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波后，我们的皇帝开始躲藏在幕后，让宦官刘瑾在前冲了。
刘瑾是陕西人，本姓谈，后来给一刘姓宦官做干儿子，改姓刘，刘瑾熬到了55岁才出头。跟王振、汪直、魏忠贤一样，这位刘宦官在肃贪、打击权贵、清查账目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后世文人大多将这种行为解释成清除异己、树立权威，即便是利国利民也不在考虑之列，究其原因乃是宦官政治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礼法不符。
从1506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1510年8月份结束，这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是刘瑾主政的时期，被冠以刘瑾时代。从“时代”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知晓刘瑾在这个时期总揽帝国的一切军政大权，而且还有一些新思维、新的变法措施。这些变法主要集中在吏部、户部、兵部。刘瑾的变法手段主要是清查账目，清查的范围极广，遍布帝国的方方面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刘瑾的改革是想将宦官提高到与文官平等的位置上，让宦官也成为帝国官僚中的一员。刘瑾此举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属于前人没有尝试的领域，如果能够成功，的确是对中国二千年来政治体制的一种冲击，其结论是震撼的，它会使中国这种正在上轨道的文官政治嘎然而止。而这种双头政治将会使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加稳定，或许它能够破解明代的政治迷局，但刘瑾开创的这种行政结构会给中国的伦理道德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还不得而知。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刘瑾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他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刘瑾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刘瑾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一紧一收，开支缩紧加上税收增加，如此一来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还能为皇帝和自己增加收入，对宣德年以来的弊政也有很大的纠正作用。刘瑾的治贪不仅对准天下官吏，对于自己的亲信和内廷宦官也在所不惜。宦官杨镇因为在南京受贿被刘瑾亲自交给南京三法司会审，亲信刘宇因为所辖地耗损颇多也受到责罚。此时的刘瑾早已走上汪直的道路，跟汪直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跟汪直一样跟全天下的人作对，这里面不仅有官僚，而且还有皇室、宦官，更有军人，就连八虎中的其他七虎也对刘瑾心生不满。在他的统治下，整个帝国的人战战兢兢，官员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就会被处罚，出现纰漏的官员不等刘瑾来查便已自杀而死，还有的官员因为畏惧刘瑾竟然将家人、亲戚、朋友也检举出来，而刘瑾也鼓励互相诘奸，我们的帝国似乎又重回洪武时代。
敏锐的人知道刘瑾这座大厦已经开始遥遥欲坠，从中枢到地方，从内廷到外廷，从政府到军队都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一种**的气息，帝国仿佛又重现景泰、天顺年间的情景。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的一天，内廷宦官将一份匿名弹劾刘瑾的奏折故意扔到早朝的御道上，奏折被一御史拾到，这份奏章被送到了朱厚照面前。奏折上罗列了刘瑾的几大罪状。此时的刘瑾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且这份罪状又没有署名，朱厚照自然将这视作阴私之事，朱厚照命所有大臣跪在殿外，让群臣自招。
慌里慌张赶来的刘瑾看自己还没动手，皇上已经叫众人跪在那里了，他在那里破口大骂。刘瑾在那里折腾了一整天也没查出来什么，到了夜里便把三百名官员带到了镇抚司盘问，也是毫无结果。第二天才清楚乃是一宦官所为，这事就这样告一段落。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个对刘瑾不满的宦官所为，但何尝不是所有人的共同想法。虽然刘瑾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这次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刘瑾对天下臣僚们的跋扈已经得罪了所有人，当所有人都认为你该完蛋的时候大约便是你会完蛋的时候，此时已经有部分人开始酝酿倒刘。
安化王朱寘鐇是封在陕西庆阳县的一个王，通常人们知道正德朝有宁王叛乱，却不知道还有个安化王先于宁王起事。人们不解的是正德年间的宗室叛乱为何如此多，也同时不解一个封在西北的小王为何也敢叛乱，其实这既跟刘瑾有关，也跟朱厚照有关。
