有这么一门看得见勾不着的显亲，但是拐得太远，或许搭得上话，却很难承得上情，更借不上势，因此一直蹉跎到四十岁上才得了个郡主簿的小官，却没干几年又自己辞了。
辞官的契机，在于司马懿病了。准确地说，是司马懿又“病”了！
二
山涛的第二次预言在高平陵兵变前。
彼时山涛正好端端地做着官，好端端睡着觉。月至中天时，他不知怎的想起不久前去司马家吊唁的事情来，忽然一头冷汗，掀被坐起，推醒身边熟睡的朋友石鉴问：“你说司马公称病卧床是何用意？”
石鉴睡得正熟，只咕哝了一句：“宰相不上朝，给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干卿底事？”
山涛叹喝：“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
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兄啊，近来必有大事发生，你奔走于马蹄之间，可不要无缘无故卷入旋涡，被马蹄所踏啊。
石鉴却充耳不闻，顾自转过身继续呼呼大睡。次日醒来时，才发现山涛已经不见了，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的官符印信。
辛辛苦苦得来的官职，就这样挥挥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轻易抛却了。
事实证明，山涛这样做真的很明智。因为就在两年后，司马懿发动了兵变，掀起漫天腥风血雨。
显然，早在那个月色清明的夜晚，山涛忽然想明白了司马懿这次病得不寻常。
要知道，司马懿的“装病”可是有历史的。早在他年轻时，就为了逃避曹操征辟而得过七年“风痹”，其间唯一一次疏漏就是在下雨时急着收拾书简被婢女撞见，那个一剑刺死婢女灭口的人，正是山家的姑奶奶张春华。
司马懿与张春华感情甚笃，向有惧内之名。有一次两夫妻拌嘴，司马懿脱口骂道“老妪可厌”，张春华一怒之下竟然绝食。
起初司马懿还想撑着不理，老太婆爱绝食就绝食，饿了自然会吃，谁怕谁？可是架不住儿子孝顺呀，司马师、司马昭等子孙看到当家主母绝食，也都齐刷刷跪着给母亲赔罪，全家上下一起绝食。
还没坚持到一日呢，司马懿便了，被迫向夫人请罪，好言好语哄了半天，才让张春华喝了一口粥。于是合家欢庆，恨不得放鞭炮庆祝主母大人肯吃饭了，也等于是宣告天下家主大人又输一城。
老夫妻相携半生，如今张春华撒手西行，司马懿年迈之人禁不住大悲大恸，以至中风瘫痪，看上去很是合理。
但是山涛偏偏不信。
此时的“曹马之争”早已被摆到了明面上。当前局势是曹爽略胜一筹，夺了司马懿的兵权，给了他个太傅的闲职，说起来好听，却无实权。司马懿在这个时候借着张春华的死病倒，显然是避其锋芒。
但是司马懿病了，曹爽就会放过他吗？而城府深沉的司马懿，真的甘心从此病卧吗？
山涛躺在皎洁的月光下，听着风声拂檐，想清楚了事情的前前后后，预感到近年必有天翻地覆的大事发生，禁不住冷汗涔涔，于是毫不犹豫连夜归乡。
这份清醒，这份决绝，当真令人叹服。
两年后，高平陵兵变爆发。五千多亡魂飘**空中，多少宗亲贵族家破人亡，此时石鉴再想到与山涛联床夜话时得到的那一句警醒，不禁冷汗沁出，百感交集。
固然，以山涛寒门小吏，纵使不辞官，也未必会被裹挟进那五千亡魂之中。但是及时抽身，在双方决斗时隐居林泉，清谈养望，再于大局稳定后应诏出山，却无疑讨好了司马家。
这也是山涛后来能够位列三公的重要前提。
三
就是在第一次辞官后，山涛啸傲山林，寄情山水，结识了阮籍与嵇康。他们相交默契，气同金兰，结成竹林之游。
“竹林七贤”相知相契的画面很美，时间却很短，因为山涛避世隐居的时间本来也没多长，司马家重新掌权后，山涛便重新出山了。
而且，山涛的复出与阮籍不同，是主动谋职。
《晋书》载，司马师听闻山涛之志，曾笑说：“吕望欲仕邪？”
吕望就是姜子牙，司马师的意思是，山老哥不是坐拥泉林吗，原来是姜太公垂钓，意在为官啊。他当然也很欣赏山涛的识相，遂命司隶校尉举山涛为茂才，授任郎中。
这次，山涛终于借上了亲戚的光。
可见，他的辞官隐居只是为了避祸，观定而后动，从来就不是什么林泉高志，也从不曾忘记“位列三公”的宏愿，因此局势一旦明朗，便立刻抓紧时机重新出仕了。
他是有志向有目标有热情的，既然做了官，便不会敷衍公务，而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因此他很快升迁，还想拉嵇康一把，结果好心办坏事，闹出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来。
司马昭过世后，司马炎以晋代魏，山涛也因此从魏臣变成了晋臣。
曹丕于220 年以魏代汉时，山涛十五岁；266 年，司马炎受禅即位，山涛已经花甲，眼见江山二易其主，便也毫无违和地接受了下来，成为司马炎的肱股之臣。
司马炎称帝后第一件想干的大事就是灭吴。
魏朝经由曹操与曹丕两代人而创建，在曹奂称帝、司马昭执政的魏朝末年，蜀汉被灭，如今留给司马炎的，就只有江南的东吴了。一统天下，这是何等的帝王功业！
司马炎因为这个理想浑身热血沸腾，比吃了五石散还要澎湃。但是山涛却不赞成，兜头一盆冷水说：“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
他认为东吴早已不足为患，倒不如留其残喘，好让朝廷上下时刻保持警惕，岂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不然，除却近患，恐生远忧。
