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巴本因为巨大的成功而惶惶不安。在我们合作的第一周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不下八个有效订单躺在他的书桌上了。他有点无力招架，这完全打乱了他原有的生活节奏。他已经习惯了每个月卖出一顶或者两顶几百欧的遮阳篷。他可以以此为生，因为仓库完全属于他，而且他过的是禁欲式的生活，简朴至极。他不喝酒、不抽烟、不看电影、没有兴趣爱好、不买电影和电视剧光盘、不度假，也不需要支付抚养费。
他会在鲁尔区各大雅典卫城店里花五欧元解决午餐，偶尔在克劳斯的店里享受一杯饮料。直到把衬衫穿烂了，他才会再买一件。他买东西从来不会超过他的需要。
因为本来就没有钱，他也不用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他竭尽全力抵抗一切体系化的欺骗。
罗纳德·巴本不觉得自己穷，相反，他自视没有随着环境一起堕落。但我觉得，在他那令人欣慰的正派的外表下，隐藏着生活的谎言。他那无可指摘的安全感始终与他的失意有关。我完全接受不了我父亲那美好的禁欲主义。假如他像海科一般成功，谁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另外，他还说过自己背负着罪责。一定有什么事把他变成了表面看上去那样的纯粹、温和、心如止水。真是如此的话，遮阳篷生意就更像一种惩罚而不是职业。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我必须这样做。
但是现在几乎不可能和他聊这个话题。他会转移话题，谈论天气，就好像杜伊斯堡的上空许久以来没有云彩这件事是个大问题。我在这里待了三周多，假期已经过半，天空始终没有下雨。莱茵河变得越来越窄，河水的水量减少了，好像受到了冒犯。岸边**出棕褐色的河床。伍珀河（Wupper）沿岸的兰花在野蛮地生长。鲁尔奥特继续在叮叮当当声中打着瞌睡。每当我问起巴本，他和海科是因为什么才断交的，他就会说：“雨会从西边过来，先是荷兰下雨，然后才是这里。当荷兰开始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撑开雨伞了。”
可这里终年没有降雨。我们在梅德里希沙滩俱乐部度过的日日夜夜都酷热难耐。阿利克逐渐接替了克劳斯的老板身份，开始学习制作长饮[37]。阿希姆和吕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坚持喝比尔森谷物啤酒的章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会点点牛角威士忌（H?rnerwhisky）——他们给野格酒（J?germeister）起的名字。他们喜欢在饭前拿它当开胃酒，这样可以省掉一轮比尔森谷物啤酒。阿利克很快就学会了怎样掌控酒局：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讨好客人也不加入他们的阵营。一名优秀的店主是活动大师，但不是参与者。阿利克很擅长这个。他拥有和克劳斯一样的权威，而克劳斯有时候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刚开始，男人们还试图挑衅这个年轻人，或者因为他们各自的啤酒垫和他争吵。阿利克则会要求他们先付掉一部分酒钱，这是他从克劳斯那里学来的，克劳斯可不喜欢干等客人的啤酒垫上画满记号。男人们觉得这太荒谬可笑了。吕茨说，阿利克简直可以炸掉他的鞋，但是阿利克不为所动。有一次，阿利克干脆利落地收起了所有的啤酒垫，拔掉了灯带的插头，泰然自若地说：“今天打烊了。”
“现在才九点半。”吕茨说。
“我还要一杯啤酒。”阿希姆说。
“再来一杯白酒。”章鱼瓮声瓮气地说。
“再来点灯光。”巴本说。
“都会有的，只要你们停止这场啤酒垫闹剧。各付各的账，否则就不开灯。”阿利克说。我感觉到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
“太张狂了。”阿希姆说，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来一张十欧元的纸币。
“简直是敲诈。”吕茨说，他让阿利克算一下他的账，留下十七欧元，“没有小费，你这个吸血鬼。”
章鱼试图通过打赌来抵销他要付的账，阿利克拒绝了他，但是，阿利克没能阻止章鱼背出保加利亚的所有邻国。
阿利克收齐了所有人的钱后，又打开了灯，重新开始接受点单。他的服务态度变得友好了，吕茨说那是“厚颜无耻的巅峰”。最终，气氛冷了下来，老顾客们不欢而散，但是阿利克没什么反应，他清楚他们第二天晚上依然会来。否则他们还能去哪里？最后一个走的是章鱼，他貌似痛苦地从高脚凳上滑下来，摇摇晃晃地爬上他的自行车。
