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在鲁尔区内到处推销，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我觉得这不正常，因为距离杜伊斯堡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肯定还有其他的希望。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诺伊斯（Neuss）、克雷菲尔德、伍珀塔尔（Wuppertal），如果肯再多花几分钟的话，还有门兴格拉德巴赫（M?nchengladbach）。
但是我父亲不想，至少在他把鲁尔区完全攻下之前不想。那是他独特的留白方式，令人费解。他无法接受地图上有空白的地方。空白清除之后，他才能扩大范围。对此，我只能接受。尽管这意味着我们要绕着诺伊基兴-弗卢因（Neukirchen-Vluyn）、施韦尔特和吕嫩（Lünen）兜圈子，而不是去杜塞尔多夫碰运气。
策略的调整成效显著，罗纳德·巴本不得不经常去现场安装，保证已经预订的产品的供货。他曾对我透露，担心自己在安装时被揭发是骗子。但是，那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些客户都因为可以再见到他而感到高兴。在去之前，他会在仓库里裁切面料，用一台轰隆隆响的机器收边，再把制作好的遮阳篷面和所有节杆及其他安装配件包装起来，一次性往车上装上五六套。接下来的一整天，他要开车跑遍整个区域，安装孟买款和哥本哈根款。
几周之内，他卖掉的遮阳篷的数量就超过了过去十四年开车跑遍整个地区卖出去的总和。他每完成一次供货就会在墙上的地图上用大头针标一下，因此，他必须马上去买新的大头针。他最近压力倍增，吕茨、阿希姆和章鱼还不断让他请客。他无法也不想拒绝，但是，他也会通过多次打赌把钱赢回来。他不喝酒，所以行为不会失控，只有在确定自己能赢的时候他才会下注。他赢了吕茨四十欧，因为澳大利亚不是美国的一个联邦州；又赢了阿希姆二十欧，因为后者做不到屏气六分钟；后来又赢了吕茨三十五欧。吕茨坚称斑马线之所以叫作斑马线，是因为在殖民时代早期，斑马线实际上是用纳米比亚大草原的斑马毛制作而成的。吕茨的祖父曾经在博霍尔特（Bocholt）的一个斑马纹制革车间工作，年纪轻轻就因为那些化学成分和天然的斑马皮带的毒去世了。罗纳德用他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47]戳穿了这样的说法，这套书里正好有以字母“Z”开头的章节。吕茨抱怨说布罗克豪斯根本就不知道斑马纹制革车间的情况，工厂也可能不是在博霍尔特，而是在博尔肯（Borken），或者在博特罗普。
一段时间以来，我和父亲对于在什么地方能有收获这样的第六感变得非常可靠。我们轮流“发牌”，因此别人很难察觉出我们的诡计。当然，也会有个别的客户不信任我们，或者在安装的时候暗示我们，他们发现我们用黑色素风险戏耍了他们。不过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最多是被诱导了。最终他们认为，我们的产品不错，我们的销售意图也不算恶劣，再说还有终身质保。为此，罗纳德·巴本必须每周都去修理或者调试他的产品。
现在，哪怕没有我的陪同，我父亲自己也能签下订单。于是，我更想和阿利克一起待在废品站、社区、杜伊斯堡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场上或者我们的沙滩俱乐部里消磨时光。慷慨大方的罗纳德·巴本的包里装满了钞票，心里装满了爱意，每次下班后都会请我们去威尼斯冰激凌咖啡馆。在他满溢的爱意中，我们吃掉了一杯又一杯冰激凌。他很享受坐在我和阿利克中间，听我们说话，这让我们很感动。当我说起欧洲电视网络歌唱大赛明显有作弊情节，因为希腊的冠军根本就没有那么好，而德国选手却名落孙山的时候，罗纳德·巴本扬起了眉毛，如同一名思想家般摇着头。他对这类东西一无所知，却感慨万分：“天哪！真没想到！”“天，这可真遗憾！”“真稀奇！”然后，他会用勺子舀起一勺冰激凌，咂巴着嘴唇说：“这个也很美妙。”他每次都点不一样的，就好像可以用这样的行为代替他完成未能完成的环球旅行。这样的威尼斯甜品探索之旅让他体验到了探险和旅行的乐趣。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喜欢他吃冰激凌的样子。他会瞥一眼舀起的每一口冰激凌，然后送进嘴里，接着瞪大眼睛，似乎这样才能让它们融化。有时候，他像一个第一次尝试冰激凌的孩子，有时候他又像一位老者，每一口都会让他想起久远的往事。
