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城里，待在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子里。这房子像口供许多人共用的棺材。房子是新的，但看上去似有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之感，像个要饭的，突然暴富，便狼吞虎咽，吃得脑满肠肥。房子侧对着街面，每层楼都开八扇窗，该是楼房的正面，每楼有四扇窗。底层的窗外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直通院子。上层的窗子对着围墙外一个洗衣女工的小房子和一个肮脏的凹地。
外面并没有我所理解的街道，房子前就是一个肮脏的凹地，凹地上有两处修了狭窄的拦水坝。凹地的左面是惩罚士兵的苦役连。院子里的垃圾全倒在凹地里，凹地的底部是一潭浓稠、颜色发绿的污水。凹地的右面，尽头处是一个满是污泥的、叫兹韦兹金的臭水塘。房子正面对着凹地中央。凹地的一半堆满了垃圾，长满了荨麻、牛蒡和酸模。另一半被多里梅东特·波克洛夫斯基神甫开辟成花园，花园里有座亭子，薄木板搭成，漆成了绿色。那亭子挺不结实，要是有人扔来石子，薄木板准会稀里哗啦破裂。
这地方要多单调乏味就有多单调乏味，要多脏就有多脏。秋天里，垃圾污泥脏得不能再脏，简直成了专黏人脚的暗红色焦油。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竟有这么多的污泥，在我真是前所未见。习惯于清洁的田野、森林之后，城市的这一角，引起我无限的愁思。
过了凹地便是一道道东倒西斜的灰色围墙，在远处的围墙之间我见到一座红棕色的小屋，去年冬天我在鞋店里当学徒时就在那里住过。那房子离得这么近，不由我不感到压抑。我为什么又要生活在这条街上呢？
老板我认识，他曾跟自己的兄弟一起来我妈处做客，他弟弟一个劲儿尖着嗓子嚷嚷着：“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兄弟依然如故，哥哥鹰钩鼻子，长长的头发，挺讨人喜欢，看样子挺善良的。弟弟维克多长着的还是马脸，还是雀斑满脸。他们的妈妈——我外婆的妹妹，老板着脸，整天大呼小叫的。哥哥已经成家，妻子人高马大，白白胖胖，活像只大面包，两只大眼睛乌黑乌黑。
刚来那几天，她就对我说过两次：“我送过你妈一件带玻璃珠子的丝绸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并不相信她会送我妈东西，我妈会收下来。在她再次在我面前提到斗篷的事时，我就回嘴说：“送人家东西没有什么好夸的。”
她听了吓得倒退了几步。
“你说什么？你这是跟谁说话？”
她的脸顿时变得红一块白一块的，眼睛睁得溜圆，把自己的丈夫叫了来。
她丈夫来到厨房，手拿圆规，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听了妻子的诉苦，便对我说：“你得对她和所有的人称‘您’。说话不能放肆！”
然后挺不耐烦地对妻子说：“别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我！”
“怎么——是鸡毛蒜皮小事？要是你的亲戚……”
“见鬼去吧，什么亲戚不亲戚的！”老板丢下这么一句话走了。
我也不喜欢外婆的这些亲戚。据我观察，亲戚间的关系比外人还不如：由于他们比外人知道更多亲戚的坏事和丑事，因而攻击起对方来更加恶毒，相互间更经常发生争吵和打架。
我挺喜欢老板。他把头发往耳后那么一甩，潇洒极了，使我想起了“好极了”。他常常满意地开颜一笑，灰色的眼睛显得非常善良，那鹰钩鼻子周围出现了滑稽的皱纹。
“你们还没骂够吗，两只好斗的母鸡？”他面带柔和的笑意，露出了坚实的细牙齿，对母亲和妻子说。
婆媳间天天都要争吵个不休，我纳闷，她俩怎么轻而易举就吵骂起来。大清晨，还没有梳洗，还没有穿戴好，两个人就在各自房间忙开了，好像家里着了火似的。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到了坐下来吃饭、喝茶的时候才歇口气。他们吃得多，喝得也多，往往一醉方休，吃喝到趴下来才满足。吃中饭的时候，谈的是饭菜，懒洋洋地斗起了嘴，眼看着就要干架了。不论婆婆做什么菜，媳妇必然嘴不饶人：“这菜我妈可不这么做。”
“不这么做，就是说比我做的难吃！”
“你做的不比她好！ ”
“得，那就找你妈去。 ”
“我可是这里的一家之主！ ”
“那我呢？ ”
东家插嘴了：“吵够了吧，好斗的母鸡！你们疯了不成？ ”
家里的事挺可笑，挺怪的，简直有点莫名其妙。从厨房到餐厅有条过道，其间有个家里唯一的厕所，很狭小。茶炊和饭菜要拿到餐厅里来都要经过这间厕所，这成了家里的笑柄，常常因此引起滑稽的误会。往厕所马桶灌水的责任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睡觉的地方就在厨房里，一头对着厕所，另一头挨着门。厕所的这道门通到房子正门过道尽头的台阶。厨房里的炉子烤得我的脑袋很热，而台阶来的风直接吹到我的双脚，睡觉的时候我只好把门口所有的脚垫子拿过来盖在脚上。