“章鱼！”阿利克喊。
“俄罗斯人，你要干什么？”暗夜中传来他瓮声瓮气的回答。
“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
“去你的吧。”
阿利克开始收拾，我陪着他一起。最后，我们在躺椅上坐下，喝着可乐，看着黑漆漆的河水，河水在夜间也热得像在冒泡一样。突然间，他把手放在了我被晒黑的大腿上。它在白天已经出了汗，这时变得黏糊糊、脏兮兮的。他把温热的手放在上面说：“我真希望有这么白净的腿。”说完他便把手拿开，好像被自己的大胆举动给吓到了。
“这可不是什么白净的腿。”我假装生气地说。
“这条才不是。”阿利克说着伸出他的一条腿，和我的腿放在一起对比。
“你有什么不满的吗？我觉得它很好。”我说道，我喜欢他棕色的皮肤，“你知道这样的棕色的腿有什么好处吗？”
“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他问。
“你不会被晒伤。”
阿利克笑了：“对。但是如果可以交换，我更想要被晒伤的白净的腿。那样便不会格格不入了。”
“经常有人因为你的肤色取笑你吗？”
“以前是。现在情况好点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也因为我从不回应。回应也没有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肩膀挨着彼此。我期待着他把手再次放到我的大腿上。虽然它有点黏糊糊的。
“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和这些笨蛋们待在一起的原因。”阿利克说，“他们从来不喊我‘屋面油毡’。他们从来没有对我的肤色说过蠢话。他们不在乎。”
“他们一直喊你俄罗斯人。”我同情地说。我每次听到都会出奇地恼怒，我也诧异阿利克居然还笑得出来。
“对，这可真有意思，你不觉得吗？那些看起来和我很像的人喊我俄罗斯人。”
我真的很喜欢阿利克。这种感觉和在新年晚会上对那个白痴的愚蠢的爱慕不同，这也不是生理上的吸引，而更像一种情感上的联结。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会遇到很多和自己产生情感联结的人。但阿利克没有再碰我。我们又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之后，他站了起来，关掉了灯。
我们合作的第一周里，罗纳德·巴本突破性地有了两千六百欧元的销售额，第二周里则超过了三千欧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等到假期结束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富有。他是这样认为的，至少形势一片大好。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不情愿，后来，他运用得越发得心应手，甚至在进楼之前就开始分析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跨过门槛。除了上洗手间和检测黑色素浓度的计谋，“正义骗局”也还挺管用的。当他发现柜子上躺着彩票，房子看着亟待翻修，或者入户脚垫已经磨损过度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方法。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表现得像工会之友，对他们的露台上居然没有遮阳篷这样的遭遇表示愤慨。巴本会大声疾呼地表示享受阴凉是一种人权，但是在这个联邦共和国里，只有富人和那些坚持这个观点的人才能享受到。
“在钢铁厂或者矿井里牺牲了健康的工人，和每天辛勤劳作，为那些股份制公司的盈利累弯了脊背的劳动人民，也应该在阴凉的地方喝啤酒。这是我们的使命。”
说到这类话题时，我父亲会变得相当自信，随口就是一个又一个工农阶级口号。他所使用的都是作为自由德国青年成员时学到的词语。有一次他在车里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居然会用到这些。它们也真的管用。罗纳德成功地鼓动了好几个劳动人民，几分钟之内他们就恨不得一下子买下两三顶遮阳篷。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情况下，遮阳篷的价格都非常实惠，因为我父亲做不到在发表了慷慨的演讲之后，再以五百欧元的价格把遮阳篷卖给他们。这些遮阳篷的价格大多数都是一百五十欧元，有的甚至更低。他会一再地降价，好像这样就可以抵消那不正当的销售术给他的良心带来的不安。如果有人开始哭泣，他甚至会免费赠送。