交谈时我随口说Klaus Renft Combo乐队也能毫不费力地赢得欧洲电视网络歌唱比赛，只要他们不代表德国参赛。他对我的这个讽刺显得很兴奋：“你是这样认为的？那应该告诉他们！”直到今天我都不确定，他是没听懂我的讽刺还是只是随口附和了我一下。或许他一直都很了解我。因为这种深刻的了解，他也从来不和我提起学校里的培训机会、未来、基金储蓄和杰弗里。如果说告诉我该怎么做、人生中最好怎么样就是说教的话，那他所说的也和说教毫无关联。
一开始，我以为他不在乎，但后来证明显然不是。他只是不想把观念强加于我，再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一个不服管教的十六岁女孩。但是他凭直觉做了正确的事，他的文明举止，他对我的爱护都在无意间给我树立了榜样。他始终彬彬有礼，不管干什么都笑容满面，乐于助人，从不嘲弄别人。我很喜欢他待人接物时的谨慎，在潜移默化中，我被他感染了。他珍惜物品，从不破坏，有时候近乎滑稽。打个比方，巴本从来不会想到去吹面包袋子，然后拍打它们，最后把它们揉成一团。相反，他会把它们折叠起来，用手抚平，然后放进废纸垃圾桶中。那种温柔地抚平是他的标志性动作，胜过千言万语，尽管他不会说任何一句他觉得没有必要说的话。但如果要说，他也不会是为了指引别人接下来该如何生活。
有时候我们压根不说话。只有在结束我们的销售表演时，我们才会交谈。之后，我们就坐在车里喝东西，他登记订单，我们再下车。我戒掉了通过提问或者审问的方式让他讲述往事的冲动。他的往事里一定有什么东西会让他心绪不定，他也会时常想起，就好像我直到今天还会想起杰弗里。我总会这样想：是我，在我十五岁的时候，他那时九岁，但现在他已经二十六岁了。这样的想法挥之不去。
巴本不愿意谈论起自己，也从不说起业绩、担忧、需求。他最多说他现在“真的有点饿”，或在找不到某张唱片的时候，轻声抱怨下自己。和海科·米库拉截然相反，他不会没完没了地自说自话。我到现在还是很难想象这两个男人曾经是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我随口问了一句，我父亲也只是回答：“是的。真稀奇。我也不明白。”
回想起这个暑假，最让我难忘的是那里的和平和宁静。这两样东西是那六个礼拜刚开始的时候最让我害怕又觉得无聊的。我以前的生活与“和平”“宁静”相去甚远，一直都是闹哄哄的。而在那个工业园区里，最多就是吕茨制造的噪声。如果他取不下来哪颗螺丝，他就会敲敲打打，然后拿起焊枪，在一片火花四溅中将它焊断。还有就是Oehmke物流公司的大卡车慢慢驶回场院，熄火时发出的巨响和驾驶舱门关上时发出的响声。
那段平和的日子对我影响很大。那里的男性亲切和蔼、谨慎体贴。他们，包括阿希姆和吕茨口中的“小俄罗斯人”阿利克。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女孩，唯一的女性。对于他们来说，女性没什么特别的，不是什么话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女性让他们害怕。我可以这么说我的父亲。
有一次当我们开车行驶在多特蒙德的阿普勒贝克（Aplerbeck）时，我的肚子疼了起来。我用手按住腹部，脸侧向一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关切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胃不舒服，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我一一否认。他又问是不是消化不良，肠道不适。我又一一否认。我可没兴趣和他说我的不适。谁会这样做？
然后，他和我说不需要因为胀气而不好意思，该排出来的一定要排出来，只要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行。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要放屁的话，请便吧。我不介意的。毕竟是一家人嘛。”我说我的肠道没有问题，他又说起他年轻时的一条腊肠犬，曾经拉了一大坨，在隔壁房间都能闻到臭味。“至少有那么大。”巴本说着用双手比画，两只手有三十多厘米的距离，“如果你很急，我们可以打开窗户。你不需要感到尴尬。”
我生了很大的气：“拜托！老爸，这是麦当劳墨西哥周[48]！”
“什么？”
“印第安人在村里。”
“谁在哪儿？我一句都没听懂。”
