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的形势可以说高深莫测、难以琢磨，辽东局势在广宁失陷后渐渐的稳定下来了。整个天启一朝，帝国的着眼点还是内部，迫害东林党人是首当其冲的施政目标。除此之外，在帝国西南部还发生了一场延续17年的土司叛乱，在山东再次爆发白莲教起义。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天启朝帝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似乎开始硬着陆。这主要原因是由于南美的白银由于开采量过大，导致银价暴跌，所以后期白银开采量开始减少。故而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这些也使得天启朝的经济变得萧条起来，萧条的经济或多或少也加剧了天启朝的动**。
虽是如此，但我们的天启朝似乎一切都很稳定，国家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题。
历史学家并没有关注到天启朝的奢安之乱和万历朝的播州之乱的内在关联。西南最大的土司势力并不是播州的杨家，而是贵州水西的安家。安家是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安家的先祖帮助诸葛亮平孟获，之后才开始世代内附中原王朝的，明代安家世袭水西宣慰使一职。
到了明代虽然也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时代的发展，随着汉人势力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扩张，“改土归流”一直是明王朝在西南的政策基调。几乎所有的关于明廷与西南土司的冲突都是由这个矛盾所引起，本章所要讲述的“奢安之乱”也是如此。
杨应龙不是“改土归流”的第一个殉葬品，自然也不是最后一个殉葬品。杨氏家族灭亡后，这个地区仍然是动**不安。无论是中央机构，还是地方政府跟西南土司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人们只注意到了杨应龙的反叛，但对于杨应龙为何要反叛却没有人做出思考。我们仍旧在重复着一个古老的错误，那就是只注重问题的本身，而忽略产生问题的因果。如果是这样，灾难仍然会降临。
安家不仅仅是贵州第一大土司，而且它还跟四川的最大土司奢家是世代联姻关系，奢家世袭永宁宣抚使一职。此种关系告知我们，一旦有何不测，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明廷无论是跟安家还是奢家的矛盾绝不是一时而爆发，而是世代所累积而成。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令人遗憾的事情将不再作为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处理。
当奢家的掌门人奢效忠死后，再也无人能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负责。奢效忠的弟弟奢崇明和其子奢崇周为了争夺土司之位开始互相攻伐，这仿佛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四川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趁着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之际，以调节纠纷为名义大举向奢家土司进攻，将奢家所积累的财富洗劫一空。虽然后来在奢家叔侄的争夺战中奢崇明获胜，但朝廷据绝承认，要将奢姓土司的地盘永宁改为流官治理。这无疑是关系到奢家**的问题，如果朝廷一意孤行，那么冲突将是不可避免。
天启元年，朝廷调奢姓土司赴辽作战。奢崇明对此较为积极，四川巡抚徐可求以奢崇明的军队多老弱为由裁减军饷，又命令奢崇明返回永宁重新征调。此举激怒了奢崇明，长久压抑的怒火忍受不了，遂举起反明大旗。
四川省的治所在重庆，奢崇明带着他被征调来的两万兵马一举占领重庆，杀巡抚、知府、总兵、同知、知县、参将二十多人。奢崇明在重庆建立大梁国，设立丞相以下等官职。为了跟贵州的安家连成一片，奢军在打下重庆后又迅速南下拿下贵州重镇遵义，并又立刻调转马头折向西北方向的成都，试图攻占这个“天府之国”作为大梁国的首都以应对明军的攻击。
此时成都城内只有镇远营官军七百人，周围各地的一千五百援军正在赶来，二千多人的官军可谓是杯水车薪。天启将四川布政使朱燮元晋升为佥都御史，接替徐可求担任四川巡抚，此刻大明国继王骥、王越、张岳、李化龙之后又出现一个以文御武的典范。
朱燮元执掌帅印无疑是这场“奢安之乱”的转折点，从此他将在这个舞台上拉开了十三年的精彩表演。朱燮元升任巡抚后开始组织军民防守，叛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击退，一直到石柱宣抚司女将军秦良玉带兵赶到，双方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天启元年十二月份，皇帝命河南巡抚张我续挂兵部侍郎衔，提督川、贵军务，又谕陕西巡抚移驻汉中，郧阳巡抚移驻彝陵，湖广官军由巫峡入川，大明帝国的西南版图上再次风起云涌。