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是由我来扮演敲门的那个人。我假装自己是被欧宝公司[38]解雇的员工，一个失望透顶的欧宝前员工，在“大家的遮阳篷”公司做着一份临时性的工作。顾客们的团结一致通常使得几乎无人讨论我们的产品外观上的缺陷。毕竟买遮阳篷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另外，他们也被我父亲真诚的关于企业的介绍给感动了——那是一家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国营企业，在体制转型后，被信托机构残忍地搞破产了。这些遮阳篷如今只在像波鸿或者多特蒙德这样的工人城市里出售，作为对抗体制的象征。
遇到收拾得井然整洁的公寓时，一定会有所收获。尤其当男主人穿着纽扣全部扣好的高领衬衣来开门，门内既没有传来饭菜的气味也没有传来疾病的气味时，这表示这是一户正派的人家。这时候就要打政府机构牌了。
我们假装自己是受到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黑尔讷、埃森或者其他我们当时所处的地区的私人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的代表，很荣幸地通知他们联邦住建局和建筑设计委员会各州协会及地区住建管理办公室即将出台新法，要求雷克灵豪森、黑尔讷、埃森或者我们当时所处的地区的建筑外墙设计必须保持一致。问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了，或者市政人员是否已经上门通知过。
赫伯特·科斯洛夫斯基（Herbert Koslowski）就像被雷击中般呆愣在原地。
“我没听到消息啊，为什么？我家也算？”
罗纳德·巴本和他年轻的“同事”松了一口气。
“那你还算幸运的。真的。”我说，我和巴本意味深长地看着彼此，“这样我们或许还能帮上忙。”
“什么忙？”科斯洛夫斯基有所怀疑地问。
“如果我们动作快，您就不会惹上麻烦。”
“麻烦？什么麻烦？”他看起来非常忧虑。
“市政府委托一家公司到处为还没有遮阳篷的公寓安装遮阳篷。比如说您家里。眼下他们还在本市其他区。最迟下周他们会到您这儿。那时您就会得到一顶遮阳篷。”我父亲用一种信誓旦旦的口气说。
“遮阳篷？哪里？我家？”
“太对了。”
“但是我不想要遮阳篷。”
“这不是您能决定的。这是由市政府根据联邦住建局和建筑设计委员会及地区住建管理办公室共同制定的法律决定的。”
“等等。他们强迫我们安装一顶遮阳篷？”
“好像是这样的。”我父亲说。
“好呀，谁买单？”
是时候让守法公民科斯洛夫斯基的愤怒升级了。
“嗯，当然是您自己呀！”我迅速回答道。
“我？”
“还没有遮阳篷的每户人家都要从市政府那里购买一顶遮阳篷，为了让市容整齐划一。”我补充说。我等待了一会儿，等待科斯洛夫斯基先生消化这个信息。他转身朝着屋内喊道：“芭芭拉，你能来一下吗？”
芭芭拉很快就过来了，科斯洛夫斯基说：“市政府要求我们安装遮阳篷，还是由我们买单，虽然我们并不想要遮阳篷。”
“真是闻所未闻，”他的妻子情绪激动，“我们不答应，想也不要想。”
她愤怒地看向我父亲，她以为他就是市政府派来的传达这个消息的人。可恰恰相反，我们是拯救者，是对抗那个愚蠢的行政行为的盟友。
“我们可以帮助您躲过这次代价高昂的坑骗，”巴本说，“如果违规的话，您最后将不得不悬挂一顶政府机关安排的遮阳篷，价格还会高得离谱。”
“这也太卑鄙了。”科斯洛夫斯基气得呼哧呼哧的。
“是的，我一直都说，小人物都是笨蛋。政府总会出台一些荒谬的政策，谁买单？我们买单。”我父亲说，“最终蒙受损失的是顺从的公民。”
“我们从不会让自己背负债务。”芭芭拉抱怨说。
“您可以继续保持，但前提是不要承担这项政策的后果。我们的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可以提供一个很实惠的解决方案，我们愿意为您介绍一下。如此一来，您也一定可以摆脱市政的坑骗。”
很快，科斯洛夫斯基夫妇就订购了三米乘二米的哥本哈根款，六百五十欧元，含安装和终身维修。这仍旧比市政统一推售的那款粉红色的遮阳篷便宜了将近一百八十欧元。
遮阳篷装好之后，他们非常开心，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向他们开出罚单，按门铃逼迫他们了。另外，他们也可以舒服地坐在阴凉的露台上。双赢。后来，科斯洛夫斯基的儿子向他分析，整个事情不过是为了向他兜售一顶颜色可疑的遮阳篷而编造的，他坚决不认同。他儿子一定不会理解科斯洛夫斯基在我父亲上门维修时说的话。
