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郭风、何为和蔡其矫先生
编罢《何为文集》，一时感情凝重，我明白，一个文学时期已经结束。这个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直到新世纪初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福建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中，离不开郭风、何为和蔡其矫。
何为先生逝世已经5年。
那是2011年元月，我往何为先生的寓所打电话，可是接连好几天，拨去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隐隐感觉到有几分不安。果然，10日下午传来消息，何为先生于清晨6时去世。
至此，福建文坛的三位耆宿、三棵常青树在4年间相继辞世。三位老人中，身体最强健的蔡其矫先生走得最早。在参加七次作代会时，他即感身体不适，中途离会。一个月后，2007年1月3日驾鹤仙去。郭风先生住院已经4年，2009年12月24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翌年1月3日凌晨离世。而这次又是元月，好像冥冥中三位老人有个约定，相约在冬季，在寒风凛冽、雨雪霏霏中联袂同行。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三位老人彼此间已很少见面。何为先生蛰居上海老屋，郭风先生亦藏身福州西郊凤凰池，只有蔡其矫先生生性好动，如候鸟般在福州和全国各地间来来往往。
在我的相册里，留有几张珍贵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三位文学老人相挨而坐，依次是郭风、何为、蔡其矫。时秋阳朗照，房间里十分明亮。郭风先生穿的是一件藏青色夹克衫，拉链向上拉在胸口，神态安详；蔡其矫先生则是一件枣红色的夹克衫，衣襟敞开，双眼微眯；而何为先生只穿一件白衬衫，端坐正中，神采奕奕。那是2004年11月，《福建文学》编辑部和文联理论室在福州联合举办一场“何为先生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何为先生多年的愿望。他兴致勃勃地回到福州。会上，除了众多学者、教授，还特地请来了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这天开会前，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一起来到三明大厦何为先生下榻的客房，于是，便有了三位老人合影的珍贵照片资料。
虽说他们三位都是福建文坛的耆宿，同时担任过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但在一起照相的机会并不多。他们是三棵大树，枝繁叶茂，巨大的伞盖撑持起福建的文学天空，树下簇拥着许多小花小草，不过，各个站在自己的山坡上，彼此间自然有一些距离。
三人中，我与郭风先生结识最早，跟随郭风先生的时间也最长。我的编辑生涯中印满了郭风先生的谆谆教诲，至今难忘。
2010年国庆节，我陪北京来的屠岸先生去看望郭风先生。其时，先生住院已经4年，我每年都要去看他，有时和编辑部现在或过去的同事，有时陪郭风先生在外地的友人。先生四年间的变化是身体一天天消瘦，记忆力也迅速减退。他似乎已经记不得近期的人和事，但对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却依然明晰。看到来探望的人，他总是礼貌地从病榻上欠起身，面带笑容，双手握拳致谢。往往开始讲的是普通话，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家乡的莆仙话。
屠岸先生和郭风先生之间有过30多年的交情。他说，郭风先生未住院前每年都要给他寄漳州水仙花，一直不间断地寄了30年。今年86岁的屠岸先生此前有个心愿，想来福建看看郭风先生。我遂建议他秋凉时节到福建来。
郭风先生显然一下认不出屠岸先生，只是满脸堆笑，口中不停地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护工告诉我们，郭风先生昨晚就很兴奋，说了一夜的话，原来是有远方的贵客要来。还是屠岸先生机灵，他向护工要来纸笔，写下“谢谢您赠我三十年水仙花”这样一行字。郭风先生似乎记起来了，不住地微笑点头，眼睛也闪闪发亮。
这道光芒也一下照亮了35年前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在闽北当知青。正是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从省城来了一封信。后来我才知道，这封签署着福建文艺编辑部的信是郭风先生亲笔书写的，他邀请我参加《福建文艺》编辑部举办的一个学习班。其时，“**”中被迫停刊的《热风》杂志更名《福建文艺》试刊。为培养作者，刊物每月办一期学习班，每期二三十位学员，边读书边创作。
当我几经辗转，来到沿海的一座小城，学习班开学已经三天了。学习班租用当地的一家华侨旅行社，听说我来了，有两三位中年人同时从房间里出来，其中一位年长者更是热情地招呼我，眼里露出欣喜的神色：“都以为你来不了呢！”他就是郭风先生，还有两位是何为和苗风浦。一个知识青年，第一次投稿，便受到这样的礼遇，令人终身难忘。