大厅的墙上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内是《田园》周刊赠送的图画，厅内有一对牌桌和十二张维也纳式的椅子。大厅显得空空****，单调乏味。小客厅里则塞满了花花绿绿的软包家具，大堆
“嫁妆”、银器和茶具，小客厅装饰着三盏灯，一盏比一盏大。卧室没有窗户，光线很暗，里面除了一张大床，还有几只箱子、衣柜，散发出烟叶和波斯洋甘菊的气味。上述这三个房间常常空而不用，老板兄弟则挤在小小的餐厅里，显得很拥挤。喝过早茶之后，八点钟，两老板立即把饭桌摆开，上面摆上白纸，拿出铅笔、墨水瓶等制图用的工具。一个人立在桌子这一头，一个立在另一头，开始干活。桌子摇晃起来。整个餐厅几乎被这张桌子占满了。保姆和女主人从育儿室出来，免不了要撞上桌角。
“你们没事别来这儿瞎逛！”维克多嚷道。
女主人委屈地求丈夫：“瓦夏，告诉他，别对我大喊大叫的！”
“你别摇晃桌子。”老板摆出和事佬的架势，说。
“我有孕在身，这儿多挤……”
“那好，我们就到大厅干活去。”
老板娘气得嚷了起来：“老天爷，哪有在大厅里干活的？”
老太婆马特廖娜·伊凡诺夫娜从厕所的门里探出被厨房炉火烤得红通通的脸，气势汹汹，嚷嚷道：“我说，瓦夏，你听着：你在干活，她倒好，占了四个房间生孩子还嫌地方小，可真是格列边绍克家的贵族小姐。没脑子的货色……”
维克多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老板喊道：“得了！”
可媳妇口不饶人，对婆婆又是一顿恶言恶语，自己则往椅子上一坐，哼哼起来：“我这就走，我不想活了……”
“别影响我干活，你们几个见鬼去吧！”老板气得脸色煞白，嚷嚷道，“这个家成了疯人院了！我累得腰酸背痛的，都为了什么？还不是要养活你们吗，好斗的母鸡？”
开始时他们的争吵把我吓坏了，尤其见了老板娘拿起桌子上的刀子，跑到厕所里，锁上前后门，在里面哭哭闹闹，我吓得不得了。房子里刹那间鸦雀无声，接着老板手撑住厕所的门，弯下身子，冲我喊道：“爬上去，打碎玻璃，挑开门钩！”
我麻利地爬上他的背，把门上的玻璃敲碎，我把身子往里面爬，老板娘拼命用刀柄敲我的脑袋，我还是把门打了开来。老板与老板娘扭打中，把她拖到了餐厅，夺下她手中的刀。我坐在厨房里，手摸着被打破的脑袋，很快就看到，我这份罪算是白受：原来那刀很钝，哪怕用它来切面包也不成，更不用说割人的皮肤了。我就没有必要爬到老板的背上，我可以站在凳子上把玻璃打破。要说门钩，让大人来挑，不是更方便吗？他们的手不是更长吗？经过这件事后，我再也不怕家里的吵闹了。
老板两兄弟参加教堂的合唱队，他俩在干活时哼唱起来，哥哥唱的是男中音：
心爱姑娘的戒指，
被我掉进了大海，
弟弟用男高音接着唱：
连同这枚戒指，
我也毁了此生的幸福。
育儿室里传出老板娘轻声的喊声：“你们疯了？孩子在睡觉……”
要不就是：“你，瓦夏，是有家室的人，不能再唱姑娘什么的，你存的什么心？再说了，夜祷的钟声眼看就要敲响了……”
“那好，我们就唱教堂的歌……”
可老板娘提醒他们：教堂的歌可不是随便哪里都可唱的，尤其是这儿还有……她说着手指了指厕所那扇小门。
“这房子的房间得调整调整，要不被鬼怪知道了就得坏事！”老板说。
他也常常说，桌子得换换了，不过这话他足足说了三年之久了。
听着老板夫妻的对话，总让我联想起鞋铺的事：那里也是这样议论别人的。我清楚知道，老板们总把自己看作是城里最出色的人物，他们对行为准则了如指掌，我不明白的是，他们凭着这些准则，评论起别人来毫不留情，鸡蛋里挑骨头，这惹得我对老板的准则愤恨和痛心，欲反其道而行之，这倒能给我带来不少快意。
我要干的活很多：我要干女仆干的活，每逢星期三要拖厨房的地板，擦洗茶炊、铜餐具，星期六擦洗整个房子的房间和两架楼梯，为炉子劈柴，运柴，洗餐具，洗菜，跟老板娘上集市，拎着她买回来的东西的篮子，跑杂货店，上药房。
我的顶头上司是外婆的妹子。她是个爱唠叨、喜怒无常的老太婆，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就早早起来了。她匆匆梳洗之后，只穿一件衬衣，跪在圣像前，长时间对上帝诉起苦来，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多糟，孩子和媳妇多不孝顺。
“上帝！”她哭哭啼啼，三个手指捏在一起，按在脑门儿上，诉说着，“上帝，我别无他求，毫无需要——只要让我休息片刻，用你的力量让我过上安宁的日子，上帝！”
她的呼号声惊醒了我。我醒过来后，头钻出被子，胆战心惊地听着这热烈的祈祷。朦胧的晨光探进了厨房那被雨水淋得模模糊糊的玻璃窗。地面上，在寒冷的朦胧晨光中，一个灰色的人影在晃动，一只手在不安地挥来挥去。头巾落到了脖子和肩上，露出了稀疏的浅色头发。她的头巾老从头上落下来，老太婆便用左手把它甩上去，嘴里嘟嘟哝哝：“该死的玩意儿！”
