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朝对于这位皇帝来说它发生了三件主要的大事情，一是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礼仪修订，二是皇帝数十年来跟他的几任首辅之间的周旋，三是对于蒙古和倭寇的抵御。
这位皇帝始终是那么小心翼翼，他不相信任何人，他不会给予任何一个人绝对权力。他喜欢看着下面的人斗来斗去，他鼓励他们互相监视、互相告奸，整个官场人人自危，这股相互告奸之风甚至刮到了民间，而我们的皇帝对此却兴致盎然。
嘉靖朝是一个宦官开始衰落的年代，皇帝开始利用首辅来驾驭群臣，这的确需要更高的操作艺术，而这位皇帝显然对此精于运用。他对首辅的挑选也颇为严格，这个人既需要忠于王命，还要有那种驾驭群臣的狠劲。
当皇帝发现张璁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他交待的任务的时候，他开始寻找新的接替者，这个人就是夏言。跟夏言的持重相比，张璁显得张扬而偏激，很多时候张璁都成了别人的靶子，让皇帝下不了台，所以他更喜欢用一个老成的人。
夏言由于在天地分祀中立下了功劳，皇帝擢升其为礼部尚书，而此时的张璁对于礼仪已经没了太多的兴趣，他更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他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既不容于皇帝，更不容于臣僚。此时的夏言却对礼仪情有独钟，他对张璁的改革嗤之以鼻，两人渐发龃龉。夏言善于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夏言明里暗里攻击张璁，暗讽张璁的施政方略，张璁开始憎恶夏言。
恰在此时行人司司正上书劝皇帝先从藩王的子嗣中选一贤者养在身边，因为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子嗣，这道上书自然触怒了嘉靖，嘉靖将此人投入狱中。张璁对皇帝说这是夏言指使的，皇帝命锦衣卫严加拷问，严刑之下司正拒不承认是夏言指使。当皇帝弄清楚真相后，他感到是张璁有意陷害夏言，便让张璁致仕，这是张璁的第二次致仕。
皇帝对张璁是矛盾的，当自己还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子的时候，是张璁挺住杨廷和的压力在黑暗中对自己伸出援助之手，也是他在后面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所以，皇帝对张璁是有感情的，这跟皇帝对夏言、严嵩的利用不同。但张璁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帝国按照他的理想去治理，为此不惜得罪人，不惜擅权，也不惜斥人、整人。皇帝不希望大明的朝廷又出现一个杨廷和，他对张璁的圣眷是建立在张璁不干预皇权的基础上。所以，当张璁处于庙堂之上，皇帝对他很警惕，但到张璁一旦下野，皇帝又对他很想念。
不久张璁第二次被召还，很快第三次又被罢免。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张璁第三次被召还，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庙堂上，他已经感到了未老先衰、力不从心。嘉靖十三年，大同士兵哗变，群臣主抚，只有张璁一人主剿，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谁知主剿一年并无成效。第二年宣大总督安抚成功，这又让张璁很尴尬，夏言在朝堂上又乘机讽刺。
这个时候，议礼派的盟友方献夫主动致仕，这件事情对张璁触动很大。虽然嘉靖只有二十多岁，但这个皇帝似乎已进入中年，他开始变得恩威难测，如其在宦海挣扎，还不如激流勇退。
张璁请求致仕的报告引起了嘉靖的不快，他指出张璁的引退是为了“避祸”。皇上既然点破，这让张璁为难起来，他只好继续留任。皇帝既然说出这种话来，就说明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微妙到了极点，皇帝认为张璁打辞职报告是在猜忌他，为了给自己留面子，他直接点破了这点。虽然看似在挽留张璁，但实际上是君臣之间的最后一次缓冲。
过了不久，张璁又打辞职报告，皇帝则干脆的批准了。嘉靖十八年，张璁病逝，得知消息的皇帝正在湖广老家，皇帝十分伤感，赐予张璁“文忠” 谥号，并赠予太师爵位。
张璁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正统、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六个朝代都出现了想刷新吏治的权臣，跟嘉靖、万历两朝是由文官主导不同的是其他四个时代都是宦官在主导，除了张居正外，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来源于底层，在底层摸爬滚打。
张璁的政治理想是想重塑帝国的君主专制，他是一个复古派，他希望大明朝在礼乐方面可以恢复到商周时代，所以他对周礼研究透彻，这才是他能够战胜杨廷和的原因。他一直在为提高君主权威而努力，他从《礼记》中找出“非天子不议礼”的话，劝皇上乾坤独断；当皇帝提出更改祭孔祀典的时候，他一反常态的支持；针对大明王朝官场决策系统的低下，他劝皇帝废除内阁的票拟权，废除由吏部、科道会推官员的任命制度。
张璁是个理想化的人，他无视社会变革规律，无视君主集权被削弱的现实，只能是如一叶漂于汪洋大海之中。张璁、桂萼对于弊政的刷新有目共睹，只是由于群臣的反对，君王的猜忌使得这种改革嘎然而止。
张璁去仕后，继任首辅是前面被张璁挤走的费宏，但费宏仅仅在任两个月就去世了。接任费宏的是内阁大学士李时，李时是弘治朝的首辅，从翰林院到部院，再到内阁，李时走了明代大多数内阁大学士所走的道路。跟夏言一样，李时也善于逢迎，此时内阁主要是李时与夏言两人主政。李时虽然位列首辅，但他干不过强势的夏言，好在李时有为官的涵养，他不跟夏言争。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对于嘉靖一朝来说是个新阶段，在这年李时死去，夏言成为首辅，从此嘉靖朝在政治上结束了前期那种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转而进入平稳而内耗期。
事实表明夏言跟张璁一样也是个令嘉靖不能省心的人。张璁的跋扈来源于他的执着，夏言的跋扈来源于他的无知，也许只有严嵩才是皇帝最需要的那个人。夏言一旦当起首辅，便很快飘飘然起来，自己干倒张璁、桂萼，而李时又那么惧惮自己，看来皇上最需要的人还是我啊！
夏言的确是一个很跋扈的人，谄媚和恭顺的人一旦掌权后，则会表现出专制和跋扈的一面。因为任何人都是有个性的，当他必须收敛这种个性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所以作为领导人千万不要让你的下属无条件服从你。夏言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容不得反对他的人存在，他张狂而傲慢，即使在皇帝面前他也毫不吝啬的流露出他的这种傲慢。当皇帝发现所用非人后，便将礼部尚书严嵩调入内阁，用以制衡夏言。
从嘉靖十七年（1538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这十年是夏言与严嵩内斗的十年，对于皇帝来说却是美好的十年，他饶有兴趣的看着两人斗来斗去，他感到很省心，他感到群臣是那么容易就被控制在手里。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跟夏言属于同乡，看来大明朝的官场大半个时间都由江西人掌控，在江西这个人多地狭，科举之风盛行的地方，人人拚科场已经是平常事。
