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王阳明之前都有学者提出通过内心自省的方法获得世间真理，但这只是对“理”的不同格物方法而已，而王阳明首次提出心学概念，第一次将心学理论化、系统化，这无疑带来心学的风靡。他的弟子越来越多，遍布朝野，而这众多的弟子也使得心学开始分化。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心学分为七派，但我们进行一下归纳的话，实际上为两派。
一为左派，二为右派。右派继承了王学的原教旨主义，而左派却在王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开始反对一切正统，一切权威，到了后期甚至打倒一切儒家经典，它已经背离了王阳明的心学道路，甚至进入离经叛道的行列。在这里要特别指明的是，心学左派严格的说与心学并无关系，因为它最终进入到反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境地。但是为了讲述的系统性，我们暂且按照《明儒学案》的分类来进行。
王学右派以聂豹、徐阶、赵贞吉为代表，后期的东林党也属于右派行列，而王学左派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心学推广的短短时间内，心学这门新兴的哲学思想就已经出现了分化。王门右学则被官府吸纳成为帝国的正统思想，而心学左派则成为理学与心学右派共同打击的对象。鉴于此，本书对于心学的论述则从它的正统转向左派，因为左派相对于右派会产生更多的精彩篇章，而对于何心隐、李贽等人本书后面还会以很大篇幅来论述，在这里先讲讲王艮和他的泰州学派。
王艮是江苏泰州人，世代以煮盐为生。虽然对于心学来讲，王阳明是集大成者，但真正将它推向民间，推向底层，成为大众津津落道话题的还是这位王艮。
王艮家贫辍学，全靠自学，所以他身上少了那些经院派的习气。对于不懂的东西，他不耻下问，在读书过程中他不拘泥于朱熹的注解，而更强调自己的理解。王艮对儒家经典也是批判的继承，他在给学生的讲课中也全是自己的主观论断，而不是对经典著作的翻译。
王艮开宗讲义颇有宗师风范，前来听讲的人问道：“为何汝的观点与王守仁很类似啊？”王艮是知道王阳明的，他的主张在某些方面也的确跟王阳明类似，他非常敬佩这位大儒，他觉得是时候向这位大儒请教了。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南昌城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奇装怪服，行为疯癫。王艮与王阳明不同，王艮行为乖张，好标新立异，以至于王艮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时候显得有些娇情和做作。
王阳明对于王艮的举动并不感兴趣，虽然王艮下定决心要拜在王阳明的门下，但王艮的学术思想与王阳明差异很大。我们很难说王艮是否有拜在王阳明门下的必要，也很难说王艮在王阳明这里获得了什么。
王艮赞同王阳明心外无理的主张，他也认为天理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但在一些方面，王艮与王阳明仍旧有着很大差别。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
“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即道。”
这两段话是王艮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有别于王阳明的地方。前一句是指天理就存在于人们心中，不用去穷、不用去格，它自然就会出来；后一段话是指世间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天理，天理就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找天理。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天理即使只存在于人们心中，还是要靠我们去格、去穷尽，否则今天你占了点小便宜，不去反省，明天你就会得出占小便宜是正确的论调；对于第二种观点我是赞同的，万事万物都存有天理，柴米油盐、邻里争吵，都存在有天理。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两种看法都是王阳明反对的，王阳明主张人的内心经过不断的格物从而获得良知，岂是王艮所说那般简单；对于第二点，王阳明更是不能容忍。王艮认为日常生活中都是“理”，再加上这种“理”很好理解，所以将王艮的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指心学这种东西对于凡夫俗子也可以掌握，并不是圣人所独享的东西。
王艮的这种观点无疑是爆炸性的。虽然二千年以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但也并不是意味凡夫俗子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坐而论道。王艮无疑要将这种圣人之学推向所有的人，这是儒家等级秩序所不能容忍的。社会每个阶层的分工不同，有的人注定要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更多的人只有从事体力劳动。