天启二年正月，继成都被围一百天后，叛军撤走，成都解围。官军解了成都之围后，随机顺水而下收复了重庆。虽然平叛形势喜人，但真正的考验却刚刚开始。
随着奢崇明的起兵，贵州的安氏家族起兵已是必然。此时安家的掌门人安尧臣已死，安家由安尧臣的妻子奢社辉和安尧臣的弟弟安邦彦摄政。这奢社辉是奢崇明的妹妹，安奢两家世代联姻就是为了互为一体，在危难的时候互相有个照应，如今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候。天启二年二月，安家正式起兵，这场战争终于将延续一千年之久的安氏家族绑上了战车。
安氏家族的起兵无疑使得这场叛乱扩大化了，整个西南地区都动**起来了，属于土司的时代终于来临，这是他们自由驰骋的日子。安家的加入立即使天平出现了倾斜，安邦彦带领数万大军包围了贵阳城，朝廷几路援军都无法靠近。安军围攻贵阳达十个月之久，到天启三年解围的时候，贵阳城内四十万人口饿死大半，人与人相食。
虽然贵阳城解围了，但奢崇明的叛军在数路大军的逼压下撤出四川，来到贵州投奔安邦彦，至此实现了“宁西合流”。宁西合流后，叛军势力再次大增，大明帝国的平叛行动仍旧扑朔迷离。
六月份，官军集中全力向贵州发起总攻，直捣叛军在贵州的巢穴。此举使叛军遭受重创，平叛行动再次陷入胶着状态。天启四年正月，帝国平叛行动的二号人物，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死。这场叛乱已经过去三年，川黔巡抚尽皆阵亡，它却显得仍然遥遥无期。天启五年，“战将之花”鲁钦凋零在鸭池河旁，举朝震惊。
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战功的朱燮元总督云、贵、川、粤、湖广五省兵马，历经七年时间才杀死安邦彦、奢崇明。崇祯十年，原水西宣慰使安尧臣之子安位再次归降明廷。至此，这场历经十七年，波及五省的叛乱事件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我们很难说朝廷的平叛行动取得了胜利。因为，朝廷终究还是意识到安氏家族的强大，才被迫以这样一种妥协的方式来结束战争。水西的安家仍然是世袭的土司，终明一朝，朝廷终是无法在这个地方改土归流。
这场持续17年的叛乱似乎还不是帝国最大的灾难，因为它终究是在帝国的西南版图进行，一些平叛费用可以分解到地方。但天启二年再次发生于山东的白莲教起义则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
山东一直是帝国的不稳定地带，这里人口众多，直接面对黄河的冲击，它还是南北漕运的必经之路，北方的战事也多从这里征调人员、钱粮，这里还是天下教会的云集之地。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起义已经是贫苦人民对朱棣横征暴敛的强烈反抗。到了天启年，由于辽东难民和败兵的涌入，以及朝廷为了征战辽东，在山东的登莱设置军事重镇，这些无疑又使得这个地区成为帝国的风暴中心。
白莲教一直是历朝统治者头疼的问题。它既具备隐秘性，又具备历史的传承性，更为重要的是各地的教会首领都是世袭而存在，他们在教徒心目中享有极高威望。这种教会组织极其注重跟底层民众结合，它们具备反抗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无疑是作为革命者而存在。
徐鸿儒是山东巨野人。从万历年间起，徐鸿儒便在山东的郓城传教，他跟王好贤的闻香教、于弘志棒棰会都有紧密的联系。天启二年，当辽东失陷后，徐鸿儒敏锐的捕捉到了那种人心思动的气息，便在五月举事。徐鸿儒让教众将家眷都寄居在梁山伯，自己率众攻打郓城县。
大凡发生此类的民乱，诸如县府州之类的治所一般都是很快沦陷，起义军很快占领郓城、邹县、滕县。山东的民乱令统治者大为恐慌，天启连忙调集兵将前往围剿，义军只好退居滕县。在官军数月的包围下，义军内部发生动摇，他们将徐鸿儒绑缚献降，徐鸿儒被押到京师处死。
无论是奢安之乱，还是徐鸿儒起义，这些在大明王朝御宇的277年时间里都屡见不鲜，它似乎并不能引起历史爱好者的关注。严格来讲，天启朝也并无正统、成化年间的那种严峻的内外形势，但是大明朝却在短短十几年后轰然倒台，历史究竟是关联于偶然性？还是关联于必然性。
当一次民变越来越大的时候，当它无论如何也扑灭不下去的时候，当它并不因为重要领导人丧生而结束的时候，那只能说明社会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它必须要打碎重来了。
当帝国步入晚年，中层结构的日益臃肿，它既压着底层结构苦不堪言，又推动着高层结构摇摇欲坠。要么高层与底层携起手来改造这个中层结构，要么就由底层结构将中层结构、高层结构一起打碎。
天启二年的徐鸿儒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