严嵩出身寒儒家庭，自小聪颖，弘治十一年，18岁那年中举人，25岁中进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作为二甲进士，又进入翰林院，严嵩的前途看起来十分灿烂。但恰在此时刘瑾掌权，他所重用的吏部尚书焦芳排斥南方人，严嵩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也不能避免，他回到家乡呆了八年。这八年的时光他并没有白白浪费，他埋头读书，并练的一手好字。严嵩复职后在南京翰林院供职，嘉靖登基后，他又由南京前往北京任国子监祭酒。这段时期，严嵩一直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他在南京期间也正是张璁在南京期间，他并没有参与到大礼仪之争中去。从此可见此人本性平凡，并无积极争世之精神，只是命运推着他往前走，大约也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他能够赢在最后。
嘉靖七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他谄媚的开始，之前的升迁大约便是由于自身的才华与谨慎。在这一年，皇帝派严嵩去湖广安陆州更改兴献王碑文，严嵩在奏书中捏造祥瑞，皇帝大为欢喜。
嘉靖七年还只是处于整场大议礼的初级阶段，严嵩没必要必须要附和嘉靖，但他附和了，这说明严嵩的思想已经转变，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与世无争，埋头做学问的严嵩了，即使自己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如此，因为你要生存。面对那个虚伪的皇帝，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只有将自己的个性泯灭掉。
严嵩的这番奏书给自己的仕途打开了局面，皇帝将他放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后又担任北京礼部尚书，由于正处于议礼阶段，礼部无疑是位列中枢。嘉靖十五年，皇帝要求将兴献王的牌位移入太庙，遭到了群臣的抵制，严嵩首先附议，此举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严嵩的第二次谄媚。
如果按资历来讲，夏言应该是严嵩的学生，但严嵩对他的这位学生辈十分恭敬，夏严倒是很受用，他认为自己身为首辅理应受到尊敬。一次严嵩请客，夏言故意不到场，严嵩对着夏言的空位拜了许久，夏言听说后便对严嵩放松了警惕。实际上，严嵩的这种矫情的行为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会看出来，可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夏言，人生太过顺畅的夏言根本玩不过严嵩。但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他知道严嵩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看不起这样的人，但他需要这样的人。
严嵩整人的方式很高明，他不明着整，但他可以设计陷阱让你进入彀中，杀人于无形之中。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至自己的故乡，他视察了父王的陵墓，并对陵墓进行了扩建。虽然他将父王的牌位移入太庙，但他并没有将父王的灵柩移入十三陵，这位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向父亲表达孝心的名份而已。望着熟悉的故土、南方的山川，心力交瘁的皇帝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终老也不错，但历史将他推上了那个舞台，他只有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拜谒完了兴献王的陵墓后，严嵩建议群臣上贺表，而夏言建议回京后再上，皇帝开始不悦。严嵩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立即拜伏在地再次请群臣上贺表，嘉靖随即借坡下驴，令群臣上贺表。
这只是皇帝与夏言不愉悦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当这种事件不断发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该倒台的时候。皇帝由于体弱多病，便开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够长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场、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色的纸上，要求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这些青词只是用华丽的词汇堆积起来，并无实际内容，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词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祷，以求消灾免难、长寿平安。
青词最初是由道长撰写，但道士的学问毕竟有限，写不出华丽的词章，所以对于青词的撰写逐渐由道士手里转移到大学士手里。嘉靖是个婆婆妈妈的皇帝，他对细节很重视，这样的皇帝很难缠，他将官员能否写出华丽的青词作为官吏的考核指标。大大咧咧的夏言以为这是小事情，便对写青词不重视。他经常将青词拿给别人代笔，或者在宦官监视他的时候呼呼大睡，而心细如发的严嵩深谙“皇帝之事无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写青词，经常熬夜写青词，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
嘉靖每次走道场的时候都命群臣戴上香冠，夏言说这不是人臣的服饰，拒绝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而且还披上道袍。宫中的道观落成了，嘉靖命群臣上贺表，夏言对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后，命群臣骑马进入，而不许坐轿子，而夏言照坐不误。
自从当上首辅后，夏言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夏言，他的谨慎、他的恭顺都已经不见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职，严嵩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人都有那种通病，一旦大权在握，便飘飘然起来，将过去都忘记了。此时的严嵩也开始跋扈起来，事实表明，已经64岁的严嵩仍需要进行挫折的历练。