然而，晋武帝满心一统天下，岂能听得进这番道理？遂执意出兵。
280 年，三国归晋，天下一统。
现在回头捋一下，会发现我们习惯说的“三国时期”，其实是个很含糊的时间段。
因为三国指的是魏、蜀、吴，但是魏的前身是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封魏王，与刘蜀、孙吴作战，但是沿用的还是汉朝的年号。也就是说，直到曹丕称帝以魏代汉之前，都算是东汉。
220 年，曹丕登基称帝，创建魏朝，并册封孙权为吴王；刘备闻讯后，拒不承认曹丕地位，遂于221 年在成都称帝，仍以汉为国号，与曹魏分庭抗礼，史称蜀汉；而孙权，则直到229 年才宣布自立，登基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
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才真正形成。
263 年，曹魏灭了蜀汉，但是两年后也就是265 年，司马炎篡位，以晋代魏；再之后，司马炎于280 年灭了孙吴，三国统一。
也就是说，三国的前期处于东汉末年，后一段则属于西晋。真正魏、蜀、吴三国并立的时间，不过是229 年到265 年这三十六年间。而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严格说来从来就不曾以帝王的身份彼此对峙过。
因为曹操只是封王，没有称帝，登基建魏的是他的儿子曹丕；刘备自立为王，刚刚登基两年就死了，他托孤诸葛亮，后来的仗都是诸葛亮打的；孙权则是在两个人都死后很久才登基的。
所以魏蜀的战争，主要是司马懿与诸葛亮的战争，但是最终灭蜀的是锺会；蜀吴的战争，则是司马炎与孙皓的战争，灭吴的是王濬，和曹魏压根没关系。
是非成败转头空，不过飞花一梦。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能够自知，已经是最清醒的人了。
山涛，也是一个清醒的人。因此，当晋武帝自觉天下一统，海晏河清，便要下诏删减军备时，山涛再次议兵，认为不该废除州郡武备，否则一旦烽烟再起，州郡必将无力抵抗。
《竹林七贤论》说：“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彼时魏都京师有讲武之风，山涛在很早前就曾论及孙吴用兵本意，后人称其“坐运帷幄，暗合孙吴”。
这是山涛的第三次预言。
可惜从没上过战场的司马炎仍是不肯听从，认为山涛一介文人，不可能比自己更了解战争。于是急吼吼地诏告天下，以示太平：“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靠着拼爹上位的司马炎自以为蜀吴皆灭，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威胁自己的江山了，不但大量删减军备，且带头掀起了奢靡之风，一时朝廷内外，文恬武嬉，群臣骄奢**逸，宗室争权夺利。
到了司马炎之子晋惠帝司马衷永宁年间，盗贼蜂起，事变频生，各郡国都因为没有军备而无法抵抗，终致天下大乱，正应了山涛的话。
不过，那时候无论山涛还是晋武帝，都看不到了。
316 年，西晋灭亡，距离三国统一，也恰恰是三十六年。
历史完美地画了一个圆，以此证实了山涛的预言。
品目之术，你看人准不准？
一
你会看人吗？
不不，我说的不是相面。当然，相面也是看人的一种，但远不止于此。
擅于察人，除了其五官特征之外，还要观察对方的表情、动作、语言习惯，称之为“观其感变”“观其情机”。
更讲究的，还要考察这个人的出身履历、文风口才，根据已知推出未知，最后做出综合评估，并预测其未来发展。
这叫“瞻形得神”，是一项大课题、大学问，在后世分类很细，涵盖了相术、易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并衍生出微表情、人物侧写等边缘题目。
这项学问，在汉末很受追捧，称之为“品目”。将人与物划为不同品流，精准点评。
比如汝南名士许劭（150—195）与从兄许靖，就是品目的权威人士。既评人，也评事，凡天下英豪或诗文字画，一经品题，身价百倍。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争着请他们点评一二，得片言只语而如获至宝。
于是二许干脆挂牌营业，每月初一举行公开点评，一时闻名遐迩，传为美谈。
一年之初谓“元旦”，一月之初称“月旦”，这每月一次的评点，便被称之为“月旦评”。
曹操未发际前，也曾几番前往拜会，请求许劭评点一下自己。许劭原本看不上他，但是禁不住软磨硬泡，只好认真看了曹操一眼，给了十字点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谈不上什么好话，但是曹操却欢喜异常，喃喃地念着这十个字满面笑容地去了，坚信自己必可从此腾飞。
管他治世乱世，英雄还是奸雄，只要能称雄就好！
事实证明，许劭的确没有说错，曹操后来岂止位极人臣，根本是万人之上。
若不是他曾经许下“永为汉臣”的重诺，只怕早就逼着汉帝禅位给自己了。
曹操大概自此便迷上了品目之学，也自学了几分相面术。
初见司马懿时，就特地留意了一下这个才智过人的杰出青年，认定这不仅是匹千里马，更是一头狼崽子，因其有“狼顾”之相。