她使劲地拍打着脑门儿、肚皮、双肩，嘶哑的声音唠唠叨叨：“上帝，为我狠狠惩罚我的媳妇吧，把我所受的苦难和委屈全记在她的账上！让我的儿子睁眼看清这个女人，让他多关照我的维克多！上帝，请帮帮我的维克多，赐给他你的恩惠……”
她的维克多这时候就睡在厨房的高板**，被母亲的哀告声惊醒了。他瞌睡蒙眬中嚷嚷道：“妈妈，大清早就乱嚷嚷什么？糟糕透了！”
“睡吧，睡你的，”老太婆负疚地说，默默地摇晃身子，过了片刻，她突然恶声恶气地说了起来，“让他们吃枪子儿，死无葬身之地，上帝……”
哪怕是我外公也不会这样诅咒人家。
祈祷完毕，她催我起床。
“起来，睡够了，可不能这样过日子！……把茶炊生上火，拿柴火去——引火柴昨晚没准备好？哼！”
我尽快把事儿干完，别再听到老太婆的唠叨，可要称她的心，万难办到。她在厨房里指指点点，一刻不得闲，像冬天里的暴风雪，又是骂，又是吼：“轻声些，魔鬼！要是吵醒了我的维克多，饶不了你！去铺子跑一趟……”
平日里，喝早茶时，他们让我去买两俄磅的面包，为老板娘花两戈比买半戈比一个的小面包。我买回来后，两个女人就疑疑惑惑地打量一番面包，放在掌心掂量几下，问：“没给什么添头？没有？好吧，把嘴张开来！”说罢得意地嚷嚷起来，“把添头吃了，牙齿缝里还留着面包屑哩！”
……我喜欢干活——喜欢清除房子里的脏东西，喜欢擦地板，擦洗铜餐具、通风口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两个女人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说的话：“人倒是挺勤劳的。”
“挺爱干净。”
“只是爱顶嘴。”
“我说，妈妈，都是哪个教他的！”
于是她俩就教我要尊敬她俩，可我认为她俩脑子不是太正常，我不喜欢，也不愿听她们，跟她们顶牛。年轻的老板娘也许已发现，她们的一些话对我起了反作用，所以越来越频繁对我说：“你得时刻记住，你出生在穷人家！我送过你妈丝绸的斗篷，还缀着玻璃珠子！”
有一次我对她说：“你想要从我身上剥下皮报答你送的丝绸斗篷？”
“老天爷，他这人准会放火杀人的！”老板娘惊惶万状地嚷嚷道。
我觉得挺奇怪：我干吗要杀人放火。
两个女人时不时在老板面前说我的不是，老板便严厉地对我说：“小老弟，你得给我留神哪！”
不过有一天，他心平气和地对母亲和妻子说：“你俩倒不错，居然骑到小孩子家的头上去了。换了别人，早就走人了，要不准被你们累死……”
两个女人听了这话气得哭起了鼻子，他妻子跺起了脚，发了疯似的大呼小叫起来：“当着他的面能说这样的话吗，你这长头发的傻瓜？此后我在他眼里成了什么人了？我可是有孕在身哪！”
他母亲则哭哭啼啼，嚷嚷道：“愿上帝宽恕你，瓦西里，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这是在糟蹋这孩子！”
两个女人气呼呼地走后，老板严厉地说：“小鬼头，瞧见了没有，都是你，闹得家里天翻地覆了！我还是把你送回你外公那里，照旧捡你的破烂吧！”
我受不了这屈辱，对他说：“捡破烂比待在你这里强！说是收下我做学徒，可教了我什么了？整天干着倒脏水的活……”
老板抓住我的头发，抓得不疼，挺小心的，盯着我的眼睛，惊讶地说：“脾气还不小哩！这可不行，小老弟，不管用……”
我以为，人家要撵我走，但过了一天，他拿着一卷厚纸、铅笔、三角板和直尺，来到厨房。
“洗完餐刀，把这个画下来！”
一张纸上画着一座两层楼房子的正面图，房子上有许多窗子和雕塑装饰。
“这是圆规，拿着！把所有的线条量量。然后在线的两端标两个点，用铅笔和尺子将两个点连起来，再用尺子在两个点之间画条直线。先画横的线——这叫水平线，然后竖着画，这叫垂直线。动手吧！”
让我干这么干净的活，开始学手艺，我非常高兴。不过战战兢兢看着这纸和工具，我不知如何下手。
我还是洗干净双手，坐下来学了起来。我在纸上画好了所有的水平线，检查了一遍，觉得挺不错！只是看来多画了三条线！接着画好了所有的垂直线，吃惊地发现，房子的样子被我画得歪歪扭扭难看极了。窗子跑到了墙壁之上，有扇窗还画到了墙壁之外，悬在半空中，待在房子的旁边。房子前面的台阶画高了，跑到二层楼去了。屋檐竟落在屋顶中间，天窗出现在烟囱上。
我几乎含着泪久久痛苦地看着这再也无法改动的丑八怪，想搞明白，怎么会画成这个样子。可说什么也不明白，于是我便凭想象，企图作些纠正：便在房子正面的屋檐和屋顶上添些乌鸦、鸽子和麻雀，窗子前的地面画了几个长着罗圈腿的人，打着伞，但怎么也掩盖不了这些人的丑模样。最后我在整个画面上画上一道道斜线，把东西交给了师傅。
他高高扬起了眉毛，直挠头，板着脸问我：“你倒是画了什么？”
“下着小雨，”我解释说，“雨中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歪歪斜斜的，因为雨总是斜着下来的。鸟儿——这些全是鸟儿——都躲到屋檐上。下雨时都这个样。这些人急急忙忙跑回家，瞧这太太跌倒了，那是个卖柠檬的小贩……”
“感激至极，”老板弯下身，头发扫到了图纸，哈哈笑过之后，大声道，“哎哟哟，看我不把你这只小麻雀撕成碎片！”