学习班结束后，我又回到了插队的村庄。其后不久，我便多次收到郭风先生的信，对我勉励有加。第二年，郭风先生又推荐我到编辑部当一名业余编辑，直接在他手下工作，协助他处理自发来稿。
我很少保留私人信件，但还是留下了一沓，这便是郭风先生写给我的信。内容都是商讨如何借用我到编辑部工作的事。郭风先生的字写得很大，每页信纸落满了也就五六十个字，因此一封信往往用了两三页纸。后来在他身边学习，看他写信，才知道，郭风先生有个习惯，来信当场即复，一般不过夜。因为有些花眼的原因，他总是站着复信，所以字写得很大，而且很简洁，三两句话解决问题。顺便说到，郭风先生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现书法，其实，他的书法功底很扎实。有时我随他下乡，看到是郭风先生来了，免不了被仰慕者要求写几个字。比如那次到邵武，将石自然保护区想请先生题词，而当年因为道路不好，先生并未进去，怎么写好呢，我们心里都为先生着急。先生却不假思索，提笔写了“如来”二字。后来到沙县淘金山，他为寺院题写的则是“自在”，其学养和机智如此。
记得刚到编辑部时，每天，我都是跟随郭风先生步行上下班。当时，省文联和省文化厅在杨桥路合署办公。他走的路线是出黄巷，过南后街，进衣锦坊，跨过馆驿桥，沿着河道走一小段，不远便是机关了。郭风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旧时出城的一条古道。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这条路的。也许他太喜欢这条小河了，喜欢河边一年四季悄悄开放的花朵，喜欢暂离尘闹之外的一段小小的野趣。他更喜欢这座建于宋代的古朴的石拱桥，踏上桥身时，他的眼里便不自禁地涌溢出赞美之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当郭风先生对我说，要带我走一条有趣的小路时，他嘿嘿地笑着，脸上掩抑不住调皮的神情，仿佛一下回到了少年时代。此后，许多日子，我陪同他从这条小路上下班，从今天走进历史，又从历史回到今天。
在黄巷居住的时候，常有人来找郭风先生。一天傍晚，院子里来了一位头戴竹笠，身着粗布服装的老者。在黄巷19号进出的人中，这样打扮的并不常见。他敲我家的门，用很重的莆田口音问我，郭风先生住在几号单元。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郭风先生陪着这位老者下楼来，并一直送到大门口。郭风先生动情地对我说，你知道来人是谁吗？是陈仁鉴呀。他一直在地里放牛，这回是送申诉材料来的。说毕，郭风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知道陈仁鉴，因为《热风》杂志上发表过他的剧本《团圆之后》，演出后轰动中国剧坛。曹禺先生甚至称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此后，郭风先生不断地奔走并给有关部门领导写信，不久，即得到陈仁鉴平反的消息。
郭风先生以《叶笛集》名世。在中国文坛，始终坚持写散文诗的作家并不多，郭风先生是最专注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郭风先生最初接触这一文体，是在家乡上初中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海上》，一种寂寞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十二三岁的少年，也让他热爱上了这个文体。后来，他又读到阿索林、凡尔哈仑、果尔蒙、泰戈尔和惠特曼的作品，开始迷恋上了散文诗的学习和创作。他曾将泰戈尔的《飞鸟集》、阿索林的《西班牙的一小时》、果尔蒙的《西茉纳集》整本抄在自己用土纸做的笔记本上。直到年过八旬，他依然背诵得出果尔蒙的《冬青》。他认为这位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影响了他一辈子。
由于每天要上班，郭风先生一般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创作。写作两个小时，七点前吃早饭，然后步行到单位上班。晚上则用来读书看报，九点前一定入睡。直到退休，这个生活习惯始终不变。除了读书、写作，郭先生没有其他业余爱好。
跟随先生多年，更多的是学到对文字的敬畏和对写作者的尊重。因为看稿多了，有时出现视觉和心理疲劳状况，不自觉地对一些作者的稿件表现出轻慢的态度，郭风先生嘴上不说什么，脸上却流露出难过的神情，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郭风先生是1979年底离开《福建文艺》（1980年更名《福建文学》）编辑部到省作协主持工作的。这一年他已经61岁。就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福建文艺》极其醒目地推出一期“散文专号”。因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向来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而以整期刊物（而且是两期合刊）的篇幅只发散文，不发小说、诗歌，在全国属首创。特别是这期散文专号，荟萃了国内许多文学名家：冰心、陈伯吹、柯灵、王西彦、碧野、柯蓝、茹志鹃……引起文坛和期刊界的很大反响。冰心先生的《我的故乡》就发表在这一期散文专号上。这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冰心先生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回忆让她的文思潮涌，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她清晰地回忆出福州故居的生活场景和厅堂里的对联，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正是从这篇散文中，我们第一次得知冰心先生的祖籍地在长乐横岭乡。我知道，郭风先生为筹备这期散文专号整整忙碌了半年。所有省外作家，他都亲笔写信组稿。