刘瑾清理屯田，让军户纳粮，西北就是重点。陕西当地的驻军早就怨声载道，而安化王朱寘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才利用军士的不满乘机发难。无论是安化王朱寘鐇，还是后来的宁王朱宸濠，我们都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毫无胜算的藩王为何要如此？或许唯一的解释还是《皇明祖训》在起作用，大概这些藩王真的以为自己干的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抑或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也不得而知。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的一天，安化王朱寘鐇将当地镇守太监、总兵等人请到王府饮宴，席间安化王将一干地方官员杀死，接着又带着他的兵将朝廷派在庆阳的巡抚都御史杀掉，然后写檄文传至四方的军队指挥官。檄文中打的旗号是清除刘瑾，所遵循的依然是《皇明祖训》，朱元璋苦心创造的祖训不仅没能保证明王朝的安定，反而成了后世子孙的桎梏。
朱寘鐇打的算盘非常好，他发现各地的军官都对刘瑾牢骚满腹，以为如此一来众人会纷纷响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一处响应。朱厚照接到朱寘鐇造反的奏报后，便命杨一清率兵平叛，八虎之一的张永监军。杨一清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重臣，曾三次任三边总制，最高官至内阁首辅。成化年间，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北部的防务突兀起来，为了协调应对，弘治年间委派重臣总督甘肃、延绥、宁夏三镇防务，是为三边总制。杨一清和张永的平叛兵马走在半路上就传来消息，前方叛乱已经被一名游击将军平了，朱寘鐇本人也被擒获。
眼见叛乱已平，杨一清和张永便调转马头往回走，在路上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这番谈话直接决定了刘瑾的命运。杨一清向张永分析了当今的时局，明确指出此次叛乱是由刘瑾专权引起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叛乱或许是帝国今后面临的经常选项。杨一清想让张永出面搞掉刘瑾，但张永对于这个议题并不感兴趣。张永说道刘瑾对于他本人的威胁甚小，刘瑾擅权于否对于他来说似乎并不关痛痒。杨一清随后又说道如果刘瑾被废黜，张永或许能取代刘瑾的位置，获取更多的好处，并指出皇帝也对刘瑾不满了。
实际上张永最担心的还是皇帝的态度，一旦打刘不成，反受其咬，正德三年的例子已经摆在那里。令张永最终下定倒刘决心的是张永相信了杨一清对陛下态度的判断，他也感到刘瑾倒台的时候到了。
1510年8月张永带着安化王回到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仪式结束后，张永乘刘瑾不在，向朱厚照说道刘瑾要谋反，请求朱厚照诛灭刘瑾。听完张永的话，朱厚照不语，仍在犹豫。张永又向朱厚照递上安化王谋反的檄文，并指出安化王谋反的原因就是因为刘瑾。这时候，八虎中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朱厚照终于下令拘捕刘瑾。一个权势熏天，被称为“立皇帝”的人物就因为内廷宦官的几句话就覆灭了。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刘瑾多么强大，他只是皇帝的一颗棋子，一旦不需要这颗棋子的时候，轻轻一推即可。
虽然刘瑾被逮捕了，但必须给他安一个罪名，最好的罪名就是谋反。一旦定了此罪，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当年对胡惟庸、蓝玉的处理就是如此。想到此处，文官和宦官们便在刘瑾府上放置甲胄、兵器，据传还有玉玺，然后让朱厚照前来观看。当朱厚照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心理也明白这是倒刘的官员们做的手脚，但他也没说什么，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连割三天，一代权阉就这样莫名其妙而又迅速的从历史舞台消失。
关于刘瑾的一切似乎都是迷雾，史书上已经难以找到答案，我们或许只有依靠推测才能得出合理的历史真相。
刘瑾的改革是庞大的，涉及官僚系统的一切，刘瑾将自己的变法条款编在一本书上，名唤《见行事例》 。涉及吏部的有24款，户部的有30款，兵部的有18款，工部的有13款，内容都是针对天下的弊端。但刘瑾死后，关于《见行事例》的一切都被文官们烧毁，人们已经无法知道《见行事例》里面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只能从其他史书中抠得一些细微枝叶。
刘瑾初掌大权后，跟内阁与部院的关系非常好，他对内阁首辅李东阳非常尊重，李东阳的建议他从来不违背，李东阳也尊重刘瑾。刘瑾自己学识有限，便找了一个文人张文冕，所以刘瑾主政的时候天下的奏章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张文冕批红。不仅如此，刘瑾注重选拔清廉的干吏，所以从内阁到部院大多数人皆出自其门下，此时内廷与外廷已经联成一体。
跟文官的融洽关系形成对比的是刘瑾跟内廷宦官关系非常紧张，八虎中的另外七虎都极其厌恶刘瑾，张永曾经当着朱厚照的面与刘瑾互殴。虽然刘瑾令人们畏惧，但内廷宦官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他最终还是载到了这批本应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人手里。正德三年的匿名奏书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刘瑾与内廷的矛盾，在奏书风波后，他甚至成立内厂来对付东西二厂。
除了与宦官产生矛盾，因为变法，刘瑾跟地方官吏、军队、宗室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安化王叛乱之前，辽东已经发生一起小规模的军队骚乱。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地是朱厚照处死刘瑾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正德元年文官的疯狂使继位不久的朱厚照地位岌岌可危，后来依靠刘瑾，形势顿时急转而下，朱厚照从一个毫无地位的皇帝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仅仅过了几年的功夫他就对刘瑾不满意了。这其中的原因说白了还是刘瑾过于专制，使得朱厚照也感到此人很棘手。