什么是狼顾？就是肩膀不动，头颈却可以做一百八十度拧转回头，这哪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更何况，司马懿回头看人之时，大约还眼神闪烁，目露凶光，令得曹操心下一惊，顿时生忌。
《相理衡真》说：“狼目，低头反顾，蹙眉而视，黑多白少，心毒多妒，贪婪好**。”有着狼顾之相的司马懿，怎么可能是良善之辈？因此曹操在临死前告诫儿子：“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没有判错。
汉魏之时，人们是特别迷信“天生异相”的。比如项羽，天生双瞳；比如刘备，双耳过肩，双手过膝；比如孙权，紫髯而长上短下。
据说，孙策死时，之所以没把主位传给儿子，除了担心主幼国危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迷信弟弟孙权天生异相，贵不可言。
潘滔见到童年的王敦，察其“蜂目已露，豺声未振”，认为将来必然为恶，不得善终。
而温峤看到襁褓中的桓温，即道：“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待听了哭声，又道：“真英物也！”于是桓彝便以温峤之姓为儿子之名，用其一生来铭记并验证这句温公品赞。
由此，亦可见品目的重要性。
有品目，方有妙赏，也才会有魏晋人们疯狂追崇的容止之美。
容止不仅是相貌举止，装扮、神态、气度也都是关键。比如“两得其中”的明白人裴楷便被赞为“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故被称“玉人”。
裴楷本人也很擅于评人。初见夏侯玄，便说“肃肃如入廊庙中”。看到锺会，则说“如观武库，但睹矛戴”，好像参观武器库，矛戟森森，不寒而栗，只差没明着说“杀机四伏”了。
看见傅兰硕，形容他像“汪廧靡所不有”，一片汪洋，浩浩****。形容“七贤”中最小的王戎，说他“眼烂烂如岩下电”。而碰上七贤老大哥山涛呢，则评说“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意思是登上山顶往下看，幽深不见底，也就是深不可测。
山涛自己的品目之术修炼到了第几重呢？
大抵是很精通的，不然，如何能见微知著，几次预见风波，及时避祸，忽隐忽仕，一生平安，在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魏晋乱世，居然有惊无险地一直活到了耄耋之年。
初见“清谈误国”的童年王衍时，便曾望着他的背影慨叹：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山涛担负选官之职，先后荐举官员近百名，皆能选贤任能，眼光精到，显然是个擅观人的。而且，每每列出举荐名单后，他还会认认真真地挥动如篆大笔，如做文章一般在后面一一评论，时人称为“山公启事”。
山涛写在“启事”中的虽然都是此人的德行如何，才华如何，其实观人之际，未尝不细察其面相，推究其前程。只不过，因为山涛的预言与品目都裹上了选官风评的包装，让人们只注意到他荐贤举能，却忽略了他的相人之术。
而相人之术在汉魏时期所以如此盛行，并不全为说玄道异，为着的恰是正经题目：选官。
二
汉朝选官实行的是“察举制”和“征辟制”。
察举就是选举，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才德评判的权威性。
征辟则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是以皇帝特征或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
不管是哪种选官，都特别在乎一个人的风评，所以人们特别在乎自己的名声，而汉魏以孝治天下，故而累积声望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孝子。所以父母生病，儿子衣不解带地服侍，直到累晕过去的事情屡屡发生，每次都还要有恰逢其时的见证人与传播人。
除了百姓自发的声音之外，最好还要有名流高士的推荐，于是便产生了像许邵这样专以评鉴为能事的高人。
曹丕坐了天下后，对选官制度进行改革，首倡“九品中正制”，这就彻底将品目制度化了：由国家设在各地方的“中正”推举贤能，为备选官员写评语、定品级，上报朝廷审核后择优分配。上品三，中品三，下品三，每品再分上中下，是谓九品。
其中一品（上上品）为圣人，故空悬以示谦虚；二品（上中品）便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品，“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也就是说，只有世家高门的出色人物才能列为二品，有了二品，才能做五品以上的清官；而三到九品的人物，只能在六到九品的官职上沉浮；至于没品的，便连小吏也是做不得的。
品评定级的中正一般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既能上达天听，又能了解民情。
评定的标准有三项：家世、道德、才能。
出发点很好，好像已经面面俱到了，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却越来越偏离了初衷。因为家世是硬指标，道德和才能却没有准确的尺度，因人而异。最关键的是，选官完全根据风评来决定，那么这评语以及点评人就特别重要，于是便出现了“买评”的现象。
