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开始的。他建立兴中会，创建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讨伐袁世凯、改组国民党，……他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进步，革命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人物简说：孙中山（公元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年），名文，字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１８９４年在檀香山组织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１９０５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任总理，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成功，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因革命成果为袁世凯窃夺，又发动“二次革命”。１９１７年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发动“护法运动”，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１９１９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１９２１年任非常大总统。１９２４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联俄、联共（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在北京逝世。死后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５号，幽雅静寂的院落里，突然传出一片呜咽声，一位清瘦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床榻上，永远地合上了眼睛，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人、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原名孙文，号逸仙，字德明。因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人们习惯称其为孙中山。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１８７８年５月，他随母亲离家抵达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入意奥兰尼学校学习。１８８３年７月，他离檀香山返回祖国。檀香山５年的生活和学习使他获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他也受到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殖民主义者斗争的影响。
孙中山回国后，先到香港拔翠书室学习，后又转入中央书院。毕业后，曾想进入陆军、海军学校或法律学校深造，但都未能如愿。１８８６年夏，他进入广州博技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后来由于这所学校言论受到束缚，他又转入香港西医学院学习。
毕业后，孙中山开始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行医中他又结识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并和他们谈论时政，谋求救国之策。１８９３年冬，他邀请陆皓东等八人，聚会于广州的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密议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但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计划，也没有实行。
这一时期，孙中山虽已具有一些革命思想，但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与当时的某些先进人物一样，对清政府还抱着若干幻想，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１８９４年１月底，他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准备向李鸿章当面陈述自己的主张。
６月，孙中山偕陆皓东来到天津，但未得到接见，李鸿章对他的那套为民请命的“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
青天白日旗的绘制人：陆皓东（公元１８６７—１８９５年），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１８９５年初，孙中山在香港创设兴中会部会，他积极参与筹建事宜，并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在广州组织革命机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同年１０月因计划泄露，被捕后遭杀害。孙中山称他是“中国在史以来为共和而牺牲的第一人”。
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孙中山到达北京，这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战云密布，形势紧迫，满清政府却没有任何振作的迹象。孙中山目睹此情此景，早已蕴藏在他脑海里的革命思想代替了改良思想，使他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到檀香山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这时，报端连日传来中国军队失败，日军扑过鸭绿江，侵犯辽东半岛的消息。朝夕盼望祖国强盛、尽早洗刷民族耻辱和仇恨清王朝的心理，在一部分激进的华侨中迅速增长。孙中山趁机组织华侨成立革命团体。１１月２４日，在火奴鲁鲁美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寓所举行兴中会成立会议。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邓荫南、郑金、程蔚南、宋居仁等２０人。会议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正式成立。
１８９５年４月，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签定了割让台湾、澎湖，赔款２亿两白银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各界的义愤。孙中山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立即与香港兴中会负责人陆皓东等奔走于港、澳之间，并亲自拟订起义方略，主持军务。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预定于旧历九月初九日（公历１０月２６日）重阳节之日炸毁两广总督署，举行武装起义。但因谋事不密，运送枪械在海关被扣，港英当局向两广总督告密，起义未及发动，即被镇压。陆皓东在广州被捕后就义。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海外，往来于欧美和日本，考察各国社会情况，寻求救国真理。１８９６年１０月，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国使馆派人强行绑架，使馆准备把他秘密押运回国，后在英国人康德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读书时的教务长）等人的大力营救下，才得以获释，史称“伦敦蒙难”。经过这一事件，孙中山开始做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而驰名国际。此后，孙中山在海外各地华侨和留学生中做艰苦的宣传和联络工作。１９００年１０月，孙中山又与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等策划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发展到２万多人，声势浩大，士气旺盛，给清军以严重打击。但因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后因粮械失继而失败。
四大寇：广东人陈少白、尤列、杨鹤龄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与孙中山交往很多，因孙中山被清政府通缉为流寇，他们也受到株连，与孙中山一起被称为“反满四大寇”。
孙中山直接发动的几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这些行动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之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反复宣传，投入到革命活动中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团体和帮会组织。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反清。较有影响的革命组织有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加上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合称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团体。在他们周围，还有许多由华侨、留学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团体，以及由一些帮会转化而成的团体。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国资产阶级面临一场崭新的斗争，当时的革命小团体带有狭隘的地域性，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建立全国性政党，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孙中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者。
１９０３年以后，孙中山开始从过去重点联系会党，转向重点在新兴的知识阶层中进行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加强了同国内各种革命力量和革命团体的联系。
１９０５年７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开始着手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在这里，他首先会见了黄兴。