老板娘挺着水桶似的大肚子，来了，她看了看我的“大作”，对丈夫说：“你好好揍他一顿！”
但老板心平气和地说：“没什么，当年我刚学的时候并不比他好……”
他用红铅笔把我画坏了的地方标了出来，又给了我几张纸。
“再画一遍！在学会前，就画这个……”
我第二张画得好些了，只有一扇窗画到门前的台阶上去了。但房子里一无所有，我不喜欢，所以我让人住进去：窗前添几个手里拿着扇子的女人，还有陪伴她们的男友，吸着烟，其中有个没抽烟，把自己的长鼻子展示给大家。门前台阶上站着个车夫，躺着条狗。
“你干吗又画蛇添足？”老板生气了，问。
我辩解说，房子没人挺沉闷的，可他骂开了：“全给我见鬼去吧！要是想学，就好好学！你这是瞎闹……”
我终于画出了与原稿相同的房子正面图，老板挺高兴。
“瞧见没有，他能！这么一来，你很快就学到家了……”
于是他交给了我一项任务。
“画张房子的平面图。注意如何设计房间，哪里是窗，哪里安门，等等。我什么也不说，你自己琢磨吧！”
我到了厨房，琢磨起来该从何着手。
但是我的学艺生涯就此止步了。
老太婆走了过来，恶狠狠地问：“你还想学绘图？”
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往桌子上撞，磕破了我的鼻子和嘴唇，她跳将起来，撕碎了图纸，把桌上的制图工具摔到了地下，双手叉腰，盛气凌人地嚷道：“看你画的！不行，万万不行！让外人来干，倒把自己的亲兄弟晾在一边？”
老板跑来了，他妻子也颠颠地来了，一场混战开始了：三个人推推搡搡，口水横飞，大呼小叫，闹到最后，两个女人各自哭哭啼啼回去，老板对我说：“你暂且不学了吧——你也看到，都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挺同情他——他居然是这么一个没主心骨、软弱可欺的人，两个女人吵吵闹闹就把他制服了。
我早就知道，那老太婆不愿让我学艺，有意处处给我设下障碍。每次我坐下来画画，都会问她：“没别的事了吧？”
她沉着脸说：“有事我会说的，你就待在这儿胡闹吧……”
过了会儿她就打发我去什么地方，或者说：“前厅的楼梯你是怎么擦的？角落里净是垃圾、灰尘！去打扫打扫……”
我过去一看，什么灰尘也没有。“你敢跟我顶嘴？”她嚷道。
她把克瓦斯洒在了我所有的图纸上，还有一次把圣像前长明灯里的油倒翻在图纸上——她就像个小姑娘，爱恶作剧，爱耍小聪明。可她又像小孩，不会掩饰自己这套阴招儿。无论是过去，还是此后，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人，这么容易动怒，这么喜欢对人人事事牢骚满腹。一般的人都不愿随便发牢骚诉苦，可她就像唱歌那样，张口就来，对她来说不啻是种特殊的享受。
她对儿子的爱达到了非理智的地步，极其可笑，极其可怕，我只能称它是种疯狂的力量。常常是，晨祷之后，她就站到炉前的小台阶上，胳膊肘撑在床头的木板上，热切地嘟嘟哝哝着：“愿上帝赐福我的宠儿，我的心肝宝贝，他是那么纯洁，轻盈如天使的羽毛！他还在睡哩——睡吧，孩子，愿你做个好梦，梦见自己的心上人，天下第一的美人儿，公主、富家女、商人的千金！你的敌人生下就夭折了，你的朋友长命百岁。追你的姑娘成群结队，像母鸭跟着公鸭！”
我不由得感到非常好笑：这个维克多又懒又粗鲁，活像只啄木鸟，穿得花里胡哨，大鼻子，牛脾气，榆木脑袋。
母亲的一番噜苏有时会吵醒儿子，他便瞌睡蒙眬嘟哝起来：“您给我见鬼去吧，妈妈！您干吗冲着我的脸喷唾沫星子？……叫人没法活了！”
有时她顺从地爬下台阶，笑着说：“得了，睡吧，睡吧……你这粗鲁的东西！”
但经常是：她两腿发颤，扑通一声跪倒在炉前，张开嘴，呼哧呼哧喘粗气，像是把舌头烫了，吐出了恶言秽语：“是吗？你这狗崽子，要你娘见鬼去！你是我的孽种，是我身上该死的一根刺，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心中，生下你前就死了拉倒！”
她说的就是这种醉汉骂街的脏话，听得人作呕。
她睡得很少，睡得也不踏实，往往一夜要起来好几次，躺在我身旁的沙发上，把我叫醒。
“怎么啦？”
“别作声，”她画着十字，黑暗中眼望着什么东西，悄声说，“上帝……先知伊利亚……受苦受难的圣徒瓦尔瓦拉……保佑我别不幸死去……”
她手哆哆嗦嗦，点上蜡烛，她那长着大鼻子的圆脸鼓了起来，一双灰眼睛不安地眨巴着，看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很大，但被橱橱柜柜塞得满满的，夜里显得很狭小。月色悄悄地洒进来，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火焰闪闪烁烁，墙上挂着的刀叉泛着光芒，像一根根冰柱，架子上的黑乎乎的煎锅像是谁那不长眼睛的脸盘。
老太婆从炉炕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就像从岸上下到水里。拖着一双光脚，到了角落。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水桶上面挂着一个带双耳的洗手器，像只被砍下来的头颅，那里还有只盛了水的水桶。