这人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现在是草莓季。”我说。
“现在什么？”
“我的上帝，南莱比锡[49]的罗莎姨妈来做客了。”
他什么都没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补充说：“我来例假了。”
“噢，天哪！”他喊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是真的担心。或许他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住了。他恨不得送我进急救室。
“我们可以在超市门口停车，我去买些卫生棉条。”
“我还能做些什么吗？”我父亲就像要为一个需要持续几小时的手术做准备。
“不，爸爸，其他的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我还是谢谢你。”
“不用谢。”
幸亏超市有客用卫生间，我走出来的时候，他还是面无血色。关于他的女儿是个处女的想法显然让他倍感压力。除此之外，他也绕着女人走。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位性格很好的女人时，他只说：“啊哈，我不清楚。”他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位小车车主被问到想不想要一台法拉利。他的回答里掺杂了激动和不安。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父亲像他所有的朋友一样关闭了爱情的大门。他们不会含沙射影地开玩笑，他们不猥琐，不会言语粗俗，不会像海科的朋友于滕瓦尔德那样在烧烤聚会时盯着我看。才几周的时间，我就感觉自己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之后，再也没有比当时和那几个吊儿郎当的酒鬼在一起时更让我在男人间感到自在的日子了。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濒临崩溃的在酒吧里待着的年轻女孩来说，他们是最理想的伴儿。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很友善，而且还因为他们拥有正常的价值观。他们从来不会鼓动我喝酒。他们不会和我喋喋不休地讨论政治态度，不会试图去改变我，甚至都不会教导我。他们也从未欺骗过他们的店主，就算一时耍赖没付酒钱，或喝得不省人事，每月也会把账结了。他们虽为人粗犷，却十分正派。我父亲坐在他们中间，就像一个说着一门外语的客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又因为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而感到开心。
另外，他们工作时也很卖力，不知疲惫，如果不考虑章鱼没有工作的话。他提早退休了，或者像他自己说的“提前养老”。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但肯定不远，否则他应该去另外一家酒馆。也没有人问起他。他和其他人一样独来独往，骑着自行车来，但这位四条腿的酒鬼有着银铃般爽朗的笑声，在所有人中，也可能是读书最多的。我觉得吕茨只会说：“现在我只能自己动手了。好一个1986年产的宝马318i！”我相信克劳斯至少读过一两本低俗小说，而阿希姆的阅读则是靠翻烂大卡车司机留下的夹心巧克力包装纸获得的。
章鱼，团队中最老的那个，从文化方面来说，有些与众不同，他喜欢引用俄罗斯古典主义作品。虽然我至今不确定，他的格言是否真的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或者《战争与和平》，但至少我对章鱼坚持的“葡萄酒最美妙的莫过于罗西的比尔森啤酒屋的”这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表示怀疑。
章鱼是一名闲聊爱好者，那也正是最合适的夜间节目——结束一天的销售之旅后回到酒馆，拍掉身上的尘土。我父亲和我从来不和其他人说起我们生意的细节，他们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和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业园的吕茨、阿希姆、克劳斯相比，我们每天早晨都在去冒险的路上，我们经历的故事跌宕起伏，我们也得以窥见陌生人的生活。直到今天，我的工作仍从中受益。