储备官员想方设法贿赂中正及其下属，让他们把自己的评语写得好一点儿；有家世背景的更是转托关系，同族相引，结成小圈子。
尤其朝廷为了杜绝选官贪腐塞责，特地设立了连坐机制：评语不实被发现的，推荐人要承担连带责任。这让选官更不愿意推举自己不熟悉的人才，而只在相熟的世家大族里提拔新秀，如果出了事，还有世家长辈顶着，总会替自己担点儿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选世家子弟可比选拔寒门子弟担的风险小多了。
而且，世家倾一族之力举荐子弟，其风评自然是好的；至于寒门庶族，就是想打造贤才，也没有那个人力物力，单纯以才较技，又怎么可能名列高品呢？
这么着，选官制度渐渐沦为门阀世家的囊中物，遂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现象。诚如中朝名士左思在《咏史》中所言：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九品选人，使得门第制度在魏晋时期达到了顶峰，而政治权力也更加集中于大门阀贵族中。直到隋唐时科举制的产生，才使得这种现象渐渐消歇，孔子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才重新成为选仕标准。
但是山涛却将这个“中正”的职责做得很好。他一生为官，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举荐贤能，既能体察上意，又能观人入微，荐举得当，不能不说是一份功德。
《晋书·山涛传》载：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唯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世说新语·政事》则称：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综合上述两则记载，可知山涛在吏部尚书这个职位上干了十多年，所举官员遍布各司。无论哪个部门，但有官位空缺，他就会预拟几个备选人员，然后察颜观色地体度晋武帝真正想要或者适宜的人，才正式启奏，并写下翔实的人物小传供皇上参考。
也就是说，山涛荐人时不仅要考虑此人能力，还得兼顾其性情以及预测他与帝王同僚的相处情况，然后才定下人选。但是这样选出来的往往不会是群臣公议中最出色的那个，因此众人认为山涛荐人有偏私，便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皇上遂写了一张手令警告山涛：用人唯才，不要遗漏真正的人才，也不要疏远出身贫贱的人，无论门第，莫问亲疏，唯才是举，才能天下大治。
这番话倒也说得颇有明君之范，但是显然怀疑山涛有私心。
山涛也不加解释，只依然故我。
只是有一次，山涛举荐阮籍的侄子阮咸，称他“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但是司马昭却坚持要提拔陆亮。结果自然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且山涛本也不是硬拧的人，遂只得由着陆亮升官。但是不久，陆亮就因为受贿遭人举报，用自我毁灭证明了山涛的明断。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凡是山涛举荐的官员，每一个都非常合适，好像本来就该在那个位置上一样。因此一年后，众人的议论猜疑便都停止了，对山涛的慧眼识人纷纷拜服，就连他荐举官员时的品题文章都膜拜不已，称之为“山公启事”。
三
按说山涛既有选官之权，蒙他举荐的人自然各个感恩戴德，山涛若是徇私，不难家财万贯。然而他却一生清廉，不养婢妾，不蓄田产，就连俸禄赏赐也都散给了少年时曾经照顾过他的族人故旧，遂赢得了一个“悬丝尚书”的美名。
原来，有个叫袁毅的县令为了谋官，来到京城大把行贿，几乎把所有当权的官邸都拜访了个遍。众人皆纳，山涛也百般推辞而不得，因为人人都收，只有他不收就是得罪了整个官场，于是只得接受了“生丝百斤”。
魏晋时候的丝绢是硬通货，是可以当钱来使用的。因此这算得上是一笔不菲的厚礼。山涛收下后，命人悬在房梁上，不可动用。
后来袁毅坏了事，被解送京师廷尉受审，拿出小账本来，上面清清楚楚开列着受贿人的名录，朝廷自然要一一追索。大多人早就不知道把贿礼转了几道手了，山涛却施施然从梁上取下百斤生丝交出，只见丝上积满尘土，连封条印章都未曾动过。
满朝官员，无不叹服。
当年他劝诫朋友“石生无事马蹄间”，而从他既懂得随波逐流而又不肯同流合污的行为来看，足可奔走于马蹄间而无伤矣。
山涛克勤克俭，官声清明，颇得武帝倚重。在朝期间，他曾多次以老病辞官，“乞骸骨以归故里”。然而先后上表疏数十次，司马炎一再挽留，直至山母病危方肯放还。不久却又亲自写信给他，说他任职清明，高雅之操超群出世。顾念其家中贫乏，现送去钱二十万，谷二百斛。
这年是晋武帝泰始十年甲午，也就是公元274 年，在历史课本上虽然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于我们的故事来说，却接连死了三个人。不停扇动的蝴蝶翅膀，若有若无地改变了西晋历史。
第一个就是山涛的母亲。山涛以守制为名上表恳辞，未获允准。于是归乡，“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