她呼哧呼哧喝完水，朝窗口打量了一眼，窗玻璃上还结着淡蓝色的冰花。
“上帝，饶恕我吧，饶恕我吧。”她低声求告起来。
有时她熄了蜡烛，跪了下去，遭冤受屈地嘟哝道：“上帝，谁爱我，谁需要我？”
她爬上炉炕时，对着烟囱门画了画十字，然后摸了摸，看那小门关紧了没有。结果双手沾上了煤烟，便痛骂了一顿，像是有股隐形的力把她击倒，倒头就睡着了。我一见这情景非常生气，心想：可惜外公没娶她，要不准有外公好受的了！她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的。她常让我受气，但有时候，她那脸肿得像团棉花，神色忧郁，眼眶里满含泪水，极诚恳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日子轻松吗？生了两个孩子，把他们养大成人——图的是什么？我成了他们的老妈子，你说，这日子甜蜜吗？大儿子领来了人家的女人，一心都扑在她身上了——你说这日子舒坦吗？”
“是不舒坦。”我掏心窝子说。
“是不是？就是这样……”
于是她就毫无顾忌地说起了自己的媳妇来：“我常与她一起在浴室里洗澡，见过她那身子！她那一身肉有什么让他迷恋的？这种女人还称得上是美人儿？……”
她说起男女关系来总是那么露骨，脏得不堪入耳。开始时我听得非常恶心，慢慢地我也习惯了，兴致勃勃地听起来，觉得她的话颇有几分苦涩的真理。
“女人——是股力量，她连上帝也要欺骗。就是这么回事！”她边用手敲着桌面，边絮絮叨叨着，“就因为有了夏娃，大家都往地狱奔，就是这么回事！”
她说起女人的威力来没完没了，我始终觉得，她想用这些话来吓唬某人。我特别记得她说的：“夏娃——连上帝也受了她的骗！”
我们的院子有一栋厢房，规模与正房不相上下。厢房由两幢房子构成，共有八套住房。其中四套住着几个军官。第五套里住的是一位驻团的神甫。满院子来来往往尽是勤务兵和传令兵。此外便是女洗衣工、女佣和厨娘。各厨房里风流艳事层出不穷，丑闻悲情、闹架打骂是家常便饭，哭声、骂声不绝于耳。士兵间你争我斗，这还不算，他们还跟东家叫来的掘土工和工人斗殴。他们还揍女人。院子里还经常发生所谓的伤风败俗、下流龌龊的丑事——都是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压抑不了兽性的发泄引起的。这种生活充斥着残酷而肮脏的肉欲，毫无意义的摧残和强者丑恶的炫耀。凡此种种成了老板一家人吃饭喝茶时津津乐道的话题。老太婆对院子里的事了如指掌，说起来兴致勃勃，幸灾乐祸。
年轻的媳妇听起来满脸堆笑，噘起浮肿的嘴唇，一声不吭。维克多捧腹大笑，而老板则皱眉蹙眼，说：“别说了，妈妈……”
“老天哪，居然不让我说话了！”老太婆故事讲得正起劲，说。
维克多给她鼓劲：“说下去，妈妈，有什么害羞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妈妈既表厌恶，又表同情。他总是设法避免与她单独相处。要是免不了，母亲便在儿子面前派媳妇的不是，必然向他要钱。他便急急忙忙塞给她一两个、两三个卢布，有时是几枚银币。
“你拿了也没用处，妈妈，不是我心疼钱，实在是你白拿了。”
“我拿去好施舍要饭的，买蜡烛，上教堂奉献……”
“哪有什么要饭的！到头来你还不是白花在维克多身上？”
“你不爱自己的兄弟，罪过呀，天大的罪过！”
他便挥挥手，离开了。
维克多对妈妈的态度粗暴，且冷嘲热讽。他的胃口很不错，吃了还说饿。星期天，母亲要摊煎饼，总要给他留几张，藏在一个罐子里，摆到我睡觉的那张沙发下。维克多做完弥撒，便拿过罐子，嚷嚷道：“就不能多留点吗，老家伙！”
“你快点吃，免得被他们看到……”
“我偏要去说你偷了煎饼，好个小偷儿！ ”
有一次我拿过罐子，吃了两张煎饼。维克多为此痛打了我。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他恨得我要死，每天要我为他擦三次鞋。睡觉的时候，他挪开床板，往板缝里向我吐痰，尽往我脑袋上吐。
维克多的哥哥有句口头禅“好斗的母鸡”，他大概也要学哥哥的样，说起话来用些顺口溜什么的，可往往乱用一气，听来牛头不对马嘴。
“妈妈，向后往右转 ——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用些愚不可及的问题纠缠我：“阿廖沙，回答我：为什么写下来是‘淡蓝的’，说出来就变成了‘蛋拿的’，为什么写的是‘大钟’，说的是‘打中’，为什么写的是‘树边’，说的是‘书变’？”
我听惯了外婆、外公说话动听，讨厌他们说的话。开始时听了他们说话乱七八糟拼凑字句，觉得莫名其妙，说什么“吓人的可笑”“想吃到死”“可怕的快活”。我觉得，可笑怎么会吓人呢？快活会可怕？所有的人不是一直要吃到死才不吃吗？
我问他们：“能这样说话吗？”
他们便骂我：“说，你倒是哪门子老师？瞧我不‘摘’你的耳朵……”
我认为耳朵怎么可以“摘”呢？不合理。草哇，花呀，榛子呀倒是可以采摘的。他们变着法子给我证明耳朵是可以“摘”的，可就是说服不了我。我便得意地说：“反正不能说把耳朵‘摘’下来！”