在翁纳的时候，我们卖给了一对夫妇一顶遮阳篷，他们已经有一顶了。这种事情罗纳德·巴本之前从未碰到过。我们当时正在吃奶酪面包、听着Stern-Combo Mei?en 的《为南极而战》（Der Kampf um den Südpol）。在史诗般的音乐声中，那对夫妇突然站在我们的挡风玻璃前。那位先生指着一顶我们已经安装好的遮阳篷说：“我们也想要这么一顶。”他的语气让我们判断不出是什么意思。罗纳德·巴本关掉了音乐，摇下车窗，探出头问：“您说什么？”
“我们也想要这么一顶，一模一样的。”太太说。他们更喜欢我们的孟买款，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遮阳篷。被他们那笃定的品味震惊了，我父亲问：“您是认真的吗？”然后，还没等发挥他的或者说我的说服才能，我们就轻松卖出了一顶孟买款，三米乘二米，含安装和终身质保，三百欧元。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次惨败。有一次，我们距离成功下单只有几毫米的距离，最后还是让到手的鸭子飞走了。那是在维滕（Witten），一个干燥多尘的周三，在奥古斯塔街（Augustastra?e）上。我们按响了R.施罗尔先生（R. Schroer）家的门铃，等了好久，一位“怪物”来开的门，那场景我终生难忘。准确地说，他不是打开了门，而是几乎把门从铰链上扯了下去。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体形巨大、胡子拉碴的男人，他穿着棕褐色的皮裤，遮阴袋[50]令人印象深刻。他整个打扮就好像要去狩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秃头，他让人在上面文了一个大脑的文身，还是彩色的，十分生动细致。
“你们要干吗？”他轰隆隆地说。
我父亲，看了一眼那个像从中世纪来的、秃顶的怪物几乎要被吓晕过去，于是口齿不清地说：“没事。真的。我们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不干，那为什么摁门铃？”施罗尔先生说，略微向前躬身。幸亏他手里没拿战斧，但我感觉斧子就立在他身后的门廊里，闪着寒光，还经过了精心的保养。这个男人应该没有汽车，他心无旁骛地抛光了他的斧子。如果说我在鲁尔区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给汽车抛光通常比乘坐游艇去游玩更让人开心。
“我们只是想问问，您是否可能对那个什么，遮阳篷，露台上的东西，感兴趣。您还没有那个，遮阳篷。”
有那么一会儿，那个男人看起来像在费劲地思索，他的头皮明显地皱了起来。然后，他喊了一声，吓了我们一跳：“小贩！流动小贩！进来给我看看你们的东西。”
他退向一边，我们迟疑着走进了客厅，里面的陈设介于幽灵火车和刑讯牢房之间。就像我看到的许多客厅一样，施罗尔先生家的客厅里也有一张大理石面茶几，它可以通过手摇柄进行升降。桌子上散落着厚厚的烟草屑和一种常被雇佣兵用来做烟灰缸的陶瓷颅骨。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下午的表演，此时此刻很多人正在收看。一位叫乌尔里希（Ulrich）的人正在抱怨自己一直在为萨比娜（Sabine）花钱，却无法接近她，相反，她却接近了洛塔尔（Lothar），总有一天萨比娜会发现他有多差劲。电视里老套的场景与施罗尔家里简陋的家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用他的大手把桌上的烟草屑划拉到一边，瓮声瓮气地说：“把你们有的都拿出来吧。你们口渴吗？我这儿有冰镇的泉水，这泉水有特殊的功效，可以让旅行者精神抖擞。”
“嗯，谢谢，好的，我们很荣幸享用。”巴本说道。
说着，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秃头关掉了电视，笨重地走进厨房，然后我们就听到了声音——他正从维滕市市政那富有功效的水源里取水。
他带着满满两杯水回来，把它们放在茶几上。然后，他在黑色皮革沙发上躺倒，似乎疲惫至极，就好像他刚从刚铎[51]冲锋陷阵回来。
“请用，这是你们的饮料。那现在你们能提供什么呢？”
巴本被吓到了，他从包里抽出样品，开始说销售套话。他出于本能，努力去靠拢他对面那个人的语言风格，而且也做得还不错。尽管那个家伙让我感到恐惧，但我还是挤出了笑容。巴本说：“我这里有大量的遮阳篷，样式很精致，可以遮阴，特别是有大太阳的时候。”