一年后，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重任首辅，刚做了一年首辅的严嵩立刻跌入冰底，他发觉自己在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学生。复出的夏言开始对准严嵩猛烈开炮，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严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还是在自己这里。无论张璁、夏言，还是严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们跟汪广洋、徐阶、申时行还相差甚远，他们无知而擅权，不似汪广洋、徐阶、申时行那么有涵养。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严嵩，并将阁部中严嵩所用的人尽数斥退，夏言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整垮严嵩。严嵩并无过错可抓，夏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子严世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夏言掌握了严世藩的贪污纳贿的罪证，在正准备将这些罪证递交给皇帝的时候，严嵩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夏言家里跪哭，在严氏父子的演技面前，头脑简单的夏言又开始摇摇欲坠。
不久，这一幕又出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人，因为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问话，陆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长跪。从此，严嵩和陆炳便经常倾谋，所谈论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实际上严嵩对于皇帝来说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将严世藩的罪状递上去也没什么，但严嵩为何要如此？我想严嵩此举是做给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对夏言的愤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严嵩此人做事也太过于斤斤计较。寻常人都看的出来他的悻悻作态，更何况皇帝呢。此时的夏言已经跋扈到了极点，同僚去他家里下跪，锦衣卫的首领他也敢动，太监他也随便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想，满朝文武怎么想，相信他自己对此并无概念。
从正统年间起，在军队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将、勋贵，而是文官。这些在仕途上升迁缓慢的文人选择了从军这样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王骥、王越、马文升、杨一清、王阳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人都是好战分子，他们残忍、狠毒，帝国绝大部分战争都是由于这些文人为了立战功而挑起来的。如今又有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曾铣。
曾铣是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县，后任辽东巡按、山东巡抚，先后平定辽阳兵变、山东民变，曾铣的能干很快使得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开始负责对蒙事务。从正统年间起，围绕着通贡问题，蒙古人不断袭扰明廷边境，成化年随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的防务又突兀起来。嘉靖年间，边境问题仍是棘手问题，帝国的政策是加强宣大一带的防御。筑城和修建防御工事的担子落到了士卒的头上，沉重的负担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导致了大同的两场兵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张严厉镇压，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抚。这一看起来是帝国内部问题的兵变，但实际上还是由外部问题引起，此时草原上又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样控制了西抵青海，东抵辽东的大片区域。从嘉靖年间起，俺答几十次去信恳求通贡，都遭到拒绝，明廷方面还诱杀蒙古的使臣，而此时明蒙之间断贡已经30年，蒙古人“夏无布衣、借锅煮肉”。在此种情况下，俺答不断骚扰明廷边境，杀掠甚重。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放下华夷之变的教条，通过通贡、边市的方式解决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资，然后再以分封的方式让蒙古人归顺明王朝。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在明朝人那里实行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在王朝还没有找到正确解决蒙古问题办法的时候，夏言却上了一个错误的提案，那就是议复河套。河套本是游牧民族的水草地，历史上当汉王朝强盛的时候往往将他们逐出河套，而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此反复，导致河套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此地都是弃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军将蒙古人驱逐出了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们又回来了，虽然经过王越、马文升的驱逐，但效果并不大。
最先提出复套的是由挂兵部侍郎衔，担任三边总制的曾铣。他在奏书中说，蒙古人占领河套向南可以进攻陕西，向东可以破宣府、大同进入京畿，故而需要将河套收复。曾铣提出收复河套的一整套办法，那就是首先修筑一条横亘宁夏、陕西、山西的防御墙，然后再随时派骑兵出击。嘉靖随即批复拨款20万两白银修墙，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铣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开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发、随时出击，虽然斩获颇多，但过惯安逸生活的边军们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适应。不仅如此，地方官吏对于修墙也不感兴趣，他们更想通过与关外的蒙古人贸易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点在英宗时代表现的已经很明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了。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至此，皇帝与首辅们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后面还要讲述严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