山家人都挺长寿，山母过世时，山涛已是古稀之年，却仍恪守孝道，亲自背土堆坟，亲手栽松植伯，守丧超过常礼，孝名闻于京都。
司马炎听了，更加不舍得放手了。心道这样一个风闻朝野的国老，若是不能陪伴自己左右，岂不缺典？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摆在朝堂上面子也好看啊，遂诏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以守制为由婉拒，辞仕不出。
然而便在这年七月，第二个重要人物杨皇后过世了。主持丧礼的必须是德高望重的朝中老臣，于是司马炎再次诏令山涛还朝主持国丧。
国法大于家法，山涛于公于私都不便再拒，只得“扶舆还洛”，仍执掌吏部。这一还朝，便又是十年尘网。
且说杨皇后临终前担心晋武帝因为宠幸嫔妃而改立太子，头枕着武帝的膝盖，凄婉请求：“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才貌兼备，我死之后，陛下选她来主掌六宫吧。”
司马炎与皇后感情甚笃，遂流着泪答应了。此后，他一再给杨骏升官，连同杨芷的兄弟也都鸡犬升天，以至于养大了这家人的胃口，为身后的动乱埋下祸引。
这年病逝的第三个人，是被司马师废为齐王的曹芳，终年四十三岁，谥号厉。
这可真不是一个好字，“厉”用作谥号时，乃表示祸患、灾难的意思，多用在“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之人身上，是为“下谥”“恶谥”。
然而曹芳一个傀儡皇帝，何曾杀戮无辜过？杀孽深重的高平陵之乱，又岂是曹芳发动？
司马炎显然是恶心曹魏来了。
曹芳的病逝，并未在朝野上下激起任何水花，唯一特别的就是时间与谥号：一个曹魏废帝，却与晋朝开国皇帝的元后同年而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厉”，又终究落在谁家？
擅于预言的山涛大约感受到了不安，因此越发谨慎，并反对伐吴之战，但是被武帝否决了。
山涛又屡次上表请辞，或者干脆以病为由久不摄职。左丞白褒、尚书令卫瓘等人先后奏禀，说山涛不过是一点儿小病，却恃病而骄，不服诏命，应当免去山涛官职。
司马炎却说：“山涛有德操，素为众望所归，只不过身体抱恙，深心退让，并不是拒诏违命。然而这样的高德之士，若不能为朝廷所用，是朕有眼无珠。所以朕连续下诏，务求改变他的主张，以匡扶朝廷，弥补缺漏。山涛任事，只需坐执铨衡则可，何必认真操劳？主事者不明诏书深意，反而加以曲解，这有损于崇贤之风，给我加上轻贤无德之名，怎能给远近之人做出表率呢？以后不得再议山公是非。”
换句话说，朕就喜欢拿山涛当个老花瓶摆着，他爱不爱干活儿都随他，哪怕挂空职领薪水都行，朕乐意，你们叽歪个啥？
就这样，司马炎一直将山涛留至太康三年（282），升为司徒，位列三公。然而山涛此时对这个觊觎一生的头衔已毫无留恋，他苦苦推辞，再次上表请归。晋武帝见他态度坚决，只得允他辞官，但是司徒之位，却命他不许拒诏。
蹉跎官场三十年，山涛终于挣脱樊笼，回归田园了。只是，此时故人星散，纵归来何处闻笛？红尘打滚三十年，或是让山涛已经习惯了上班打卡提心吊胆的生活，好容易享受上向往已久的退休生活，却格外多愁善感起来。人一松懈下来就生病，他第二年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九岁，也算得上寿终正寝。
晋武帝赐赠甚丰，下诏以太牢礼仪祭祀，谥号“康”。
下葬之时，有官员上奏武帝说：“山涛旧宅第仅有屋十间，但子孙众多，容纳不下。”
司马炎听了，益发感慨。此时的晋朝上下正处在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氛围中，山涛作为朝廷栋梁，住处竟然如此清贫，岂不怪哉？遂下令为山涛家人扩建住宅。
山涛半生为官，身份显贵，却清廉持正，克勤克俭，以至病殁时连个像样的葬礼都办不起。这份德行，着实令人敬重，堪称晋代名士中难得的有为清官。
人如其名，当真是山中清泉。
所有人的好朋友
一
《晋书》说，山涛“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
所以，山涛是七贤的黏合剂，嵇康、阮籍的相识乃由他中介，并以三人相契为标志、为核心，渐渐形成竹林七贤的小团体。七个人啸傲山林，寄情山水，琴酒相娱，诗画相契，莫逆以心，气同金兰。
关于“七贤”的得名，源自于《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这说的是贤士避乱的四种层次。最干脆利落的方法自然是直接避开俗世隐居山林，如伯夷叔齐之辈，其次是离开某个地方，再次是避开不好的脸色，最次是避开不好的言语。也就是说，实在避不开的时候，那就察颜观色沉默寡言好了。
孔子且说，能做到这样的，他已知的有七位。至于是哪七位，孔子没有说，于是后世乱猜一通，从古代隐士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到《论语》中出现过的楚狂接舆，耕者长沮、桀溺等，人们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中长沮和桀溺是两位相伴耕田的老者。当孔子在鲁国不得志，带着众弟子周游列国时，路遇两人，打发弟子去问路。