我的周围有太多残忍的恶行，龌龊的丑事——比我原先待的库纳维诺大街不知要多多少，虽然那里也有妓院和站街女。在库纳维诺有丑行、恶行，但能找到这些不可避免的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那就是那里生活的艰难，人们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劳动强度的过大。而住在这里的人家生活轻松，吃饱穿暖，却在瞎忙乎，毫无意义。人人都生活在腐蚀心灵、怨恨横生的氛围之中。
我的日子过得很不称心，尤其是外婆来看我时，我的心情更糟。外婆是从偏门进来的。她进了厨房，对圣像画过十字之后，对自己的妹妹深深鞠了一躬。她这一鞠躬如千斤重担，压得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
“你来了，阿库林娜。”我的女东家不以为意地冷冷地迎接外婆。
我都认不出外婆了，你看她谦卑地咬着嘴唇，整个脸都变了形。她悄悄地在门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旁边就是污水桶，默默无语，对妹妹的问话，像个罪人，轻轻地、毕恭毕敬地回答。
我见了很难过，便气呼呼地说：“你怎么可以坐在那里呢？”
外婆亲切地对我眨了眨眼睛，动情地回答说：“你别说话，你不是这儿的主人！”
“他就爱多管闲事。为这事没少打，没少骂。”女东家诉起苦来。
她多次不怀好意地问姐姐：“怎么了，阿库林娜，居然过着要饭的日子？”
“难哪……”
“没什么，脸也不要了，就没有难的。”
“都说耶稣基督也要过饭……”
“那都是一帮蠢货，要不就是异教徒乱说一气。你这个老傻瓜，还信了？耶稣基督没要过饭，他可是圣子，来到人间，据说是来审判生者和死者的——听好了，还有死者！老人家，哪怕烧成灰，也逃不过他的慧眼……想当年你们有钱时，我求助过你们，可你们那瞧不起人的劲儿，因此上帝才惩罚了你和瓦西里。”
“我可是尽心尽力帮助过你的。”外婆不动声色地说，“上帝惩罚我们，你是知道的，那是因为……”
“得了！得了……”
做妹妹的噼里啪啦嘴不停地把外婆数落了一顿，我听了她那些尖声怪叫恶毒言语，伤心地暗想：外婆怎么还能忍气吞声？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喜欢她的表现。
年轻的媳妇从房间里走出来，客气地朝外婆点点头。
“到餐厅去，没什么，去吧！”
做妹妹的在外婆身后大声说：“把脚擦擦，乡下来的，住的、用的都是跟木头泥巴打交道！”
老板高高兴兴招待外婆。
“绝顶聪明的阿库林娜，你好吗？卡希林那老头子还活着？”
外婆冲他真心实意地笑了笑。
“还在硬撑着干活？ ”
“还在干着！像个囚犯。 ”
外婆跟他一起心情放松，愉快，但像个长者。他常提起我妈。
“是呀，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棒的一个女人 ——像个大力士，你说是不是？”
他妻子转身对外婆，时不时插嘴说：“您还记得吧，我送过她一件斗篷，黑色的，丝绸的，还缀着珠子……”
“能不记得吗……”
“挺不错的一件斗篷……”
“是呀，”老板嘟哝道，“斗篷，斗篷，可生活就是顶骗人的帐篷！”
“你倒是说什么啦？”妻子不解地问。
“我？我这是随便……快乐的日子去了又来，好人来了又去……”
“我不明白，你这是说了啥？”老板娘不安地说。
接着他们领外婆去看望新生儿，我收拾餐桌上的脏餐具。老板低声而沉思地对我说：“你外婆可是个挺好的女人……”
我为此而深深感谢他。与外婆单独相处时，我心里很不好受，问她：“你干吗到这儿来？干吗？你都看见了，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唉，阿廖沙，我全看见了。”她那美好的脸上现出了善良的笑容，她看着我说。我顿时觉得心里有愧。不是吗，她自然全都看见了，全都知道，心里明白我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有没有人来，拥抱了我，若有所思地说：“要不是你在这儿，我是不会来的。我干吗要来看他们呢？你外公病了，我得照看他，我干不成活，也就缺钱了。米哈伊尔把自己的儿子萨沙赶出了家门，我也得管他吃住。他们答应过，一年给六卢布，所以我想来问问他们能不能付这笔钱，哪怕是给一卢布也是好的。你在这儿已待了半年了……”她凑着我的耳朵说：“他们要我好好说说你，把你骂一顿，说你谁的话也不听。你呀，心肝宝贝，再忍忍，忍它两年，翅膀硬了就好了！忍着点，好吗？”
我答应她会坚持下去的。这很难。这种要饭似的、枯燥乏味的生活，忙忙碌碌只是混口饭吃，压抑得我好苦，我就像生活在噩梦之中。
有时候我不由得想道：这就逃走。但正值严酷的冬天，夜晚暴风雪肆虐，阁楼里寒风呼啸。房梁被冻得吱嘎作响——这种时候能逃到哪里去？