他的反应和大多数意识到自己在不情不愿的情形下被迫做了些什么的人差不多。他们会粉饰整件事情。这就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也是巴本越来越熟练地使用这种销售技巧的主要原因。假如他的遮阳篷在下雨的时候散架或者在第一次摇动手柄时杆子就断掉了，那他就是在欺诈。但是，现在这样的嘛，就不算欺诈。另外，他还承诺终身维修，他每次都强调同样的话：“终身的意思就是只要遮阳篷还在。它的寿命比您和我的都长。”
也有一些方法我们极少用到。它们不起作用，或者过于难用。比如说“羡慕嫉妒辩论”。它原本是一个好法子，但只有极少数时候才能奏效，因为它不像黑色素诡计，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某户人家是否惧怕一些奇怪的疾病。使用“羡慕嫉妒辩论”时，我们无法提前对销售结果进行充分的预测。
其实“羡慕嫉妒辩论”很好玩。它使用起来是这样的：按开门之后，不要立刻去说服里面的人，而是让对方先见证一场发生在老板和实习生之间的争吵。从理论上来说，过程是这样的：
门被打开一条缝，门锁挂着链条，后面有一个男人。
我这样说：“不是这扇门，这里没有订购产品。”
巴本：“地址肯定是正确的。这里写着呢。139号。货就是送到这里。”
我：“不可能。地方错了。这个特别折扣只给了博默尔（B?hmer）先生。”
巴本：“抱歉，您是博默尔先生吗？”
克贝尔海姆（K?belheim）说：“不是，他住在楼上。”
我：“我就说吧。这里写着‘博默尔，六折，五楼’。”
克贝尔海姆：“什么东西六折？”
巴本：“就一件商品。”
克贝尔海姆：“到底是什么商品？”
巴本：“这我不能告诉您。或许您也预订了，但成交价不一样，您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克贝尔海姆：“我什么也没订。是什么？难道我也预订过？”
顺着他的问题，我们接着说那个保密的价格，博默尔先生为了购置一顶遮阳篷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最终因为价格实惠才下定决心。我们运气好的话，此时，克贝尔海姆会心生妒忌，也会预订一款。但是这种情况极少。他们要么因为不乐意听到我们的争吵而用力关上门，要么会讽刺邻居，竟没想到有优惠价。总而言之，“羡慕嫉妒辩论”总共才成功了三次，于是我们便放弃它了。
同样不太管用的还有“菩萨论”。它是一天傍晚我和阿利克一起想出来的。我原本觉得它会很管用，但是随后还是失败了，因为在编故事的过程中我无法始终保持一本正经。
“菩萨论”是我们为一些特定的客户想出来的。有时候给我们开门的是女性，透过门缝能闻到一阵熏香味。打开门后，可以看到她们身后的藏地经幡，入户走廊里有一个佛龛，里面供着释迦牟尼或者象头神犍尼萨，或者其他的印度教的神灵雕像。我设想，以悠长的腹式呼吸法为切入点，声称遮阳篷可以帮助她们净化精神、实现觉醒，传扬一种普世的爱。谁能在露台上拥有它，妙音鸟[39]就会在她的周围歌唱，在美妙的歌喉下，她们体内的能量流便可以得到净化，而且这还非常有助于消化。这些都是我从我的艺术老师充满**的解说中偷来的，她在课堂上播放拉维·香卡[40]的音乐，带领我们想象自己内心的火焰。我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这些话会派上用场。
第一次用这个“菩萨论”时，巴本不得不转过身去，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了。当对方回答说她已经等了我们好多年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笑，于是我们不得不赶紧结束。真可惜，原本可以很管用的。
后来，我又试了两次，但是，只要巴本开始在我旁边轻声说“喔”，我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这个方法从没奏效过，但我们挺开心的。
另外，选择漫漫路途上的音乐也让我心情大好。在我终于适应了克劳斯·伦夫特组合、Silly[41]、City和Karat[42]之后，我们终于买了一张唱片：Bravo Hits 48[43]。我解脱了，这就是自由的感觉。
在A40高速上以九十迈的车速开车，把唱片放进唱片机，音乐奏响。我父亲坚持要跟着唱片大声唱，尽管他不了解歌词，他的英语词汇已经所剩无几。假如是一张俄语唱片，他大概能唱得顺畅。不过，有些歌词对他来说不难。其中一首歌和他有关。
他曾是一个无名小卒
一个平民，一个平民
他如今是一个老板
一个英雄
一个资质平庸的小子
迅速地，从平民变成了英雄
就这样，从平民变成了英雄
他最喜欢的是《埃马努埃拉》（Emanuela）。放这首歌时，他会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怪声怪气地哼唱：
不要碰埃马努埃拉！
不要碰埃马努埃拉！
女孩和男孩都说“不”！
你的人生中不会再有快乐！