这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郭风先生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办一本散文刊物，到省作协后，他找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杨云商量此事，在杨云的支持下，出版社提供书号，从1980年开始，以书代刊，出版“榕树文学丛刊”。“榕树文学丛刊”开本别致、设计精美，不定期出版。开头四期是“散文专刊”，由章武和我担任责任编辑。之后又编辑了“儿童文学专刊”和“民间文学专刊”，直至郭风先生退休。
前些年，郭风先生还常常到编辑部走走，询问一些刊物和作者的情况。一拿起《福建文学》，他就动了感情，手里摩挲着封面，眼里熠熠闪光。这一本文学期刊，最初就是在他手上创办的。郭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文坛的散文大家，但他从不以散文家自诩，而总是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我在许多场合都听到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是一名编辑，40年代起就是编辑。诚然，从20世纪40年代郭风先生主编《现代文学》开始，经历过《福建文艺》《热风》《福建文学》，到80年代创办《榕树》丛刊，他整整当了40年的文学编辑。他还说，作家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给他发表的园地，发表就是最好的培养。因此他在当编辑时特别注重发表新人的作品。可以说，福建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作者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他的恩泽。
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时，郭风先生给我作序，他这样写道：“与黄文山同志的交谊，包括他至《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以及此前他尚在闽北农村生活的日子，约略算来已有20余年的岁月了。这种交谊，当然只能是在文学领域内。而这给我一种机会使我得以认识一位同行、一位同事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经历，即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经历看来将持续下去乃至终老。这使我感到亲切，因为这和我自己的人生的主要经历格外相似。于此，我想顺便提出一个看法，即要将此等经历持续到终老，需要一种志愿，一种信念，一种勇气；需要就对待外界的种种**坚持个人的操守，能够视清淡生活为一种人生境界。”
直至今天，我已经退休了，但先生的这番话，依然是我人生的目标：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我觉得我始终没有离开先生的视野。
许多人都把郭风先生比作一棵参天大榕树，庇荫着一方创作的园地，支撑着一片文学的天空，悦耳的叶笛在其间流转，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
郭风先生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悠长的叶笛依然在人们心中传响。这片榕荫，这道叶笛，已经成为八闽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于是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文学之树，道德之树，好大一棵榕树；故乡之笛，心灵之笛，悠长几代叶笛。”
20世纪80年代初，在黄巷居住时，我和何为先生也做过5年邻居。何为先生平时深居简出，不太和人交往。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愿趋奉热闹。他的性格内敛而矜持，一如他含蓄严谨的文风。但他却是我国新时期名字被传诵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之一。
20世纪70年代中叶，《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何为的《临江楼记》，也许是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冰封季节，人们早已久违了这样清新隽永的文字，大家竞相传阅，一睹为快。这篇两千多字的散文对当时模式化概念化的文风带来强大的冲击波，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已超出文章本身。