王艮出身本来贫苦，煮过盐，小时候上过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19岁那年他跟父亲一起贩盐来到山东孔庙。当他拜谒孔庙的时候他感慨的说道：“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艮在毫无知识学问的时候，他便有了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想法。从此他便将儒家经典写在纸片藏于袖中，在工作之余拿出来翻看，王艮渐渐的从煮盐转变为贩盐，他也渐渐的成了富户，这给他从事脑力劳动提供了条件。
王艮是社会底层的人，他行过医、贩过盐，最终找准了做学问这条道路。王艮是从社会最底层奋斗起来的，没有父兄提供资助，没有有名望的先生提供教育，他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从书本中寻找知识。正是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使得他对底层社会有了了解，他对底层人民有了了解，这也坚定了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真理。
王艮觉得他跟王阳明之间再无可谈，于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模仿孔子周游列国，王艮自制了一辆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打着传播圣学、拯民愚昧的招牌开始向京城行去。王艮在他的车子上挂着两张条幅，一个写着“天下一个”，另一个写着“万物一体”，王艮一路上奇装怪服、大声吆喝，史载“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
王艮每到一处便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王艮面对的全是凡夫俗子，田间农夫、走街贩履、卖盐打渔的都成了王艮说教的对象。王艮的此次北行无疑引起了轰动，并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而王艮的此次说教是对中华二千年来的等级秩序、伦理秩序的首次冲击，具有异端的色彩。
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万物都是一体的。王艮从注重内心开始转向注重自身，“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在王艮这里，心学似乎已经向着“安身立命”的“身学”转变，而这种“身学”更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相比心学多了一份实在性，少了一份玄幻。王艮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民本思想，而此种民本思想跟孟子的民本思想仍是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是在强调等级秩序的基础上行仁政，而王艮的民本思想却是带着启蒙思想的意味，他也成了中国启蒙思想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中国似乎一下子进入了现代，而此时的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之中，他们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仍然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
王艮所引起的轰动与议论很快传到王阳明的耳朵里，他大发雷霆，命人赶快把王艮唤回来。王艮回来后，王阳明三日不见，王艮长跪不起。每个人心中都有开放与保守一面，对于别人的开放与保守同样都是嗤之以鼻。王阳明对朱子学说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陈旧的东西，对于王艮学说他同样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异端。
无论王阳明恼怒与否，王艮已经超越王阳明成为帝国的新星，很多地方的大员将王艮邀请到当地书院讲学，而一旦开讲，各地凡夫俗子纷踏而至。嘉靖七年，王阳明逝世后，王艮开始自立门户。由于他是江苏泰州人，后世人便将他这一门派命名为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共传五世，共计487人，其中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农夫、有工匠、有商人，士农工商样样皆有，很多人因此载入史册，或入祀典，或入贤祠，光是《明儒学案》记载的就达三十几人。在王艮的影响下，底层民众终于有了读书取道的机会，他们的名字也能跟那些大贤一样堂而皇之的彪柄史册。跟王艮一样，他的大部分弟子也是终身不入仕途，以讲学为己任。
王阳明曾经奉命镇压南方农民起义，杀掠甚重，后来为了劝导人们从善，王阳明提出了“格物致良知”的观点。但这种脱离底层群众的“致”法却难以带来实际效果，其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自成一套理论体系。