你对爱情了解多少？
你对爱情一无所知！
你再一次被你的感觉欺骗。
你开始觉得自己危险，
却看不到真正的危险。
翻阅记账本也变成了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每当我们结束推销回到车上，他就翻找后座上的账本，然后带着庄严的表情，神气地记录订单信息。尽管还是以“N”为主，但“N”的出现频率没之前那么高了。之前笼罩着他的忧伤转变为一种职业上的漫不经心。只能说那些人运气不太好，而不是他。
之后就是我的生日。十六岁的生日。年轻人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8月1日。因为我的生日在暑假期间，所以大多过得悄无声息，我的意思是说，暑假里人们很少会庆祝孩子的生日。因为在度假，所以妈妈常常会在饭店里安排一场生日宴，我们就以庆祝为由撒欢儿地玩。
假如我们在哈恩瓦尔德，妈妈会去蛋糕房定做一个蛋糕。她所有的创意仅限于想好蛋糕主题并不断给蛋糕师提要求，直到恼怒不已的蛋糕师绞尽脑汁地制作出诸如“哈恩瓦尔德之夜”或者“灰姑娘·金”之类的有主题的蛋糕。
十六岁生日这一天，我是被音乐叫醒的。前期我已经把油漆、颜料和溶解剂等从我的房间里清理了出去。和这些东西一起睡觉对人没好处，巴本终于认识到了，于是把那些瓶瓶罐罐都放到了仓库的大后方。如此一来，我在我的小隔间里睡得还算不错，我甚至觉得还挺舒服的，尽管没有壁画，也没有大大小小的十个枕头。
我走进仓库，巴本已经布置好了餐桌。可惜它的装饰风格比较对一个四岁小孩的胃口。他根本就没有经验，在超市里随手拿起所有他认为的与“女孩”和“生日”有关的东西。另外，他还烤了一个大理石花纹蛋糕。我对这种蛋糕毫无好感。我绝对是原味蛋糕战队的。巧克力味的大理石花纹蛋糕吃起来永远不像真正的巧克力，而且因为烤焦了，看着黑乎乎的。只要是这种蛋糕，我就要努力地把浅色和深色的部分掰开。我大多数时候能做到。但如果两部分的蛋奶液已被充分地搅拌在了一起，而不是分为上下两层，那就难了。制作大理石花纹蛋糕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十五岁和十六岁的我这么认为，三十二岁的我还是这么认为。
“生日快乐！亲爱的金。”我父亲喊着，同时吹响了一只纸蟾蜍，把我几乎吓晕了过去。我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他开始切。“父亲亲手制作的大理石花纹蛋糕样式十分精美。搅拌得很充分，看起来宛如一块真正的大理石。”这是他的拿手戏，他在我的盘子里放了一块，动情地说，“深浅交织，真的非常像大理石。”“太棒了，爸爸，非常感谢。”我说道，这也为毕生都要吃大理石花纹蛋糕拉响了前奏。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努力地把生日蛋糕做得像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的一样好。
桌子上还放着礼物，被他用粉红色的纸包着。Bravo Hits 47[44]、伊妮德·布莱顿[45]的一本书、杜伊斯堡的球迷围巾。我至今还保留着书和围巾。那张唱片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假如是我妈妈送给我这些礼物的话，我会把它们从客厅窗户扔出去。什么？一本书？至少在海科·米库拉眼里，书就是装点门面的。我要它干什么？好吧。阅读。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甚至还挺喜欢它的。今天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但在当时，书籍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胁迫。
“今天就不出去跑了。”我父亲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就好像他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一般。“之前挺辛苦的，我们今天休息一天。”他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今天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你觉得呢？”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说，这个锈迹斑斑的城市缺少什么的话，那就是灯光、店铺橱窗、棕榈树、可买可不买的非必需消费品和只有在购物中心才能体验到的繁华。在家里的时候，我经常和朋友们约着去莱茵中心（Rhein-Center）购物，在那里消磨一天的时光。