他停了一会儿。有那么一刻，施罗尔先生似乎要掀翻桌子，把我父亲扑倒，然后从他的胸膛里把心脏给扯出来。最后，他只是无精打采地用他的小眼睛瞥了一眼遮阳篷。我赶紧从呆愣的父亲那里接过话茬儿：“您尽可以买顶大大的遮阳篷，在它带来的阴凉之下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直到夜晚降临，月光取代了炙热的日光。”
施罗尔先生用手捋着胡须。
“您还可以想象一下，在这顶遮阳篷的保护下一边尽情享用一扎新鲜的啤酒，一边俯视着您的领地。”
施罗尔显然很喜欢这个提议。他躬身向前，用手指夹着遮阳篷的布料，不停地摩挲。他的头向前探时，我们得以看清楚那片头顶。我们魔怔一般地盯着，我一眼瞥到了他的太阳穴后面鼓起的血管。这一眼看得我越发惊恐，仿佛那大脑正在狂热地思考。我父亲收拾好他的紧张，说：“您可以在哥本哈根和孟买这两款中选一个。”
“这个玩意儿收多少钱？”施罗尔含糊不清地说，他陡然从猎人的角色中抽离了出来，这让巴本感到无比轻松。
“按照您露台的尺寸来看，两百欧。”他说。
“两百塔勒[52]。”施罗尔先生严厉地纠正道。
“塔勒，当然了，塔勒。”我父亲殷勤地说，“两百塔勒，安装和维修都不用花一个十字币[53]。”他快速地补充道。
“哥本哈根款。”他阴沉着脸说，“很好，它将是我的影子仆人。”
“很好。”我父亲说着便从包里抽出预订单，从夹克里拿出他的圆珠笔。他开始填写，说：“填写订单时还需要您的姓名。”
“屠夫罗穆阿尔德。”
巴本小心翼翼地微笑：“不，您的真实姓名。用来登记的姓名。”
“屠-夫-罗-穆-阿-尔-德。”
“门上写着R.施罗尔。”我父亲友善地再次提示道，但他草率了。
“他死了。”
现在我们真的惊慌不已。我想到了他那把抛光的斧子。
“什么？”我父亲问。
“我早就抛弃那个可笑的名字了。您写‘屠夫罗穆阿尔德，艾莉西亚国（Lande Elysia）的龙城堡（Drachenburg）’。”
罗纳德·巴本为难地挠着脑袋说：“我懂了。可是屠夫先生，我要向税务局提供这笔交易的证明材料。他们一定不懂我们的幽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罗穆阿尔德咆哮道，“你的意思是我在开玩笑？你滚！你这个卑鄙的流氓！你是想让你的脖子尝尝我斧头的滋味吗？”
“我不想。”我父亲说着慢慢站了起来。
“那就滚！带着你那没用的被监护人，不要等我把她像沙拉一样撕碎。”屠夫罗穆阿尔德继续咆哮。
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快地回到车上过。走出几公里之后，我们的耳边似乎还回响着那个满头文身的男人的咆哮声。
诸如此类的失败很少见，但却令人难忘，它们总能牵涉一些特殊事件。例如在瓦滕沙伊德（Wattenscheid）的托尔克斯多夫（Tolksdorf）家。门很快被打开了，出乎我们的意料，就好像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对面坐的是托尔克斯多夫夫妇，两个人都三十多岁，态度很友好。太太不时会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照看一个婴儿。她的先生，哈特穆特，戴着一副眼镜，手指细长，鼻子很大，非常认真地倾听我父亲关于哥本哈根款的赞美。他不需要我们编造什么故事，价格也接受了。事实上，他只是在等待轮到自己说话的时机。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父亲对托尔克斯多夫一个问题都不提、不表达顾虑、不启动防御机制感到惊讶，这种惊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他拿出了预订单。正当他准备填写的时候，托尔克斯多夫先生巧妙地问：“您对反向交易感兴趣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巴本反问，这样一来，就掉进了托尔克斯多夫夫妇的陷阱里。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他们都在和我那可怜的父亲还有我啰里啰唆，就好像要制止一场威胁极大的核战争。
简而言之，他们的报告和美国的一款神奇保健品有关。在美国，那是只有超级富豪和电影明星才能购买的，普通人根本没资格享用，所以在黑市里非常抢手，销量高得难以想象。那些片剂和粉剂原本是为宇航员们研发的，但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公司通过弯弯绕绕的渠道申请到了专利。如此一来，大家就可以分享这样的成果了。