他们不会放我出去玩，而且我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玩。冬天的白天短，家务又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就不知不觉匆匆过去了。
但我必须上教堂。每逢星期六，我都要去做通宵的夜祷，到了节假日还得参加晚祷。
我喜欢待在教堂里，我总是站在空旷而昏暗的角落里，我喜欢远远地看着圣像壁，烛光中的圣像壁似在熔化，成了一条条金灿灿的溪流，流到了读经台石板地上。昏暗的圣像跟着悄悄地在晃动。祭坛正门的金色花边欢快地飘飘扬扬，摇曳的烛光像一只只金色的蜜蜂，而妇女和姑娘的脑袋就像是朵朵鲜花。
周围的一切与唱诗班的歌声和谐地融在一起，就像是置身于奇妙的童话世界，整个教堂如摇篮在慢慢地摇动，在树脂般浓重的幽暗空气中摇动。
有时我觉得，教堂已深深沉入湖水之中，远离地面，生活在一种独特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中。也许，我的这种感觉是受外婆讲的有关基捷日城的故事影响引起的。因而我常常与周围环境一起恍恍惚惚地摇晃起来，在唱诗班的歌声、嗡嗡的祈祷声和人们的叹息声中，昏昏欲睡，于是背诵起优美而伤感的故事：
在复活节早祷时分
一群天杀的鞑靼人，
带着万恶的兵马，
围攻美丽的基捷日城……
啊，主哇，我们的上帝，
至圣的圣母娘娘，
救救你自己的奴仆，
让他们做完晨祷，
让他们听毕《圣经》的教导！
啊，别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教堂，
祸害我们的妻子和姑娘，
戏弄我们的小孩，
屠杀我们的老人。
上帝耶和华他听见了，
圣母娘娘也听见了，
人们的叹息呼号，
听见了基督徒的悲鸣。
耶和华下了命令，
要光明天使米哈伊拉：
“听着，米哈伊拉，
给基捷日城来个地震，
把这个城市淹入湖中，
让市民不停地祈祷，
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通宵达旦，不眠不休，
教堂的所有圣事，
代代相传，万古不变。”
那些年，我记得许多外婆的童话诗，如蜂房里的蜂蜜，不知其数，对人对事往往以她讲的诗歌的方式来思考。
我在教堂里并没有祈祷，在外婆的上帝面前我不好意思重复外公那些火气十足的祷词和如泣如诉的赞美诗。我相信，外婆的上帝 和我一样，未必喜欢这样的祷词和赞美诗。况且它们都是书上印的，就是说，上帝和识字的人一样，早已牢记在心了。
所以在教堂里，每当我的心灵被某种甜蜜的忧伤所触动，或往日的小小屈辱所刺痛时，我就编造自己的祷词。只要我想到自己不幸的命运，道怨诉苦的词句便自动源源不断而来，形成了诗句：
上帝呀，上帝，我多孤寂！
让我快快长大成人！
这种日子叫我如何再受煎熬，
哪怕让我窒息而亡！
学徒的生活没有出路，
马特廖娜这个老妖婆，
对我整天鬼哭狼嚎，
这样的日子如冰冻火烤！
至今我还记得许多诸如此类的“祷词”——童年时的记忆如道道深深的伤疤刻在我的脑中，永记不忘。
我待在教堂里，如置身田野森林，感觉良好。我这小小的心灵已饱受许多屈辱、凶暴粗野的生活之苦，习以为常了，而在朦胧而炽热的梦幻中得以净化。
但是我只有在暴寒的天气或城里暴风雪肆虐的时候才去教堂，那时，天地像是都冰冻了，暴风把天空撕成了一块块雪云，雪堆下的大地也是冰封雪盖，再也不能苏醒，不会再生了。
我最喜欢静夜里在城里的街道上徘徊，穿街走巷，直抵最偏僻的角落。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间像是身长翅膀，脚底生风，飞奔起来。像天上的明月，孤身一人，形只影单，面前黑影幢幢，遮没了雪上的光亮，常常撞上防护栏和篱笆。巡夜人手握木梆子，身穿厚重的皮袄，出没在街道中央，身旁还跟着一条狗，瑟瑟发抖。
这个笨拙的巡夜人就像一个狗窝，从院子出来，在街道上行走，漫无目标地走着，走着，而遭殃的狗则步步跟着他。
有时也遇见一些兴高采烈的女人和不离她们左右的男人，我想，他们也是做夜祷时溜出来的吧。
有时透过灯火通明的气窗，一股股特殊气味的气息飘进清新的空气——一种淡淡而陌生的气息显示出另一种我所不熟习的生活，只需在窗下一站，闻一闻，听一听，就猜到：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房子里住着什么样的人。正是夜祷期间，他们喧闹作乐，纵情欢笑，弹起某种奇异的吉他曲，铜质的琴弦声声声从气窗源源不断流了出来。
在人烟稀少的吉洪诺夫和马尔丁诺夫两街相交的拐角，有座低矮的平房引起我特别的兴趣。在一个冰雪开始解冻的月夜里，谢肉节前一个月我邂逅了它。气窗里随着一股暖气，飘来一阵不寻常的声音，像是一名身强力壮、善良的人闭着嘴哼唱出来的歌声。听不清歌词，但那旋律我听来异常的熟悉，心领神会，但有个弦乐声时不时插进来，打断歌声，令人生厌。我在防护栏上坐下来，心想，这讨厌的声音一定是某种音量特别大而刺耳的提琴发出来的，因为听起来耳朵都生疼。有时候提琴声震屋宇，窗上的玻璃都哗哗作响，屋顶上滴滴答答落下雪水，我的眼泪也哗哗流出眼眶。
那巡夜人悄悄来到我跟前，把我从防护栏上推下来，问：“你在这儿干吗？”