黄兴（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１６年），字克强，是湖南善化县?穴今长沙?雪人，１９０２年春赴日留学。曾在１９０３年回湖南策动起义。１１月１１日，他以过３０岁生日为名，邀请秦毓鎏、章世钊、柳聘农等聚会，商议筹建革命团体。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在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他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被推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策划在长沙举行起义，因走漏了消息，起义未成，黄兴逃往日本。
黄兴非常同意孙中山的想法，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两位革命巨人，由此开始了伟大的友谊。
随后，孙中山又与宋教仁、陈天华以及湖北、四川、广东等省留学生代表商谈组织问题，得到了他们一致拥护。
７月３０日，孙中山在东京邀集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华侨代表７０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的部分成员，也有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成员和留学生个人。当时全国１８个省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其余１７个省区均有代表参加。
陈天华写《猛回头》与《警世钟》：陈天华（公元１８７５—１９０５年），曾留学日本，１９０３年写血书抗议俄国侵占东三省，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痛斥清政府腐败卖国，指出“要抗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积极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０４年参与组织华兴会。其后曾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编辑，１９０５年１２月，为抗议日本政府逼害中国留学生，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万余言，勉励“去绝非行，共议爱国”。
８月２０日，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会员１００多人。大会讨论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同盟会章程》，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随后，孙中山在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把这个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把原来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统一起来，使中国民主革命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盟会创建伊始，便将武装斗争放在首要地位。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制定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指导性文件—《革命方略》，其主要精神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从１９０６年—１９１１年，同盟会发动了１０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起义。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孙中山和黄兴等经过半年的筹备，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分路发动进攻。黄兴率领的１００多人攻破了两广总督衙门，跟前来镇压的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孤军力薄，激战一夜而失败，黄兴等负伤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和被捕后就义的近百人。后来，广州人民把殉难烈士中７２人的遗体合葬于城郊黄花岗。
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又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单纯军事冒险方式，最后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使满清的统治受到打击。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那种以满腔热血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入反清斗争中。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辗转到美国，开始他在每次起义失败后必做的事———筹措下次起义的经费。然而，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了，快得令他也想像不到，就在他到达美国不到三个月，具有决定意义的武昌起义发生了。
当时在武汉地区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由湖北早期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演变而来，日知会经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共进会由同盟会员焦达峰与日知会员孙武１９０７年在东京成立。１９０９年孙武在武汉设立共进会总机关。文学社主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力量；共进会除在新军中活动外，还同学生界和其他各界联系。当时湖北新军１．５万人，受革命宣传影响很大，约有１／３士兵和部分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
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４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召开了联席会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商讨合作大计，双方决定取消各自团体的名称，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总部设在俄租界宝善里１４号。
联合指挥部原定在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推迟了起义日期。１０月９日孙武在共进会机关里配制炸药不慎爆炸，起义机密泄露，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３３人被捕。１０日被杀害。同时，清政府按搜到的名册，四处逮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危险。武昌城内新军第八镇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４０多名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反动排长、连长、营长，迅速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接着，步兵、炮兵、辎重各营和陆军测绘学校学生约五营兵力纷纷起义，汇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进攻。一夜之间，武昌全城便被革命党人控制在手中。１１日晚和１２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整个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占领。
由于孙中山、黄兴都不在，直接组织这场起义的领导人又或是牺牲、或是出逃，无一在场，当时负责清第２１混成旅的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原清咨议局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这样，革命的胜利果实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官僚政客和立宪派手上。
黎元洪：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在海军服役，参加过甲午战争。后应张之洞之召，协助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由管带、统带升为协统，驻湖北，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北京国民政府总统，被直系驱走后，晚年投资实业。１９２８年病死天津。
武昌起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浪潮。首先响应的是与湖北省毗邻的湖南省和北方革命党人活跃的陕西省。
继湖南、陕西独立后，先后又有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独立。短短一个月内，全国的１３个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独立，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
１１月９日，湖北军政府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军政府事宜。１２月初，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各省代表决议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随后迁至南京举行会议。