两位隐士听说问津者是孔丘，笑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意思是说，孔子觉得鲁国无道，便要去国远游，另寻明主；然而整个天下都是如此，他又该去向哪里呢？并自称“辟世之士”，却将孔子称为“辟人之士”，其实也就是“辟地之士”。红尘滚滚，举世滔滔，天下无道，何去何从？还不如彻底放弃官场，远离红尘，躬耕田野，不入樊笼。
事实上，孔子游历十四年中，也的确是不停地辟地、辟色、辟言。从一处到另一处，漂泊流离，最终也不得其志，因此临老索性说：“予欲无言。”
岂止辟言，根本就不想说话了。
没想到，关于孔子所说的“作者七人矣”，时隔七百多年，魏晋人物倒给了一个答案，便是“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又因“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说是七贤，其实并不止七个人，还有多位常来常往的边缘人物。他们的年龄相差几十岁，身份也各自不同，纯以精神相交，谈玄论道，纵酒佯狂，任诞纵情，莫逆以心。后世以其拒仕之举，玄谈之学，称之为“竹林七贤”，只是为了暗合孔子曰“贤者避世”“作者七人矣”。
嵇康等人的口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却偏偏被后人使用儒家典故《论语》来冠名，想来也真是有点儿尴尬。
蝉一声一声地将盛夏的正午拉得很长，然而在竹叶的遮蔽下，小小丛林自有一片清凉，混着时而激烈时而慵懒的谈玄说道，弹琴纵酒，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竹林七贤”相知相契的画面很美，但是时间却很短，因为山涛避世隐居的时间本来也没多长。大约从高平陵兵变之前到曹髦登基之后，统共也就六七年。
待他结束了竹林之游，重新从山阳走向洛阳后，仍然惦记着留在老家的忘年之交，因此举荐嵇康接任吏部郎。
虽然，这次举荐或许是出于司马昭的暗示而非山涛本意，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也未尝没有缓和嵇康与司马政权矛盾的用意，然而结果是令人抱憾的。一封剑气纵横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于公开宣告了嵇康对以名教为旗号的司马政权的不满与拒绝，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信末说，自己有个十三岁的女儿，八岁的儿子，他只想好好抚养儿女长大，“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份心愿，到底未能完成。
特别的是，嵇康之死，似乎既没有影响他与山涛的友谊，也没有减弱司马昭对山涛的信任。
就连小人锺会，也与山涛相交甚洽。
非但如此，锺会与尚书仆射裴秀明争暗斗，据势争权，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山涛同裴秀的关系也很不错，他居中转圜，两不得罪，老好人做得那叫一个顺手。
如此面面俱到，难怪能在乱世中平安顺遂，一直活到了耄耋之年。
就在嵇康死后第二年，锺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亲自西征，临行前对山涛说：“西边的事我去处理，后方的事就委托你了。”
密令山涛监视曹魏宗室的动静，并拨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邺城。
邺城始为春秋时齐桓公所建，自曹操破袁绍后，便以此为中心经营河北之地，为北方商业和军事重镇。可见，司马昭是把山涛当成心腹重臣来倚仗的，且评价他“在事清明，雅操迈时”，简直是把后背交给战友。甚至就连自己的位子由谁来继承这种机密大事，都要与山涛商议。
换言之，晋武帝司马炎以晋代魏，山涛可谓开国元老，难怪司马炎会一直那样偏袒老花瓶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家的继承人会是司马炎呢？
原来，司马昭有九子二女，司马炎为嫡长子；而司马师却运气太坏，连生了五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
司马昭为了安慰兄长，便把嫡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
按照嫡长子袭爵的传统，司马懿的位子传给司马师，司马师也应该传给自己的儿子。虽无嫡子，养子亦可。
然而，司马师在平定毌丘俭叛乱中，因眼疾发作而病逝时，司马攸只有七岁，根本不足以担当大任。彼时曹魏宗室势力犹在，若是司马攸袭爵成为家主，只怕不到一年司马家就会被吞得渣儿都不剩。
这种时候，当然只有身经百战的司马昭才更合适承继兵权。
于是，兄终弟及，司马昭接任大将军。
而当司马昭再传位时，就有了两个选择：是传给自己的嫡长子司马炎呢，还是传给哥哥的养子也就是自己的次子司马攸？
按说两个儿子都是自己生的，传位给谁都一样，传给司马攸还能赢得孝悌仁义之名，何乐不为？起先他也是这样想的，还曾屡次拍着自己的座位说：“这位子我是暂时替攸儿坐的。”
但是真到立世子时，司马昭却又踌躇了。毕竟嫡长子司马炎是跟在自己身边长大的，从小寄予重望，悉心教导，若是不能将毕生功业传于长子，颇觉不甘不忍。