托尔克斯多夫夫妇从事这项生意很多年了，获利颇多。这种前景听着非常吸引人，看似每个人都可以从一个巨型蛋糕上割下很大的一块，不，是很多个巨型蛋糕。在他们滔滔不绝的描述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托尔克斯多夫夫妇住在波鸿的瓦滕沙伊德的弗里德兰大街（Friedlandstra?e），而不是汉堡市的布兰克尼兹（Blankenese）的易北大道（Elbchaussee）上。或许他们是隐形富豪，或许他们想要亲近消费者，通过让其参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赚得盆满钵满。
“太阳之力”公司的产品含有稀有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以及最重要的立陶酚4（Lithucol 4）。这是一款护肤产品，可以让人在几个小时内看起来年轻十岁。配方是高度机密。立陶酚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太阳光中自然获取的一种特殊成分，它可以将阳光转化成粉末形态。如果将其掺入水中，再将混合物涂抹到皮肤上，皮肤就可以迅速形成基因抑制素和其他多酚，帮助形成胶原蛋白，让皮肤转眼间变得紧致光亮。这样的效果，一般只能通过极其昂贵的注射或者手术来实现。有了立陶酚4，只需要一点点投入，大家都可以像明星一般光鲜亮丽。
试验是在空间站中进行的，投入了十亿美元来研发，如今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真是不可思议。
托尔克斯多夫先生双手比画着继续讲解，试图让一次反向交易“修成正果”，而巴本缄默地点头。“你明白吗？这个市场是巨大的，尤其是现在，产品才刚刚开放。不久前还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里。但是，我们—— ”他指着自己和他太太，她听到后又站起来，去照看在隔壁房间里哭喊的孩子，“我们有专利！”说到最后一句话，他提高了音量，就像在吹响胜利的号角。
“我们可以经营。”
“我要怎么才能参与这个游戏？”我父亲满怀期待地问。
“如果你想，我们可以给你开个后门。这样你就可以独家销售了。想想看，反正你也一直在推销的路上，对你来说，成为百万富翁不过是小菜一碟的事。”
说到这里，显然他高估了我父亲对钱财的兴趣。不过，巴本觉得那个在空间站里研制超级化妆品的故事非常神奇。“真稀奇！”他说道。
“我就说嘛，”托尔克斯多夫先生喊道，“整个流程是这样的：你每周预订价值六百欧元的产品，然后进行销售。小菜一碟。相应的销售额是九千欧。进价的十五倍。如果你还能发展更多的代理商，每发展一名，让他加入‘太阳之力’大家庭，你就可以得到一百欧元的佣金，这会折算到你的进货费用里。意思是……”他举起食指，稍作停顿，“如果你每周在上门销售的时候可以发展六名新的代理商，就可以免费拿货。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地赚到九千欧元。每个月。至少。”
他的太太又回来了，我问是否可以用一下洗手间。这次我是真的需要上洗手间，假如我不是非去不可，罗纳德·巴本或许会做出傻事来。
我经过走廊，婴儿房的房门开着。或许托尔克斯多夫太太担心她听不到婴儿的动静，或者她忘记关门了。无论如何，门开着，我可以进去看看。整个房间堆满了纸箱，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箱子，各种尺寸的都有，每个上面都带着“太阳之力”的标志。房间就剩中央那点地方摆下一张婴儿床，里面的婴儿正咬着手指，不安地转动着脑袋。
等我上完厕所回来，门又关上了。我坐回客厅里原先的位子上，看着托尔克斯多夫太太。她知道我知道了婴儿房里有上千罐卖不出去的“太阳之力”粉剂。而她丈夫是怎么说的呢？“您是从我们的手里抢东西”。现在，这位太太坐在我对面，我们直视着彼此，我看到的只有迷茫和困惑。不幸极了。失败透顶。没人购买那么贵的垃圾，也没人会被说服，加入这僵死的生意。按照协议，每个月都会有花六百欧元进的货被送进房子里，堆到婴儿房中。这样一来，他俩那样友好地欢迎我们，耐心地听我们介绍一款旧式节杆遮阳篷，并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就不足为奇了。托尔克斯多夫太太用一只手的大拇指按摩着另一只手的手背。她按得那样用力，被按压住的皮肤都变白了。