1979年，何为先生23年前写的名作《第二次考试》被选作高考作文试题，再次在千家万户引起强烈反响。而何为先生依然平静如昔，问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意外”之类的话。当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这篇散文的钟爱之情。此前，他的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第二次考试》更是收入全国语文课本逾40年。
远离名利场的何为先生始终谨行寡言、惜墨如金。他只是在小小的斗室磨砺着笔锋，也磨砺一个文人的精神。他的散文，笔含氤氲，神会大化，意味绵长。
当时黄巷大院居住着一批福建文学界名人，其中就有何为和郭风。分配给我的宿舍是大院东墙下一间面积仅七平方米的简易厢房。我的儿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房子虽逼仄，但门前便是偌大的庭院，恰让生性活泼的儿子得以自由驰骋。穿着开裆裤屁股后还拖着尿布片的小调皮蛋总能引来层层阳台上众多关爱的目光。
何为先生住四层，平时很少下楼，只是收信时才下来走走。在大院里，他的信件最多。每天下午，邮递员准时到来，她可不管你是什么名人，总是直呼其名。老人有时动作迟缓了些，邮递员便会高声催促。后来，何先生和徐师母想了个办法，用一只小篮子从四楼阳台上吊下来接信。不到两岁的儿子居然看在眼里。此后，儿子只要一听到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响，便会飞奔而去，先代取了信件。这时，师母徐光琳先生便会从阳台上吊下一只小篮子，孩子将信件小心地放进篮里，说了声：“好了！”徐师母并不急着将篮子提上去，而是向孩子示意，篮子里还有糖果或玩具是给他的。在征得妈妈同意后，孩子取出糖果或玩具，而后仰起脸朝阳台上奶声奶气地喊了声：“谢谢！”
随着这一清脆的童声，何为先生也会出现在阳台上，看着稚气的孩子，浓眉一挑，眼角便漾开抑制不住的笑意。于是，阳台上的两位老人与庭院中的孩子一起其乐融融地看着小吊篮在空中飘舞起落。
因为喜欢孩子的缘故吧，何为先生也常常到我的蜗居小坐，聊聊家常。当然，他也关心我的创作，给予许多鼓励。
何为先生于72岁时回到上海，因为在上海的陕西南路，他有一栋祖传的老房子。他在这栋房子里出生，又在这里度过少年和青年时光。而且他的夫人徐光琳先生已先他几年到上海居住。叶落归根，对故乡故居的思念牵拽着老人回归的脚步。
给何为先生定期打电话始于1998年。这之前，只是一些书信来往。那一年，何为先生要办结房贴，请我帮忙。其间有一套颇为繁杂的程序，不少环节需要电话沟通。这之后，便成了惯例，十天半个月，一定要给何先生去一次电话。12年来，从没间断。有时我因为出差开会，耽误了，何为先生便会主动挂到我家里来。好在我妻子打小就认识何先生，她和何先生的公子何亮亮是初中时的同学，因此在电话里常会提起过往的岁月。
何为先生曾这样写道：“老来闲居，电话是与尘世相连的一条热线。”蛰居在上海寓所里的老人，自老伴去世后，便一人独守老房子，读书、写作，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部电话，几乎是他对外交往的全部。像旅居福州时一样，他在上海也一样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愿趋奉热闹。偶尔有相识的老友来看望他，他便格外高兴，也格外珍惜。而这份珍惜之情，过后还久久地盘桓在他的文字中。
2007年，《福建文学》编辑部和省文联理论室为何为先生举办“何为先生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何为先生接到邀请，欣然赴会。这是何为先生最后一次到福州。福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于1959年调来福建工作，1994年回到上海定居，在福建生活了三十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福州。他很喜欢福州，为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写下许多美好的篇章。
会后，我陪同何为先生游览了西湖、三坊七巷和江滨公园。何为先生兴致勃勃，但言谈中也时时流露出几分掩抑不住的伤感。毕竟，何为先生是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年华留在了福建的土地上。
何为先生成名很早，但创作力持久而旺盛，八十高龄后仍写作不辍，又连续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写作已经融入他的身体之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步入晚年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说：“只要写起文章来，就觉得人生很有意思，不会感到孤寂。”让人尤为感佩的是，有时为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的误排，他会连续打好几个长途电话到编辑部来，他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令年轻编辑敬畏有加。
