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节主要讲述元辅张居正的十年执政策略。在这十年中，张居正在旧有的体制下，使帝国的运行效率达到了极致。这种运作的特点是依靠人事任免和文牍主义，而不是军事专制，此时国家似乎又重回洪武之治的局面。但张居正改革只是对旧有体制的弥补，他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在洪武皇帝手中。但是即便是一种弥补，也使得帝国积累的粮食和白银数年用不完。所以，如果使国家的税制更合理一些，而不至于让少数人将资源占据，再辅以高效率的行政体制，那么这个国家将会何其强大。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能。
张居正首先搞的一个名堂叫考成法。我们都知道官场上的官僚习气乃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人们都有惰性，但这种官僚积习绝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以拖拉，所以即便是这种积习也能够保持政治的平稳运转。一旦上面的压力施加下来，那么会导致所有官员忙碌起来，并处于一种紧张之中，他们会将自身的这种压力分摊给治下的官吏，再由治下的官吏分摊给帝国的全体国民，并最终使整个帝国处于一种紧张与忙碌状态之中。张居正的考证法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张居正将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合二为一，内阁下面是六科，六科下面是六部、都察院，部院下面是督抚，督抚下面是府州县。每个衙门有三本帐，一本帐留底，一本帐在内阁存底，第三本帐在自己的上级部门那里。府州县对督抚负责，督抚对部院负责，部院对六科负责，六科对内阁负责。各个衙门将每个月完成的任务写在帐册上，每个月上级衙门都要亲自检查，然后核销，将核销的结果上报内阁，内阁再予以最终核销。在这种直线中，六科是关键，它拥有检查整个帝国的权力，以免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六科是洪武皇帝的独创，它是按条线成立的跟六部相对应的六个部门，它的给事中是正七品，但它有封驳帝国一切行政命令的权力，洪武皇帝喜欢用这种位卑权重的部门制衡一切。本朝的监察系统较前代比是最完备的，也是最厉害的，除了谈到的六科，还有遍布天下的御史。洪武皇帝甚至鼓励官员之间互相告发、诘奸，所以身为帝国一份子的官员可以弹劾任何人，包括皇帝。一旦有官员遭到弹劾，无论他是什么级别，都要回避，等待皇帝任命的调查组作出独立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被弹劾的官员还要做出解释。一旦遭遇到激烈的和群体性的弹劾，即便是毫无错误的官员，也会因此而辞职，隆庆元年的高拱就是例子。
在这个监察系统和纠劾系统空前完备的王朝，可能会杜绝腐败和渎职，但也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使得他们不敢实心用事。而张居正在他的考成法中将行政、监察合并成一条线，无疑是废除了洪武皇帝制定的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原则，这更是对秦代以来建立的丞相与御史台分权制度的打破。在这方面，张本人专制到了极点，这说明他的专制程度比前代的丞相更加强烈，而这所有的行为都是对宪法空前的违背。
张的这一改革措施顿时使帝国所有的官员忙碌起来，行政效率大大提高，积压几十年的奏章也都得到迅速处理，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张的这一改革措施具备了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问题就在于制度的僵硬性，没有回旋的余地。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他们要去戍守渔阳，由于下雨泥泞误了日期，按照法律当斩。既然逃不出一死，那还不如造反。而考成法的僵硬性在这里也显露无疑，此法运行一段时间后，各级官吏为了限期完成任务都开始层层摊派，最终摊派到百姓头上，导致了基层的混乱，冲击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最后导致流民的出现。所以，在张居正死后，这一不合时宜的考成法迅速被废除掉。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只能是导致官员罢官、农民罢产，帝国顿时大乱。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经受不起检验的，无论它的理论如何完美，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到头来只能是空中楼阁、花丛点缀。
张居正第二项改革是被称作一条鞭法。明代的赋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实物缴纳的物品，你从事何种生产，就缴纳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另一部分是无偿服徭役，也就是干活。这些措施能够稳定农业生产，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也有利于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的推进。但当帝国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流入的增加，白银在交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帝国对银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一切都使得实物税跟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拍了。
前面说过，在宣德年间皇帝派周忱去江南处理官田税赋过重的问题，为了给农户减负，同意以银子、棉花充当粮食缴纳。而嘉靖年间由于财政危机，为了增加收入，严嵩开始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也就是将实物赋税和徭役全部折成银两，按田亩多少征收。这样一来使税收的征收变简洁化，农户也不必再受力役之苦，也不用再负担税粮的运输，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是这样，但对于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章节再详细论述。