孙中山在美国得到革命胜利的消息，立即乘船赶回。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了社会各界狂热的欢迎。此时，他已被南京的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盟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发表了临时政府《宣言书》、《布告全国同胞书》和《中华民国布告各友邦书》等，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３日，加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例如：在保护人民权利和革除恶习方面，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各类所谓“贱民”的歧视性条令；通令剪辫；禁止赌博、缠足和吸食鸦片等。这些政策法令虽很初步，许多条令也并未实行，但它们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精神，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这时，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以武力相要挟，意欲窃取大总统的权力，孙中山以革命大义为重，通电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１月１６日，他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奏请清廷迅速召开皇族会议决定“帝位去留”问题。２月１２日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按照双方协议，于２月１４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以自代。
然而，袁世凯在窃取大总统职务后，很快就将共和的事给抛到了一边，开始建制称帝。孙中山不得不发动第二次革命，但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再次被扣上“乱党之名”，被迫亡命日本。
就在孙中山的革命道路陷入挫折之际，他的个人生活却得到了改善，一位温柔多情又极富革命情怀的女性进入他的生活，给了他以无限的慰藉。她就是后来的国母宋庆龄。
宋庆龄父亲宋查理与孙中山是至交。孙中山年少时曾参加秘密社团———三合会，正巧就是宋查理家有这个会的一个分支组织。由此，他们相识了。
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同一种方言，而且都学过英语口语。两人都是在国外受的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两人都曾想学医，他们都有宏大抱负，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
此后，孙中山组织革命，宋查理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孙中山经常住在查理家里。他常在书房里召开秘密谋划的会议。对宋家的孩子们来说，他俨若他们的教父。不论孙中山到哪里去为他的事业筹集经费或争取支持，宋查理总是不断向他报告新的情况，并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钱来替他支付各种费用。
孙中山有个妻子，是他父亲替他挑选的，是一位乡村商人的女儿，名叫卢慕贞。孙中山出外旅行或到香港上学时总是把她留在村子里，两人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后来，他把她接到夏威夷，由在那里的哥哥孙眉照顾。当时，他们已经生了三个孩子。
受父亲宋查理的影响，宋家的孩子———宋子文、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都很崇敬孙中山，视其为神圣的尊长。宋霭龄还做了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替他处理日常公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受他的牵连，流亡到了那里。不久，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没法再追随孙中山，就推荐自己的妹妹宋庆龄接替她做孙中山的秘书。不想，两人很快热恋了。当时孙中山是５０岁，宋庆龄刚刚２０岁。他们尽可能长时期地保守爱情的秘密。不料，宋查理出其不意地宣布宋家要返回上海。他已经做好了安排，在法租界买了一栋小楼，宋庆龄反对回上海。宋查理把她扣了起来，一块儿悄悄地离开日本。新婚燕尔的孔祥熙与宋霭龄也与他们一起回国。
他们返回上海后不久，宋查理宣布他的女儿庆龄与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了。宋庆龄坚决反抗，发誓不与他成婚。宋查理将她禁闭在楼上她的寝室里。她秘密写信给孙中山，询问她能否返回日本。这封信被她的女佣偷偷带了出去。孙中山立即回信叫她前去，说他正需要她。
宋庆龄把实情告诉她的父亲，但查理执意不肯。宋庆龄的做法使他感到愤慨，他命令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并采取防范措施，把她锁在寝室里。那天晚上，宋庆龄的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逃走了。当晚，便启航前往神户。这时，孙中山早已办好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他们的儿子孙科后来一直跟随着他。
孙科（公元１８９１—１９７３年），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所生之子。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广州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市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２７年后，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建设部和铁道部长、立法院长、行政院长等职。１９４９年迁往美国，１９６４年到台湾。
宋庆龄抵达日本的第二天，就与孙中山结婚了。宋庆龄在写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说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看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查理发现庆龄失踪后，立即四处打听，后来得知她乘一艘日本轮船渡海了。他也追了来，他到达神户后，乘上火车赶奔横滨，但是已经太晚了，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据宋庆龄说，其父宋查理怒气冲冲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的友谊。他提醒孙中山别忘了他们共同奋斗过的２０年。现在，胜利指日可待，他的最好的朋友怎么能够失去理智，破坏他们的相互信任呢？孙中山不置可否。
当宋查理看到他以朋友间应忠诚相待进行规劝没有奏效时，便发誓要宣告婚姻无效，理由是庆龄还没有成年，她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孙中山仍然拒绝回答。他只是看着查理怒气冲天，唾星四溅。
１９１６年３月，孙中山和宋庆龄自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以后将近１０年中，孙中山继续领导革命，其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她“辉煌的头脑，充实了她丈夫的头脑，完成了他更伟大的人格”。
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和一部分议员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军阀陈炯明，召开非常国会，建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然而，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他们并不真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是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运动因此失败。
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困居上海。这时他一筹莫展，极度苦闷，好似陷入绝望境地。宋庆龄对孙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励孙中山振作起来。她帮助孙中山总结经验唤醒民众，继续前进。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列宁十分钦佩。这期间，宋庆龄多次帮助孙中山与苏联联系。这时，新诞生的共产党人也与孙中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孙中山又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会议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其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已非常接近，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会后，国共合作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他吸收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做军校的领导干部。随后，孙中山开始再次北伐。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了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讨论国事。孙中山不顾重病缠身，毅然北上。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抱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途经香港、上海，于１２月４日抵达大沽口。在天津与张作霖进行晤商后，１２月３１日到达北京。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积极宣传革命主张，推动革命进程，使被北洋军阀统治日久的北方地区，见到了革命的阳光。但这时，孙中山的病情日益恶化。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上午９时３０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５号逝世，终年５９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沉痛哀悼这位同中共正在密切合作的伟人。斯大林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发来唁电。
３月１９日，由协和医院向中央公园移灵，沿途肃立的有十几万人，到处是花圈、挽联。直到晚上７时，送殡队伍尚未从公园散尽。
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７日为受吊之期。数十万人前往中央公园公祭孙中山，以表达人们的怀念之情。３０日，前苏联赠送的水晶玻璃棺护送到京。从３月１２日至３１日，治丧处收到花圈７０００多个，挽联、挽幅５００余种。吊唁签名者达７４万多人，连同接待的其他吊唁者共约２００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