王艮反对君子之道，提倡百姓之道，人人皆可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君子。他更是提出了“安身立命”之道，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王艮的安身立命充满了人本思想、关怀思想，他指出每个人吃饱、穿暖、有房住，是为安身，只有安身后才能谈及安家、安国、安天下，这跟圣人所说的修身截然相反。一个“修”字，一个“安”字就蕴含着不同的意味，“修”字强调人的义务，而“安”字强调人的权力。无独有偶700年前的诗人杜甫就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而安身也成了一个人获取良知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连安身条件都不具备，他是无论如何也格不出良知的。所以泰州学派才具备真正的民本思想。
王艮的学说不仅具备民本思想，更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但在那种封建礼教森严的文化传统下，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王艮的学说无疑是一种虚幻，不可能实现。王艮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更加无以复加的地步，并最终跟整个封建势力对立起来，他的弟子们也为此献出了自己不屈的生命。
在王艮之后，我们可以从他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看到更多的精彩人生。但王艮作为启蒙思想的创始人，他无疑是整个明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自身文采不高，王艮鲜有著作留传于世，他的弟子将他的讲义整理成了《王心斋先生遗集》 。
52 明武宗——历史上首位反抗封建礼教的皇帝
明史学家李洵认为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那个时期绝望贵族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16世纪中国贵族的气息。
经历国初那段峥嵘岁月之后，贵族这个群体开始没落。后世子孙已经不可能像他们先祖那样在战场上立功，但同时也被限制进入科举和经商行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每年从朝廷那里领一定数量的禄米或者从自家田产那里收一些租粮，过着寄生的生活。只有当朝廷需要出兵征战的时候让他们带兵出征，朝廷需要派人去地方颁布旨意的时候让他们充当钦差，或者让他们充当外交使节出使他国，再或者让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究是这种礼仪性的工作也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极少数人能够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勋贵阶层加上宗室阶层从出生那天起就过着等死一般的生活。
不仅他们如此，就是皇帝也是如此。皇帝已经像一个紫禁城的囚徒，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淹没在儒家经典和行政礼仪的汪洋大海里。皇帝也是苦闷的，是绝望的。无论是贵族还是皇帝都要在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值得消磨生命的东西。
朱厚照虽然贵为皇帝，但他实际上也是16世纪中国贵族阶层的一员，他具备这个团体的一切特征。他不愿意住在皇宫里面，他喜欢跟太监、武官在一起厮混，他迷恋寡妇与妓女，他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当时就有人指出皇帝可能已经神经错乱。当文臣们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经常拿起一把刀子要自杀。朱厚照有着强烈的叛逆心理，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从贵族到市民阶层，从庙堂到民间都弥漫着一种冲破封建礼教的氛围。皇帝和民间的那些思想家们一样，都是在新旧两种体系中苦苦挣扎。
贵族的没落、士大夫们的偏执、思想家们的奔放、市民阶层的奋发构成了我们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正德时期仍是沿着成化朝的惯性往前走，社会管理日发松动、商业日益蓬勃、思想领域步入怪诞，所有这一切似乎显示出了超前发展的特征。我们这个社会仿佛进入失控的阶段，但封建伦理秩序仍然牢固，它仍然牢固的维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对于正德一朝以及皇帝本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正德朝总体来说仍是沿着成化、弘治的脉络向前运转，虽然发生了一些新的特征，但还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变革。皇帝的荒诞与嬉戏只是没落贵族的一种反弹，抑或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叛，对于皇帝来说，“大将军”带给他的成就感要远远超越做皇帝本身。
皇帝的这种荒诞并没有给帝国本身带来什么，实际上是无关帝国痛痒。在如何评价正德一朝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对于人或事不能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或者其他细枝末叶方面来评价，而是要从整体或者更为宏观方面来看待。正德喜欢巡幸也好，宠幸佞臣也好，或者喜爱玩弄女性也好，都不会给我们这个王朝带来任何影响，它既不会使后世君主奋发有为，也不会使后世君主消沉糜志。