刘瑾这个人物说来还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运行中出现了偏差而上了位，他和王振一样力图仿造洪武皇帝重塑这个帝国。他们都是理想化的人，就是洪武皇帝那种具备超强能力的人仍然受制于生命的长度，更可况王振、刘瑾乎？刘瑾的一系列措施过急、过猛、打击面太大，虽然求治心切，但终是功亏一篑。在历史的惯性面前人的力量何其渺小，虽然如此，但刘瑾时代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是应该关注的。由于刘瑾是一名宦官，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不容于封建礼法。他死后，他的所有变法措施立即被废除，史书上也鲜有提及，他的变法效果我们也无从得知。关于他的一切对于帝国的士大夫们来说都是不愿意触及的话题，但在此之后，进入嘉靖年帝国的弊端却日益严重起来，终是积重难返。
1510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刘瑾死去；1566年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嘉靖皇帝逝世，随后拉起了持续16年的隆万大改革。无论史书对于“隆万改革”如何粉饰，它终是沿着刘瑾的道路前进；1582年也同样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在他死后他同刘瑾一样遭到清算。从此，我们的帝国终是进入不可挽回的命运。
无论如何，刘瑾时代对于某些士大夫来说或者对于朱厚照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
44 规模第二的民变——刘六、刘七起义
从1510年到1512年可以认为是后刘瑾时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散乱无章，既没有正德元年君臣之间的那种尖锐冲突，也没有刘瑾主政时期的那种紧张气氛，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的氛围，但这种活泼氛围后面也透着深深的无奈。
刘瑾死后皇帝让八虎之一的魏彬执掌司礼监，而不是让二号人物张永负责，可见武宗对于斗倒刘瑾的张永也是颇为忌惮。司礼监如此，内阁仍是由李东阳任首辅，跟刘健、谢迁不同的是，李东阳比较圆滑，他懂得如何在表面上维护士大夫的清誉，但是私底下与皇帝保持一种良好关系，为此刘东阳也遭到同僚们的辱骂。刘瑾倒台后，内阁中跟刘瑾关系密切的阁臣被驱逐，代之而入的是刘忠、梁储，文官与宦官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虽然刘瑾倒台，但此时也不是正德初年的时代，文官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
后刘瑾时代一切都没有消停，我们的皇帝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一切约束，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玩耍。紫禁城对于皇帝来说是个牢笼，这里有令人烦人的文臣、毫无感觉的皇后与妃子、令人沮丧的两宫太后，而且身居宫中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自己喜欢的人也不能随意带进来。为了自己能够随意驰骋，皇帝在紫禁城的西边修了一座行宫，这也就是后世称为“豹房”的地方。豹房修筑完毕后，皇帝寝食和接见大臣就在这里，一直到死朱厚照也没有回到乾清宫。
豹房是个热闹的地方，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即使是妓女也可以召来此地，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经常在这里饮宴。皇帝是个性情中人，他讨厌繁文缛节，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只有酒友们尽情玩耍，行酒猜令、勾肩搭背、同床而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太平的生活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明代的京畿实际上是个麻烦地，皇亲贵戚的田产都集中在这里，皇室和勋贵的占田必然挤压自耕农的生存空间。加上从15世纪绵延至16世纪的自然灾害导致北方的大批自耕农破产，这些破产的自耕农要么成为流民，要么成为盗匪。北方最大的盗匪是一个叫张茂的人，他结交了内廷宦官，据说还去过豹房与朱厚照踢球。正德五年，朝廷派了一个名叫宁杲的御史来剿匪。宁杲心狠手辣，捉住的盗匪命其捉拿其他盗匪，完成官府要求的人数才能赦免其罪，然后再让被捉住的人去完成相同的任务。如此以来，京畿的盗匪苦不堪言，很快张茂被擒获。张茂的家人找到内廷宦官，宦官又找到朱厚照，朱厚照开价一万两，介绍人也要一万两。
张茂的家人凑不齐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张茂的部下刘六、刘七、杨虎便商量去附近州县干一票大的。谁知这一票干的过猛，或者是手下人过于激动，连当地的县衙都给烧了。刘六、刘七大惊失色，随即逃到远处躲藏起来。虽知过后不久，官府让刘六、刘七来县衙当捕快，“捕他盗以自救”。在这种情况下，刘六、刘七便来到县衙做起了捕快。干了一段时间干的不错，但恰在此时刘六、刘七听谗言说官府要除掉他们，便来了个不辞而别。如此以来，官府便将他们的家人关了起来，家产抄没。刘六、刘七又托人去递话，官府又让他们“捕盗自救”。刘六、刘七不敢相信官府，这时候附近州县已经有流民暴动，刘六、刘七便聚集了旧日人马正式跟官府对抗起来。