唯一的缺点就是，那里有警察专门寻找逃学的学生，他们喜欢在数码城的游戏场附近转悠。如果上午11点在那里尝试一款新游戏，就很有可能会被他们逮到。那时候就只能期望金·巴本的童话故事发挥作用了。我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妈妈在医生那里看病，我等着她看完病后来接我。具体什么病呢？因为多发性硬化症，妈妈失去了行走能力，所以在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可惜病情越来越严重。如果有一天她拄着拐杖也无法行走，那只能买轮椅了——毕竟保险不包含这项。如果这样说，那就还需要报出附近一个医生的名字，否则那些公务员会问：“你妈妈看的是哪个医生？”
当然，我必须准确报出一家诊所里的一个医生的姓名。如果回答“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那谎言就不攻自破了，因为没有人会不知道自己一直送妈妈去看病的那个医生叫什么。之后，就是给他们看手机，说在等妈妈发短信过来。这时我的眼眶要湿润起来。在警察怜惜的眼神下，这招百试百灵。
“这里有购物中心吗？”
巴本吃惊地看着我。或许他以为可以去舒服地散个步，或者去逛博物馆，去克桑滕（Xanten）。可是，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于是，他微笑着说道：“当然有。奥伯豪森就有。”
“远吗？”
“半个小时。”
“阿利克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
我不是不知道该和父亲一起做些什么，可我想念阿利克，而且，已经有两周我一直和父亲在车里唱歌、一起销售遮阳篷。父亲和我讲了所有有关Stern-Combo Mei?en乐队的故事，还说只要认路，也可以去堪察加半岛度假。据说堪察加半岛和德国一般大，人口数量却比波鸿市的少。“想象一下我们要在堪察加半岛卖遮阳篷。”他大笑着说。我喜欢这样的他。但是我还是想和阿利克一起过生日。
“当然了，他可以一起。还要蛋糕吗？”
他又给我盛了一块，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只是坐在洒满阳光的仓库里吃东西。
“爸爸。”
“嗯？”
“和我说说我出生的那一天吧。”
巴本坐直了身子：“那的确是在旅行的路上。这你已经知道了。但并不是在度假回家的路上。”
接下来，他就和我讲了我出生时的故事。
1989年7月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不想看着时局变糟。于是他们开车去度假。他们和家人道别时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担心。于是，你妈妈和我就收拾了行李，说我们要去匈牙利露营。当时可以借道匈牙利，直接越过边境进入奥地利和西德。那时候，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几乎是开放的。”
妈妈那时候到孕晚期了。通常不会有孕妇选择在这个时候旅行，更别说去露营了。“当然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借口。但是没有人说：‘谁会在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去度假？’”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要离家？”
巴本寻找着合适的语言。我能感觉到他不想撒谎——尽管前两周他学会了撒谎。明显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但是他不能说。
“我只是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我害怕。”
“害怕什么？”
“怕那样的时局。”
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他所说的和那背后隐藏的东西之间存在漏洞。那不仅仅是因为时局。但是他不肯说下去。有那么一会儿他一直点着头，仿佛在赞同自己所说的。最后他说：“是的。就是那样。”他站了起来，调低了音量。这仅仅是为了躲开谈话。我父亲走出仓库，我听到他移动什么东西的声音。显然，他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个。我也不想在我生日的这一天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我们等待着阿利克。我在我父亲洗餐具的时候偷偷浇灌了水洼。