皇帝虽然表现出了与前世君主迥异的特征，但他仍然勤政，他在巡边途中也在批阅奏章，他对军事问题很感兴趣，他亲自躬身、以身作则。皇帝待人宽和，平易近人，在他眼里并无尊卑之分，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精彩，而不是像他的父皇那样苦闷、枯燥。总之，他是一位富有理想、心地宽阔、个性不羁、焦躁任性的人。
正德一朝并无大事发生，前有刘瑾专权，后有流民起义。但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地理形势复杂的国家来说，灾难、民变乃是寻常之事。正德一朝总体来说，中枢仍旧是一如既往，成熟而完备的体制和官僚系统已经能够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君主只要做好礼仪和继承人的问题即可，伦理道德和政权组织机制使得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跟中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开始活跃起来，这种活跃不仅表现在商业和生活上，更是表现在思想文化上。
终是如此，正德朝仍是有着一些亮点。刘瑾的改革是针对王朝的弊端而来，但由于改革过急、过快、过猛，触动了各方的利益而被强行中断；正德朝军队的战备力得到了加强，京军和边军的互调提升了整体战斗力水平，皇帝亲自率军作战和对边务的巡查都是对军队的一种整饬；除此之外，具备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皇帝与文官们虽然冲突不断，但整体上来说，皇帝与他的臣僚们并无大的矛盾，他们只是在君臣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对抗而已，这跟后世君臣之间关系恶化的那种情况是不能比拟的。
总体来说，正德朝虽然一切都按惯性运作，但一些新的思想和因子已经开始发酵，它意味着一个大的时代即将来临。
53 文官政治的顶峰时代——大礼仪之争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进入明王朝极为重要的阶段，前面是嘉靖皇帝，后面是万历皇帝，嘉万时期加在一起有93年，占整个明王朝的三分之一强。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明王朝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极致，它会产生更多的精彩篇章，以及更为复杂的矛盾斗争。
在正德皇帝死后，帝国并不平静，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皇位空悬了下来，虽然皇位继承人早就确定，但一旦有藩王带兵进京，又该如何？二是江彬问题。朱厚照死后，江彬提督的边军团营仍旧留在京城。在朱厚照生前，文官与江彬的矛盾就已激化，现今江彬存在极大的造反可能性。
正德死后，皇太后和杨廷和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份遗诏，内容主要是传位于已继承王位的兴献王朱厚璁。遗照发布后，皇太后随即命宦官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前往安陆迎取朱厚璁，这边安排妥当，那边就要对付江彬了。
皇太后和杨廷和联起手来，将驻扎在京城的边军遣回边镇，将驻扎在京城内的京军调到京城外围。江彬的军队被解散后，江彬很快就束手就擒，嘉靖元年被处死。从现在来看，江彬造反可能性并不大，当年曹吉祥的谋反实乃是锦衣卫所逼。实际上，明王朝的反叛基本上都是当局所逼或者错误政策造成的。在这方面，当局有当局的考虑，一方面可以用激将法将不安稳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可以建立军功，只是多了许多血泪和宗室相残。
处理完了江彬，杨廷和似乎感到可以轻松了，但真正的麻烦却来临了。实际上，他对这位未来的新主人是毫无所知。
我们的这位新主人的确令人头疼、棘手，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城府极深，外藩就位的弊病在他身上显露无疑，那种不自信带来的麻烦影响了帝国几十年。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前往湖广安陆州迎取朱厚璁进京师的官员们在北京西南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原来京城来旨意了让朱厚璁以弘治皇帝继子的身份从东安门入皇宫继皇帝位，这是以太子礼继位。
这个旨意出自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从礼法上来讲杨廷和的这一举措有违封建礼法。如果朱厚璁在弘治皇帝生前过继给弘治皇帝为继子，那么在弘治皇帝死后，朱厚璁必须以太子礼继位。
现在朱厚璁是在弘治、正德都无子嗣的情况下以成化皇帝长孙，正德长堂弟的身份继承皇帝位，那就是宗室内部的兄终弟及，所以应该从紫禁城的正门入而继皇帝位。即便朱厚璁是弘治皇帝的亲子，由于他继承的是正德的位置，属于兄终弟及，也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即位。