“我的建议是，我任命你为鲁尔区西部地区的销售主管。你在这上面签字，我可以免除你的一次性加盟费即一千欧元。作为回报，你赠送我一顶三米宽的孟买遮阳篷。你认为如何？成交？”
罗纳德·巴本有点不确定。多么出乎意料的机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刚刚发现原来吃闭门羹的也可以无往不胜地销售，现在又遇到了这样一款与众不同的产品。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对我那身为老实人的父亲有了一些了解，能读懂他的心思了。
第一，他们喜欢我的遮阳篷，多么友好的人呀！
第二，这是多么独特且有前途的商业理念啊！
第三，他们认为我能胜任这个地区销售主管的职位。
第四，出于礼貌，我不能拒绝他们。
第五，这样我就可以资助我女儿读大学了。
好吧，第五条并不是我从他身上看出来的。但假如我在那一刻说这是个很棒的主意，挣的钱可以支付我读大学的费用，我父亲肯定不会有丝毫的犹豫，他会立即签署协议，在两年之内用加利福尼亚的立陶酚粉剂塞满整个仓库。但我说的是：“爸爸，可惜我们必须走了。我又开始肚子疼了。很抱歉，疼得非常厉害。”
我假装焦急万分地看着他。这样一比较，立陶酚买卖就不是最紧急的事了。我父亲一跃而起，又急切又担心。托尔克斯多夫太太又离开了客厅，我们又站了一小会儿，父亲才和努力了半个小时，试图将我们发展成代理商的可怜的托尔克斯多夫先生握手道别。在入户走廊里，我父亲还承诺会再来谈合同。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话是假话。在我和托尔克斯多夫太太对视的那一刻，我们就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致。她把自己关进了洗手间。我听到了她的哭声。
“他们想骗你。”坐在波鸿和平教堂（Friedenskirche）旁的威尼斯冰激凌店里的我说。一反往常，他今天只要了一杯冰咖啡。我从侧面看着他，他看起来像在沉思，然后他微笑着说：“我知道，我亲爱的。”他是当时就知道，还是在那一刻才明白过来，直到今天我都说不清楚。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惨败发生在第五周的星期五，在哈廷根（Hattingen）。我很喜欢那里。我们坐在肯姆纳德湖（Kemnader）的堤坝上，想要结束一天的销售。但是那一天我们还一顶都没卖出去，我们可不想就这样迎接周末的到来。应该再坚持一下。于是，我们又上了车，漫无目的、无精打采地行驶在哈廷根的马路上，直到在落叶松步道（L?rchenweg）上发现了一个相当有希望的目标地区。很多露台，装备不一致，还有很大的空隙。
我们开始拜访第一栋楼。先从外面标记好那些公寓，然后从下往上走。在二楼，我们按响了隆斯（L?ns）家的门铃。我们站得笔直，期待着在开场的问候环节能够判断出采用哪种战略最容易制胜，然后按照惯例立刻进入了我们的故事。
等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太太微笑地看着我们。“您好！”她说。
然后，罗纳德·巴本也说“您好”。在他继续说话之前，那位太太说：“您能来真好。”说着向我父亲伸出手道，“您还带来了助手。”她也向我伸出了手。我们走进了这个被收拾过的公寓的餐厅，那里有一个正在咕噜着冒泡的茶壶。我们在餐桌旁坐下，太太问：“您喝茶吗？”
“非常乐意。”我父亲说，他很高兴可以这样轻松地踏进门槛，于是便要了一杯茶。他觉得这是双赢的开局。
那位太太取来了两只杯子和一份装满了托盘的饼干，问我是否更想要巧克力。我友善地拒绝了。
接着她说：“今天可真热。”
“是的，今天太热了。这时要是有什么遮阴的东西就好了。”我父亲说。
“主赐予我们太阳和热量，生命和光亮。只是，有些时候人们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惩罚。”太太叹息着说。
“可以这么认为。有时候人们想要待在阴凉下，稍作休息。日光炙热，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您说得真好。”那位太太说，“啊哈，真希望我母亲在场。您和她一定很聊得来。我能感觉到。”
“真遗憾，她不在。”我感叹道，“不过，或许她会来的。”
“一定会的，我的孩子。”她说着，用一种我喜欢的方式抚摸着我的手。