虽然嘉靖年间在江南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但也只是小范围内进行，真正大规模进行还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主政时期。帝国开始从南到北系统的推行一条鞭法，从此带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无田的农民不必再交纳税款，地主也无法再逃脱税款，对于税银的官收官解也避免了里甲、胥吏的盘剥。政府对于劳力的使用不再是无偿，而是需要付银子，这也促进了工匠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繁荣。
除了这两项改革外，第三项值得一提的就是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由于新开垦的土地和故意少丈量的土地鱼鳞图册上没有登记，加上各式隐漏、瞒报，所以历代改革无不将清理土地作为查察的重点。在本朝刘瑾、张璁都将清查土地作为他们革除利弊首当其冲的事情。但由于他们将清查的矛头对准皇庄和军屯，所以最终无终而果。刘瑾甚至因此而引发兵变，最终落的个凌迟处死的下场。
对于这些情况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并不考虑这些。另一方面，他也是有的放矢，他并没有将清查的重点对准棘手的皇庄和军屯，而是一般官绅之田和民田。最为关键的是后面有强大而毫不怀疑的支持，这跟正德、嘉靖年间完全不同。
虽说如此，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也是正常的，松江知府、池州知府、安庆知府、徽州知府相继受到处罚，建德县豪民徐宗武阻扰清丈而受罚的例子也在帝国广为宣传。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清丈田地得以迅速推进。到了万历十一年，全部清丈已经完毕。万历清丈是自洪武清丈以来全国最大范围内的一次清丈，此次清丈结果全国田亩总数为7亿亩。刨去造假、政绩、浮夸部分，我个人认为此次清丈得全国田亩数为6亿，相较于明代初期和中期增加1亿亩应税耕地，它直接带来赋税收入的增加。
万历新政虽然有皇帝的支持和张本人强势的推动，但并不代表新政就没有阻力，张居正的新政尤以考成法受到的诽议最大。万历三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书反对考成法，他说道：“政严则苦，法密则扰，非所以培元气存大体也。希望本之和平，依于忠厚，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余懋学的上疏直指考成法，本来六科在这场考成法中是既得利益者，现在连六科官员都反对，更别说底下的官员。张居正似乎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他不禁勃然大怒。万历对余懋学的上疏也十分愤怒，他认为余懋学受人指使，乃至可能接受了人的贿赂，便将余懋学革职为民。
余懋学对新政的反对只是开了个头，真正将反张运动推向顶点的是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刘台上了一道五千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在这篇奏疏里刘台系统的说明了张居正如何擅权，如何违背祖制。
刘台说道：“自从成祖设置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无不惴惴不安，千方百计避宰相之名，而你张居正不仅不避宰相之名，还以宰相自夸。天下臣工畏你者甚于畏陛下，感你者甚于感陛下，你的改革、你的新政完全是颠乱祖制。”
接着，刘台又将张居正专制、跋扈的事情一一列举。可以说刘台对张居正的弹劾不像以前的言官那样含沙射影，顾左右而言他，他直接**裸的对张居正进行攻击，更为犀利的是他抓住了张居正扰乱祖制这个要害，而且总结的很到位，可以说是一击而中。他更是露骨的指出张居正夺皇帝之威，此举既是事实，又能在皇帝与张居正之间构成裂痕。但万历明显没有上当，他表现出了比张居正更强烈的愤怒，因为这位皇帝也是求治心切，他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大治，任何诋毁张先生的话他都不能够容忍。
刘台的弹劾的确厉害，这道奏疏一上去，立刻使官员开始跟张居正保持距离，上朝的时候人们不敢跟张首辅答话，昔日门可罗雀的张府变得日渐冷清，它甚至迫使张居正主动辞职。张居正跪在皇帝面前大哭不肯起，以此逼迫皇帝对刘台进行处罚。这个时候皇帝也意识到需要对刘台进行严厉处罚，不然的话有可能断送了正在进行中的万历新政。
皇帝命令锦衣卫将刘台从辽东带到京师来，关到镇抚司诏狱拷打。刘台在狱中并不屈服，拒不承认错误，乃至破口大骂张居正。眼见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张居正也到皇帝面前求情，万历只好顺水推舟将刘台削职为民了事。皇帝想通过严惩这种抗议者，来使得张居正继续为帝国服务，同时也是对其他反对者的威慑。
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帝国粮仓所积累的粮食够九年的使用，北京、南京以及其他一些省份储存的银子达创纪录的1000多万两，大明帝国似乎重回历史之巅。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在旧有的体制下将农业税收发挥到极限，面对蓬勃发展的商业，已经不断增加的商业人口，他并没有在增收商业税上有任何建树。这种旨在节约开支和增加农业赋税的政策只能短期内带来财政的节约，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自然灾害或大型工程建设，这种财政结余迅速会化为乌有。
另外，财政的节余也跟开放边市导致北方军费削减有关，再加上一批士兵开始屯田，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军费。无论如何，张居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短时间内刷新吏治、整顿田亩，都是应该值得表扬。可是张居正死后的结局，以及他实心用事遭来的唾骂都使得在张居正以后再也无人敢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