礼法对于封建家族来说是头等大事，正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杨廷和的想法过于幼稚，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逼这位新皇帝就范。殊不知自己触犯了封建礼法，即使是有人治其罪，也是名正言顺。那么杨廷和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杨廷和有他的考虑，他不想让孝宗皇帝这一支子人脉就此完结，他想让这位新皇帝继承孝宗这一支子的血脉。但这种想法明显是打肿脸充胖子，孝宗生前就没有这种安排，中国的宗法制中从来没有给死人过继儿子的，因为过继需要双方的认可。而且即使孝宗还在世，也不可能把朱厚璁过继给孝宗，而是将朱厚璁的弟弟或堂弟过继给他。因为在中国的宗法制中朱厚璁作为本宗的嫡长子为大宗，他的弟弟是小宗，本着“过庶不过嫡”的原则，朱厚璁也不可能过继给明孝宗。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杨廷和的行为都是荒谬的。
京城里来的旨意自然遭到了朱厚璁的抵制，车驾就在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小小的良乡顿时热闹沸腾。这个不到14岁的少年知道礼法的重要性，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能退让。事件就这样僵住了，杨廷和被当头敲了一棒。大约皇太后也感觉到杨廷和的不妥，便下旨让朱厚璁从紫禁城正门入，以朱厚照堂弟身份入继大统。
朱厚璁既登基，那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这就是对朱厚璁父亲的定位问题。朱厚璁的父亲朱佑沅本是兴献王的身份，现在儿子做皇帝了，如果继续给朱佑沅藩王的身份不合适，因为皇帝不可能去祭拜身份比其低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杨廷和有他的考虑，那就是将嘉靖皇帝过继给朱佑樘做儿子，同时与生身父母脱离关系。考虑到朱佑沅就嘉靖这一独子，从其他近支宗室中再过继一人为朱佑沅的子嗣，承袭兴献王位。杨廷和绕来绕去还是绕在了这上面，这就是他的心思，一方面他不想让孝宗绝嗣，另一方面也许京城的阁臣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对这位南方来的少年有种天然的歧视。
果然，朱厚璁登基没几天，就让礼部议自己父亲的庙号问题。朱厚璁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父亲立个皇帝号，然后将父亲牌位从老家移到京城的太庙中，跟祭祀其他先祖一样祭祀自己的父亲。按说此举也属正当，在本朝也有先例。朱元璋尊称生父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建文称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这些都是生前并没有做皇帝，在后世子孙为皇帝的情况下所上的一个尊称，为的就是行使礼仪上的方便。
嘉靖皇帝的提议被杨廷和驳斥回来，杨廷和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既然朱厚璁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璁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23年，张骢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璁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 。
张璁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 《仪礼》 《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专制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璁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璁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璁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璁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瓒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 ，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真是“檄文如箭”啊！“文章值千金，扭转乾坤看我行。”读书人的作用在这一刻毫无异议的表现了出来。
到如今，文臣只好做出退让，同意称嘉靖生父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后，但不加“皇字”。皇帝还须称弘治为皇考，实际上嘉靖认了两位父亲，但与弘治之间并无过继关系，只是一种称呼。这种结局只能是双方各退一部，嘉靖以保全父子关系而获得暂时的胜利。