我明白了，这位太太不是住在这座公寓里的，因为里面的家具都太老了，还有气味。显然她要在她母亲回来之前照看这间公寓。这样的情形对于销售来说是毒药，因为公寓里面的客人无法决定要购置什么东西。
“我们要讨论光线和阴影吗？”我父亲再次努力把话题引回遮阳篷。
“那是关于生命的美好比喻。”太太说。
我父亲说：“是的，生命中阴暗与光亮交替出现。这也是事物的规律。潮涨潮落、日升月起，人们在光亮中奔波、忙碌，在黑夜中祈祷、忏悔，做着个人化的一切。”
“我母亲也会这样认为。”
“我很高兴。但是有时候，尤其是在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会发现，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可以控制光亮与黑暗、快乐与痛苦、外部与内在的。这是年岁的馈赠。我们并不总是依赖自然的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能自给自足。”
“她就是这样的。我的母亲，非常地执拗，令人绝望。”那位太太一边说，一边啃着一块饼干。
“一方面是的。另一方面，这样的独立是一种巨大的成功。独立于明暗，独立于冷暖，独立于干燥与潮湿。最终，每个人都需要如此。”
“是的，您说得真好。”她重复了一遍，好像一只应声虫，她喝了一口茶。他也喝了一口茶，然后转入目标路线。
“对的，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独立于白日和黑夜，温暖和寒冷、干燥和潮湿，这样的独立有一个名字。”
“是吗？”
“是的。遮阳篷。”
“遮阳篷？”她难以置信地问。
“完全正确。仁慈的女士。”他就像一个废弃的核电站一般发着光。她沉思着看向他，片刻后，她说：“这是我听过最美妙的比喻了。我要为此感谢您。感谢您的遮阳篷。它将充实我的人生。”
我父亲现在只需要了解到底是孟买款还是哥本哈根款，还有具体的尺寸。为此他必须到露台上去。
“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看一眼露台？”他高兴地问。那位女士立刻殷勤地站了起来，说：“是的，当然了。如果您的工作需要的话。”
“这是必须做的。”我父亲严肃地说，接着拎起他的包。我们跟着她，但她没有拐进客厅以便引我们进入露台，而是缓缓地打开了一扇门。门里一片昏暗，只有床边的一根蜡烛静静地燃烧着。**躺着她死去的母亲。
我父亲在原地吓得缩成一团，我则入迷地看着那具没了生命的身体。老隆斯太太有着白得发光的蜡像般的皮肤，嘴唇紧绷在一起。她看起来没有丝毫的松懈，反而像要竭尽所能地和上帝交谈。她女儿口中的“非常地执拗”在她离世后依然未变。
“我以为我们会去露台。”我父亲结巴着说。
“为什么？您觉得我母亲的灵床会摆放在露台上？”她看起来有点不耐烦。
“不，当然不是，而是因为遮阳篷。我必须在那里测量。”那一刻那位太太突然反应过来了，明显比我父亲反应得更快。
“所以您根本不是入殓师？”
“我是卖遮阳篷的。节杆遮阳篷，有两种款式，尺寸灵活。”我父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
“您鬼鬼祟祟地假装成守护魂灵的入殓师，试图在我母亲死后卖给她一顶遮阳伞？”
“一顶遮阳篷。”
“您自己说说，您不觉得羞愧吗？您假装成入殓师，就是为了骗我们买一个什么产品！这真的太荒谬了！”
罗纳德·巴本非常困惑。他并没有那样做。他只是模仿了入殓师说话时的语气和表情，所以听着有点庄重，因为她就是那样做的，但这谈不上鬼鬼祟祟、惺惺作态。他又怎么能对当时的情形作出精确的判断呢？
我父亲道歉道了不下十遍，但是那位几分钟前还对他充满信任的女士朝他破口大骂了起来，把我们轰出了门。哈廷根没有交易，这已成定局。罗纳德·巴本这个周五的好兴致**然无存。
当我们下到一楼，走向楼道大门的时候，一位先生迎面走来。他穿着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您是要去隆斯家？”我问。他点了点头。
“您是一位入殓师，对吗？”
“对的，我是。”他轻声地说。
“那您要注意了。那家的女儿对入殓师成见很深。她对比喻句很敏感。您经常用比喻吗？”
“有些时候会。”那位先生不确定地说，“我应该放弃这个习惯吗？”
“不要用太阳、阴影和遮阳篷来比喻生命的轮回，行吗？”
“一定不能提遮阳篷。”我父亲加了一句。然后我们快速地回到车上，发动引擎，留下那位先生站在那里。直到我们横跨了鲁尔河，把哈廷根抛在了身后，我们才放声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