彷徨之时，司马昭便找到了擅于观人也最会做人的山涛，商议说：“我哥哥开国建业，未成而亡，我的位子本是接替他的，如今即将卸任，如果立司马攸为世子，则可归功于兄长，山公以为如何？”
山涛却最是懂得察颜观色，早已看出司马昭外沽仁义之名，内心真正偏爱的还是长子司马炎，找他商议，不过是想讨一个光明正大的说辞而已。于是便当真奉上脚本：“废长子立少子，违背礼制，是谓不祥。国家安危，由此而定。”
于是一言定江山，司马昭遂立长子为世子，并对司马炎说：“山公是乡闾间素有德望的人，将来你要多听他的意见。”
有了这样的拥戴之功，司马炎对于山涛的感激与倚重，自是更上一层楼。
262 年，嵇康托孤；265 年，司马昭问计。
司马昭杀了嵇康，而这两位生死大敌，竟然都无比信任山涛，托以身后事。可见山涛为人之圆滑中庸，堪称完美，真是魏晋名士中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
二
名士一词，最早指的是有才名而不仕的隐士。《礼记·月令》中说：“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汉代经学大家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
可见在汉朝之前，名士都还与隐士相当。但是在汉朝时，这一词渐渐发生了变化，意为有名士之风的才子文人。
《后汉书》说：“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
到了魏晋时期，玄谈之风兴起，名士的意义干脆就变成了能够谈玄的名人了，和做不做官已经没多大关系，因为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都是官，而且是高官。
“竹林七贤”也都无一例外做过官，只不过有的先仕而后隐，如嵇康，有的先隐而后仕，如山涛、阮籍、向秀等。其中，属山涛和王戎的官做得最大最久，但是若论风评，则只有山涛最佳。在魏晋当世，人们对山涛的评价，堪称是一面倒的赞扬。
王戎称其：“如浑金璞玉，从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非但深不可测，而且贵不可言。
东晋史学家孙盛称：“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俛仰。”
袁宏则说：“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
顾恺之说：“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迹，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又道：“涛有而不恃。”
这几位，都是把他看作《庄子·养生主》中那位擅使刀的庖丁了。
同样爱庄子，难道山涛和嵇康读的不是一本书？
评价山涛最多的人，就是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了，那夸赞的话跟不要钱一样四个字四个字地往外抛，当真是珠玉琳琅，如同成语大全：什么“清风淳履，思心通远”，什么“至性简静，凌虚笃素”“秉德冲素，思心潜通，清虚履道，有古人之风”，什么“立身行已，足以励俗”，什么“宜侍帷幄，尽规左右”，什么“年耆德茂，朝之硕老”，总结起来一句话：“以道德为世模表。”也就是道德楷模！
完人啊！
《晋书·山涛传》载，山涛晚年仕途畅通：“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直到太康三年升为司徒，位列三公，终于完成了当年对夫人的承诺。
山涛的一生，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位极人臣，却也未曾经过什么大坎坷、大波折，沉浮乱世而随波逐流，历经三朝而平安到老，安居高位而得寿终正寝，诚可谓儒道两行矣。
但是到了后世，对山涛的褒贬就大相径庭了，盖棺千年也未能定论。
综而论之，讨伐山涛的理由主要有三大罪：一是山涛虽谈老庄，但绝非与时俯仰，心存事外，而是身入局中，依附司马家族，柔媚处事，助纣为虐，并且帮司马昭监视曹魏，视宗室如囚徒，岂非权奸？是为不忠。
二是为嵇康所不齿的锺会，山涛却与其相交款昵；而当锺会与裴秀互撕时，山涛又与裴秀交好，曲意交结，相与比周，堪称小人之交，是为不义。
第三是教歪了嵇绍，竟然让他为杀父仇家效命甚至丧命，简直是逆天行事。清初一代宗师顾炎武认为，嵇康为晋文王所杀，山涛却令嵇绍仕晋，堪为“邪说之魁”，是“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教别人的儿子不孝，等同于自身不孝。如此不忠不义不孝之人，焉可称贤？
正如宋儒陈普诗中所写：
君王祖述竹林风，竹叶纷纷插满宫。
祸乱古今惟晋酷，是非忧乐一山公。
三
嵇康自己视功名如粪土，拒仕谈玄，但是写给儿子嵇绍的《家诫》，却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反复叮嘱儿子要谨慎做人，小心避祸，做个彬彬君子。
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并非真的反对儒家思想，但他大概怎么都不会想到，儿子后来竟会成为一个典型的忠烈之臣，死后谥号“忠穆”。