本来，读书和写作已是何为先生生命的全部内容。但天不假人。几年前，他的视力大大减退，三步之外，几乎看不见东西。他在电话里坦言他的极度痛苦。就是这样，他借用放大镜，仍然坚持写作，此外，每天请人为他读书、读报。不过，他的听力始终很好，反应特别敏捷，而且说话依然幽默而深刻。于是我安慰他说：“人说聪明聪明，您虽然现在失去了明，但还有聪。”他听罢哈哈大笑。在这笑声里，我分明听到了岁月的沧桑和寂寞中的坚强。
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取名《纸上烟云》，一个饶有意味的名字。凝练而睿智的文字集合了他的人生观察和人生感悟。
公务员实行阳光工资后，工资有了较多增长，而事业单位虽有改革风声却尚未有所动作。于是何为先生在电话里也时常问起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情况，“什么时候，阳光也能照到我们身上呢？”2010年10月，关于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的实施方案下达后，我立即电告何为先生。他很兴奋，此后，不断问及进展情况。遗憾的是，何为先生竟未能等到这一天。
现在电话的那一头，那位经历了世纪风雨，为我们动情地描绘人生风景的文化老人，已在冬日的寒风中飘然而去。在夜不能寐中，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百万言心中风景，锦文多绣山川里；九十载纸上烟云，健笔长存天地间。”
1984年，省文联在西郊凤凰池的大院落成，办公楼和宿舍楼各有一幢。我和蔡其矫先生都是凤凰池宿舍的第一批居民。那时的凤凰池还很僻静，出行没有公交车，附近也没有像样的饭店。由于机关尚未搬来，食堂也没有建起来。蔡其矫先生的家属又不在福州，就在我家搭伙。说是搭伙，其实也不是每天三餐，蔡先生平时不吃早饭，只需要我们给他送一壶开水。加之他的学生和朋友多，三天两头有饭局。不过，如果在外面用餐，蔡先生一定会事先告知，以免我们多煮饭菜浪费了。大概是因为我们不收蔡先生的搭伙费，他便会隔些天买来几条鱼，并亲自下厨。怕我们有想法，他便解释说：“我是海边长大的，喜欢吃鱼。”他做的鱼，味道确实不错。饭桌上，他总是鼓励我儿子多吃鱼，他说：“多吃鱼补脑聪明。”他还喜欢油炸花生，说这比得过鱼肝油。所以妻子常常会炸些花生米装在广口玻璃瓶里送给蔡先生。这时，蔡先生总是显得很高兴。
一天蔡其矫先生前来告诉我说，下午他要乘火车到三明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我知道三明是蔡先生的下放地，那里的佳山秀水也是蔡先生的放歌之所。因为蔡其矫的到来，他的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青年诗歌作者，由此诞生了三明诗群。
我看着蔡先生背着一只军用挎包兴冲冲地出了文联大院。然而傍晚时分，蔡先生竟又出现在我面前，神情有些沮丧。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蔡先生到火车站时，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就在站前广场闲逛。广场上有几位小姑娘正在补尼龙袜。蔡先生见其中一位小姑娘长得特别可爱，舍不得走开，便从挎包里掏出尼龙袜请她给补补。不想，这一补，竟误了上车时间。等听到列车开出站台的声音，已经来不及了。说着说着，我发现蔡先生脸上的懊恼之情已经**然无存，又绽出微笑。爱美，向往青春，钟情大自然，使蔡其矫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活力和旺盛的创造力。
最早让我受到震撼的当然是蔡其矫先生创作于1975年的诗歌《祈求》：“我祈求炎夏有风，冬日少雨；我祈求花开有红有紫；我祈求爱情不受讥笑，跌倒有人扶持……我祈求总有一天，再没有人像我作这样的祈求！”这是我和许多年轻的文学青年抄在自己笔记本上的诗歌。后来，我们又传抄了他早年创作的诗歌《波浪》：“永无止息的运行，应是大自然呈现的呼吸，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正是因为这些撼动我们心扉的诗句，我认识了蔡其矫先生。
蔡其矫先生1918年12月出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8岁时随全家避乱迁居印尼，16岁赴上海念高中。1938年赴延安入鲁艺文学系学习，1940年至1942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教员，1952年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教研室主任，主讲惠特曼和肖洛霍夫。1959年，蔡其矫先生回到故乡福建，任福建省文联专业作家。这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浪漫诗派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自由歌唱的诗的独行侠。他崇尚的诗歌理想和诗歌精神影响了中国几代诗人。