中午时分，阿利克出现了，还带着一束他沿途采摘的花。我感到很惊喜，我没有想到从拉丁西社区（Ratingsee-Siedlung）到仓库的路上还有花。那七朵花都是他摘的。他听说要去奥伯豪森的商业中心，显得很兴奋。我们上路了。路上我们播放了新买的唱片，我们放声歌唱：
这是完美的波浪
这是完美的一天
就让它拥抱着你
最好不要多想
到了购物中心后，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才是生活！汉堡包！运动鞋！我们一起逛了一圈之后，选择分开活动，因为我、阿利克和巴本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巴本喜欢看书，最好是大型地图册。阿利克和我几乎克制不住探索的冲动，没办法耐心地等巴本把堪察加半岛指给我们看。于是，我请求自由活动，我父亲建议说两小时后在冰激凌咖啡店会合，吃一杯生日冰激凌。
之后就到两点了。几双耐克鞋、两件T恤衫、一瓶止汗喷雾、一瓶沐浴露，只要是我拿给他看的东西，他都愉快地付了款。两周之内挣了一笔钱，这对他自己来说没有意义，但是他很开心能给我买东西。阿利克也得到了一顶洛杉矶湖人队的紫色和黄色相配的棒球帽。
等我们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场院时，巴本飞快地驶过在我和阿利克的照护下一直满满当当的水洼，这让我和阿利克很是懊恼。同时，我们远远地就听到了MBC俱乐部的音乐声。顿时我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在奥伯豪森玩整整一天。这是一种转移我的注意力的方法。
吕茨、阿希姆、章鱼和克劳斯用这段时间为我装点了沙滩。当我们走进俱乐部的时候，他们装扮成了夏威夷人来欢迎我们。长桌上方悬挂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金，十五岁生日快乐”，虽然年龄弄错了，但还是让我喜出望外。他们还弄来了一些沙子，撒出了一片小小的沙滩，还用竹子为我编了一个“宝座”——献给火奴鲁鲁的女王。四个男人的脖子上还挂着彩纸做成的链条。我太幸福了。还有烧烤香肠吃。
之后，阿利克和我坐在水边，我们身后是那些男人和灯光，前面是黏糊糊的运河。阿利克屈膝，抱着腿。
“我喜欢你父亲。”
“我也是。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他也很好。但他不怎么爱提过去。”
“我父亲也是。看来父亲都这样。我成年以后会和我的孩子无话不说。”
“你已经成年了。”阿利克微笑地看着我，牙齿闪闪发光。这是一个适合拥抱、亲吻的时刻。只要阿利克再靠近一厘米，一切就会发生。但是他不敢。我也不敢。我们的肩膀紧挨着，长时间地凝视对方。我闻到了他的蠢蠢欲动，他也闻到了我的。但什么都没发生。我们身后的章鱼因此输掉了一个赌注。
我的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够美好了。克劳斯知道我满十六岁，无偿打开了一瓶香槟酒。他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出处，这有点可疑。晚上，我躺在**，花了很长时间回想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
凌晨3点10分的时候，仓库里的座机响了起来。我立刻醒了。从我到这儿以来，电话就从未响过。一次也没有。而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电话竟然响了。
我听到巴本拿起了话筒，蹑手蹑脚的，只为了尽量不吵醒我。但我还是听清楚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巴本……你好，我是苏珊娜。”
“怎么样？……美国好玩吗？……这儿也很热……她睡了……苏珊娜，现在是凌晨3点10分……当然了，她一切都好……为什么她会不好？……我真的不想叫醒她……”
然后他站在我的门外，轻声地说：“金，你能起来一下吗？你妈妈从美国打来了电话。”
是一次很短的通话。
杰弗里好多了，他养了一只鳄鱼。海科的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比之前更好了。美国人都太胖了。
我生日这天都做了什么？
“我先是去了奥伯豪森，然后去了火奴鲁鲁。”这些信息不会让我妈妈有压力，因为她根本没有专心听。她此刻或许正在一家饭店里，在吃主菜和饭后甜品的间隙给我打电话。
“你想妈妈吗？”
“当然了。非常想。”我说。她信了。我的确受过很好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