二十年后，嵇绍长成了一位才情高迈的君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样貌与风度，走在街市人群中，高俊挺拔，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鹤立鸡群”这个词就因他而发明。
他也同时继承了父亲的琴技。一次齐王司马冏和董艾等在聊天，听到嵇绍求见，便说：“听说嵇绍擅丝竹，不如弹一曲让大家高兴下。”说着便命人送琴来。
嵇绍却严词拒绝说：“我身着朝服，守礼求见，您身为王爷，更该注重礼法，怎可让我做此乐工之事？”
但是，如此耿介清高不慕权贵的嵇绍，又为什么会入朝仕晋呢？
推举人，正是山涛。
最初山涛荐其为官时，嵇绍本是不愿意的。但是山涛劝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
用大白话说，就是现在已经变天了，你也得顺应潮流，懂得变通不是？
这是典型的老庄哲学。
嵇绍在山涛抚养下长大，对这位伯父十分尊重，遂从其劝，决意出仕。
后世提论的山涛三大罪之中，犹以误导嵇绍最为世人所难容。
然而看看山涛对嵇绍的推举时间，就会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了。
那是公元282 年，也就是山涛苦苦辞官之前，或者说，临终前一年。想来，擅于预言的山涛自知命不久长，不能再照顾嵇绍，难道就由着他散淡闲置一辈子吗？其实，不顾世人非议，向皇上举荐嵇绍为官，这对他来说也是担了风险的。
因为嵇康为司马昭所杀，虽然事隔二十年，但是杀父之仇，焉能或忘？司马炎就不怕嵇绍会受到《广陵散》的影响，怀抱聂政之志，入朝刺杀自己么？
但是山涛情辞殷切，又引经据典地用《康诰》里的话说：“父子罪不相及。”晋武帝看在山涛的面子上，终究点头答允了。
只可惜，擅于预言的他，却未能预见嵇绍的惨死。彼时，距离嵇康被斩已经四十年过去了，司马家的子孙为争权而大打出手，引发了“八王之乱”，而嵇绍身为侍中，为了保护晋惠帝司马衷，在**阴大战中身中百箭，血溅龙衣，这算是以德报怨么？
侍中，是晋廷门下省的最高官职，正二品，是随侍于皇帝身边的近臣，负责提供忠谏直言，故而后代又称为“纳言”。
对于嵇绍之死，自古褒贬不一。赞成派取其忠义，如文天祥《正气歌》所云：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反对派则认为其举是背父不孝，如朱熹所评：“嵇康魏臣，而晋杀之，绍不当仕晋明矣。**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事雠之过，自不相掩。”
不管怎么说，嵇绍终究是没能像聂政那样为父报仇，反而为了父亲深恶痛绝的司马家族效忠而丧命，真真应了嵇康的叹息：“《 广陵散》，于今绝矣！”
四
最后初充一个番外小常识，《笠翁对韵》下平声一先韵中说：
洗耳尚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儿怜。郭泰泛舟，折角半垂梅子雨；山涛骑马，接篱倒著杏花天。
四句接连用了四个典故：除了隐士鼻祖许由洗耳的故事外，其余三位都是魏晋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开启清谈之风的郭泰和本文的传主山涛。
不过“接篱倒著杏花天”的其实不是山涛，而是山涛的儿子山简（253-312），字季伦，曾为征南将军，镇守襄阳。
山涛有五子四女，以小儿子山简最为著名。山简性情温雅，高洁纯真，颇有乃父之风。但因为是最小的儿子，看在山涛眼中总觉得是长不大的小孩儿，明明儿子已近而立之年，且已名噪江湖，山涛仍只作吾家幼子。山简叹曰：“吾年几三十，而不为家公所知。”
山简好饮酒，喜郊游，最喜往襄阳名园习家池游冶，置酒池上，每饮必醉，呼之为高阳池。有小童唱儿歌戏谑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
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
白接篱，以白鹭羽毛装饰的帽子，也就是白羽冠。葛疆是山简的爱将，家在并州。这是山简在问葛将：“咱俩比比酒量，咋样？”
后来，“醉倒山翁”便成为酒界美坛，与孟嘉落帽、刘伶荷锄、陶渊明葛巾滤酒、阮籍醉卧当垆美妇旁等风流雅事并论，更被后世无数次吟咏。比如王维诗：“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便说的是此典。
酒仙李白就更是将山简引为同道了，每每有诗：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如何我。
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如泥。
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
山翁今已醉，舞袖为谁开。……
所以，后世喝酒的山翁，都指的是山简，而非山涛。
山涛与嵇康为忘年之交，并列竹林七贤；但是他们的儿子山简和嵇绍却是同龄，而且当世齐名。
山简比嵇绍多活了八年，享年六十岁，追赠征南大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