局势稍微缓和后，杨廷和开始了人事调动。他将张璁调任南京刑部主事，让其远离朝廷，同时将上书支持自己的云南巡抚何孟春调任吏部侍郎，离职的御史林俊任命为工部尚书。杨廷和此举的确不妥，虽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但身为内阁首辅行宰相之事，的确是违法行为，因为帝国没有赋予他以及他的内阁那样的权力。现在看来，杨廷和的确有欺负人的意味，他更想通过这场大礼仪事件将年轻的皇帝纳入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不是像正德那样脱离了掌控。我们对杨的这一行为不应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这是我们文化传承中的秩序与缺失、凝聚与涣散、前进与保守、简约与繁琐，所有的人都将埋葬在其中。
正德十六年的安排皇帝并不满意，他最终需要的是给自己的身生父亲上一个完整的称号，那就是有着庙号、尊号、谥号一共21字的完整称号，而且他的牌位也要从湖广移到太庙中，供奉在正德之前，弘治之后，这是朱厚熜的最终想法。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否恰当，有无过分的地方。我要说的是只要朱厚熜被立为皇帝，那么最后只能是这样的安排。虽然朱标、朱祁钰死后并无完整的称号，但南明政权最后都给他们上了完整的称号，而且南明政权几个皇帝的父亲都有完整的称号。
杨廷和当然知道皇帝最终要干什么，但杨廷和依然位高权重，羽翼未丰的嘉靖皇帝只好与其周旋。皇帝希望有人上书重提此事，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年轻的皇帝在与杨廷和的较量中仍然处于劣势，皇帝下到内阁的诏书几次被杨廷和驳回，杨的跋扈终于导致有人不满。兵科给事中弹劾杨廷和曰：“昔日钱宁、江彬专权纳贿不去追究，先皇自封威武大将军不去追究，如今却要为皇帝对生身父母的一称呼在这里争，实在是欺国。”
给事中的这一番奏说又打在杨廷和的要害上，杨廷和提出要辞职，类似的伎俩杨廷和已经搞过一次。上次辞职导致一百多名官员上书挽留，嘉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倒杨的时候，一旦他批准杨廷和的辞职，将会导致更多官员的激烈反应。
为了安抚杨廷和，嘉靖帝将这位上书的给事中下到诏狱中，虽是如此，嘉靖对杨廷和已经忿恨到了极点。明眼人都会看出，杨倒台已是瞬息间的事，当皇帝的不满经过发酵，发酵到一定时候就是该清场的时候。
嘉靖二年（1523年），我们的君臣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年内廷宦官上报宫内开支紧蹙，要求派宦官去江南催促织造，皇帝命杨廷和起草谕旨，杨廷和拒不起草，还责问皇上难道要跟几个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吗？
嘉靖不似前几任皇帝，他孤傲而倔犟，眼见杨廷和不合作，他绕过内阁直接颁发了旨意。这下惹恼了杨廷和，杨廷和又提出辞职，这次皇帝再没有挽留，而是直接批准了杨廷和的请求，并以杨廷和不守臣道给杨廷和做了总结。
杨廷和既已离开，嘉靖搬倒了这个礼仪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张璁也没有闲着。在这两年时间，张璁认识一个叫桂萼的人，这人跟张璁在礼仪之争上的观点一致，同时俩人还注意联系一些观点相同的人，最终他们是要组成一个小团体。经过两年的准备、酝酿，倒杨派已经在南京形成，一场大的风雨要来了。
嘉靖三年的新年刚过，桂萼的奏书就来了，他指出皇帝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自己父亲为皇考，并在后面附上其他人的联名。大议礼之争中挺皇派说的话总是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很多嘉靖想说却不知该如何说，或者不适宜说出来的话都由这些臣子们总结出来。
杨廷和已去，南京支持自己的官员已经形成气候，宗室和勋贵也开始倒向自己，自己不是再像正德十六年那样孤军奋战。此时的皇帝以为再无阻碍，但此时的明王朝早已形成官僚一体，这不是杨廷和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派官员的问题，皇帝要面对的是全天下的官僚。
这次在京的官员们纠集了二百多人抵制皇帝，失去了杨廷和在前面当挡箭牌，皇帝将独自面对群臣，场面面临失控的局面。皇帝急调张熜、桂萼帮他打仗。嘉靖此举令在京的官员们担忧起来，他们害怕张、桂二人进京增加皇帝这边的力量，便对皇帝退让一步，也就是在在皇帝继续尊称弘治皇帝为皇考的情况下允许皇帝称自己生父为皇考。眼见文官退让一步，嘉靖也退让了一步，这样，皇帝在这场争斗中又前进了一步。
本来准备进京大干一番的张璁和桂萼在凤阳这个地方接到让他们返回南京的旨意，原来在嘉靖得到允许更改父亲称号的同时，文官们上书要求禁止张璁、桂萼进京。虽然皇帝不想这么做，但既然自己的要求已经部分得到满足，也只好同意文官的请求。张璁和桂萼却并不打算就这么回去，他们的理想一直是想进京跟这些官员们大干一场，于是两人在凤阳继续上书，要求皇帝去掉对生身父母“本生”的称号，因为“本生”二字就意味着生身父母比弘治矮了一头。
眼见张、桂二人不愿意停手，皇帝也意识到此事不宜停下来，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推进，便命令张、桂二人继续进京。嘉靖三年五月，张、桂二人终于抵京，随即被皇帝任命为翰林院大学士，两人开始放开手脚正式大干，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终于在帝国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