发端于刘六、刘七的这场起义是16世纪中国境内最大的农民起义。从起义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正是政府的不作为，官府对底层民众的轻视所导致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并没有被天朝的士大夫们认真贯彻，对待底层民众他们甚至比谁都狠。不仅如此，终明一朝，王朝跟周边民族的那种紧张关系也是如此相似。
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刘六、刘七的起义军逼近京师，京城宣布戒严。十月，义军攻破山东济宁，焚烧了运河上的1000余艘漕粮，被焚毁的船只又阻塞运河。刘六、刘七的大军横亘北方数省，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流民纷纷加入，兵锋直指长江。
正在豹房醉生梦死的朱厚照慌了神，他急命惠安伯张纬、都御史马中锡率京营前来镇压。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的京营在义军面前不堪一击，张纬这个世袭勋贵什么也不懂，马中锡对军事也是一窍不通。眼见如此，朱厚照又改剿为抚，政策一变，流民有些松动。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被经办人认真执行，叛乱远没有平息，朝廷已经花钱如流水，国库空虚。
九月份，朱厚照终于接受了兵部侍郎陆完的建议，调边军镇压，这在明王朝历史上是第一次。边军由于长年驻守边疆，作战能力远胜于京军，由于边军关系到帝国的边防，轻易不调动。虽然此举开调动边军先河，但朱厚照还是批准了这一提议。
宣府镇2000人，辽东镇2000人，延绥镇500人，一共4500人，全是骑兵，另外让宁夏总兵官咸宁伯仇钺提督京畿三千营。由于叛军皆是骑兵，来如疾、去如风，所以此次平叛兵马全是骑兵，中枢试图以骑兵对骑兵。
十月份，朝廷的军队和义军在河北霸州一带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义军战死一千多人，遭受起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但义军很快恢复过来，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竟然杀死平叛副总兵冯祯。边军和京营之间也相互扯皮，摩擦不断。京营让边军在前面打头阵，然后在后面抢功，边军知道京营战斗力差，则坐视京营被屠。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北方数省的义军有两支，一支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是由杨虎、赵燧领导。刘六、刘七是流动作战，每到一处都是烧官衙、开粮仓、劫富济贫，而杨虎的义军则盘桓在河南境内，力图建立根据地以抗衡官府。眼见平叛取得不了突破，朝廷便制定各个击破的策略，免得被义军拖着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刘六、刘七的军队由于流动性太大，无法有效予以歼灭，所以先拿下杨虎的义军。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当你面对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就应该静下心来，分析矛盾究竟在哪里，然后再慢慢处理之，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眼见官军大举向河南压境，杨虎向南强渡黄河，不幸被水溺死。正德七年，杨虎部下刘三被围困嵩山，自缢而死，赵遂于江西被俘。至此，河南境内的义军全部被扑灭。
失去了河南义军的牵制，刘六、刘七日子也不好过，各路平叛大军开始围攻刘六、刘七。两刘的军队开始从河北南下。正德七年五月，两刘军队渡过黄河，接着南下湖广团风镇，义军开始横渡长江。双方在江面上发生大规模的水战，刘六战死，义军不敌，便向长江下游驶去。八月，义军的船队停泊在长江口的通州。此时突遇强台风，官军乘势发起强攻，义军转战险要的狼山。帝国的军队将义军团团包围在狼山，刘七战死，义军溃散，至此持续两年的刘六、刘七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刘六、刘七起义是16世纪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规模之大、地域之广都是明朝建国以来罕见的，竟然迫使明廷调边军前来镇压。无论起义如何迅猛，起义者并不想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农民运动的方式来迫使明王朝实行改良运动，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这些都是一厢情愿。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发端于17世纪的那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运动却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而17世纪的这场农民运动何尝不是16世纪那场农民运动的延续。
为何要在刘瑾死后一节中着重讲解刘六、刘七起义？我们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刘瑾死去，但天下并不太平。刘瑾的倒台是由地方的骚乱引起的，但刘瑾死后这种骚乱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国家的问题绝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虽然刘六、刘七起义被扑灭了，但战火并没有熄灭，刘六、刘七的部众在狼山溃败后进入江西，在随后的十年间他们依然骚乱不止，还有四川的民变则不在本书稿叙述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