蔡其矫诗歌深受惠特曼、聂鲁达的影响，他曾翻译过他们的许多诗作。蔡其矫也从中国传统的诗歌以及民歌中汲取营养。1986年，省作协在福州召开蔡其矫诗歌座谈会。与会的诗人、诗评家对蔡其矫独守寂寞的诗歌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蔡其矫则在会上动情地说：“深沉的透入心底的孤寂，是诗人异于常人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孤寂地行走，孤寂地吟唱，一道不曾流俗亦不曾喑哑之声，终为时代所证明。
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文联调进了一大批年轻人，凤凰池大院一下热闹起来。当时，苏联小说《这儿黎明静悄悄》备受瞩目，在大家手中传阅。对苏联文学颇有心得的蔡其矫先生主动提出，每天晚上抽出一个小时在食堂为大家讲授《这儿黎明静悄悄》。诗人讲小说，而且又是著名诗人，每天晚上，文联小食堂里满满当当座无虚席。他从小说的主旨、结构、人物、语言以及战争的背景，条分缕析地细作评介。这对于初涉文坛的年轻人，不啻是一场文学大餐。讲完《这儿黎明静悄悄》后蔡先生意犹未尽，又为大家讲解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的散文集《金玫瑰》。他的讲课，带着丰富的个人体验和浓烈的感情色彩，真切生动。末了，他这样对我们说：“我研究小说，欣赏散文，但只愿意写诗。写一首坏诗，比读一首好诗，获得的快乐更大。我的快乐是梦境的快乐，所拥有的快乐别人都看不见。爱即是快乐，懂得爱的人才懂得快乐。”
更令人钦佩的是，1986年7月，年近古稀的蔡其矫先生走进雪域西藏，在西藏漫游了两个多月。之后，他创作了《在西藏》组诗，发表在《福建文学》的“诗歌专号”上，引起强烈反响。他还曾经三次进疆，并去过西沙群岛，其如云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海南，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20世纪90年代，已经80高龄的蔡其矫依然活跃在诗坛，徜徉于山水之间。记得那年中秋前后，我们与福建、江西两省的部分作家在武夷山举办笔会，蔡其矫先生应邀参加。他提议，晚上集体到天游峰品茶赏月。这个浪漫的想法当然博得大家的一致赞同。但那天云层似乎很厚，月亮也出得晚，我们在天游峰直待到将近午夜，仍看不到月亮。更不堪的是山上蚊虫很多，而一些女作家穿的又是裙子，被蚊子咬得实在受不了了，纷纷向我提出要求下山。蔡其矫先生却不乐意，他表示：“已经等到现在了，为什么要走？你们走我不走。我一个人留在山上。”让蔡先生一个人留在天游峰上，我当然不能放心，也不能同意，只能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人一起撤离。蔡先生跟在队伍后面，显得很不情愿。下台阶时，有人要扶他，却被他一把甩开。他坚持自己一个人走下山。说来也怪，当我们一行跌跌撞撞地摸黑下了天游峰，坐上大巴时，车窗外突然一片透亮。什么时候，一轮皎洁的圆月已经冲破云层，高悬在蓝天上。我们还是走早了一步。这时，从后排传来一个不满的声音：“官僚主义！”这带着浓重闽南乡音的愤愤之声，不用说，来自蔡其矫先生。这时，不知为什么，车上的人却全都笑了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蔡其矫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且身体微胖，登山下山走路却全不要人搀扶。但这一印象，却在2006年参加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被彻底颠覆了。那一年蔡先生88岁，已经回到北京居住。当福建团的代表一行在作协工作人员引领下来到北京饭店时，蔡其矫先生在饭店大堂迎候我们。一见面，蔡先生固然高兴，但随即嘟哝道：“这次开会怎么是一个人住？”这样好的住宿条件，蔡先生还抱怨？一开始，我不能理解。我住的房间正好安排在何为先生和蔡其矫先生隔壁。于是，蔡先生叮咛我，用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走。晚餐时间是五点半。蔡其矫先生果然准点过来敲门。我们又叫上何为先生。这时，我才发现，蔡先生走路步子有些蹒跚，而何先生视力很差，连近物也看不真切。于是，下电动扶梯时，我便一手一个，扶着两位老先生。这情景恰被《文学报》记者看到，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还配发了文字，在翌日出版的报纸上刊出，成了会议的一道花絮。
第三天早上，蔡其矫先生告诉我们，这两个晚上他上卫生间时都摔倒过，摔得还挺重。大家一听，都劝他不要继续参加会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不久，传来消息，蔡其矫先生做了CT检查，脑部发现一颗肿瘤，导致他走不稳。我想起蔡先生说不愿意一个人住的话，原来，他已有感觉。
一个月后，在原定做脑部手术的当天凌晨，蔡其矫先生辞世。他的人生远行，竟也这样坚决、迅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主办方要我写一副挽联。于是我借来《蔡其矫诗歌回廊》，放置案头，酝酿情绪，脑海里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汹涌三万诗行，都成海上波浪；起落九十人生，不老风中玫瑰。”《波浪》《风中玫瑰》都是蔡其矫先生的诗歌名篇。
昨夜星辰昨夜风。星光依旧闪耀，风声依旧绕耳，但一个文学时期正悄然掩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