“听音乐。”我解释道。
“这有什么好听的？走吧……”
我迅速地绕那房子跑了一圈，又回到那窗下，但房子里人家已不弹奏了，气窗里传出的是欢声笑语，与那种忧伤的音乐格格不入，我恍如梦中。
几乎每个星期六我都要跑到这所房子跟前来，但只有一次，是在春天，我又在那里听到提琴声——不停地奏到了深夜。我回到家里，被揍了一顿。
冬夜里在星光下，在城市的这些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徘徊，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我有意选择那些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漫游。市中心有明亮的路灯，容易被老板家的熟人撞见，老板家的人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夜祷，而在街上闲**。醉汉、警察和站街女也会给我造成麻烦。在偏远的街上只要窗子没有结冰，里面没有挂上窗帘，就可以往底层的窗子里窥视了。
这些窗子为我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景致：我见到有人在祈祷，在接吻，在打架，在玩牌，在忧心忡忡地无声交谈——我面前，就像在廉价的西洋镜中看到的那样，展现出鱼一样无声的生活画面。
我看见一个地下室里，餐桌后坐着两个女子——一个年轻，另一个较年长。她俩的对面有个长头发的中学生。中学生挥着手，在读一本书。那年轻的女子眉毛紧锁，身子靠在椅背上，仔细听着；年长者细挑身材，头发浓密蓬松，突然手掩着脸，双肩哆嗦起来。那中学生扔下了书，年轻的女子顿时站起来，跑了出去，中学生跪到那头发浓密蓬松的女子面前，吻起了她的双手。
在另一扇窗子里我偷看到一个大胡子、大块头的男人，让一个身穿红上衣的女人坐在他的膝盖上，摇晃着她，像是在摇婴儿一般。显然，他嘴巴张得大大的，瞪着眼睛，在唱什么歌。那女的笑得前仰后合，不停地晃动两腿，背往他身上靠。他把她扶直，又唱了起来，她又捧腹大笑。我看了很久，后来意识到，他俩准打算要玩个通宵，我便走了。
许多这样的画面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我因为看得入迷很迟才回家，引起了老板一家的怀疑，审问起我来了：“你这是上哪个教堂？是哪个神甫主持今天的祈祷？”
他们认识城里的所有神甫，知道什么时候宣读《圣经》中的哪一部分经文。什么都知道——他们能轻而易举揭穿我的谎言。
婆媳俩都信奉我外公那个气汹汹的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人人面对他时都要心怀恐惧，他的名字常挂在这两个女人的嘴边。她俩甚至在对骂时，也会用这样的话来吓唬对方：“等着瞧吧！上帝会惩罚你的，会让你弯腰驼背的，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大斋节的第一周的礼拜天，老太婆摊煎饼，把饼全摊坏了。她脸孔被火烤得通红，怒气冲冲地嚷嚷起来：“你们全见鬼去吧……”
她猛地闻了闻煎锅，脸色大变，把煎锅扔到了地上，号叫起来：“老天爷，煎锅上怎么会有荤腥味？该死，准是星期一我没把锅子洗干净，上帝！”
她跪了下去，泪汪汪地求了起来：“上帝！求你宽恕我，这该死的，全怪我们嘴馋！别惩罚我这老傻瓜吧……”
煎坏了的饼全给了狗吃，煎锅再收拾了一番，媳妇知道了嘴不饶人，责备起了婆婆：“您居然在大斋节用荤油来摊煎饼……”
家里的事，自己的小小私事，方方面面她俩无不各搬出自己的上帝来护驾，因此表面上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具有了重大意义，它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效劳。这种在小事上也把上帝牵扯进来的做法令我感到难以忍受，身不由己地往角角落落察看，只觉得自己时刻都在一个无形的人的监视下。到了夜里，我便胆战心惊，只觉得厨房的角落里，发黑的圣像前，点着盏长明灯，恐惧就是从那里来的。
碗架旁边有一扇大窗，中间有根柱子把窗子一分为二。窗外所见到的是深不见底的蓝色空间，于是房子、厨房和我自己看起来都像是悬挂在这空间的边缘。只要动作一猛，就会立即跌入这蓝色寒冷的空洞之中，与星星擦肩而过，跌进死寂的无底洞中，无声无息，活像石沉大海，渺无踪迹。我久久躺着，一动不动，不敢翻身，等着可怕的死期降临。
不过我很快就治好了自己的恐惧症，只是记不得是如何治好的。不待言，外婆的那个上帝帮了我不少的忙。我认为，当时我已悟出了一些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我还从未做过什么坏事，有过什么罪孽，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合法。别人的罪孽不该由我承担。
午祷时间，我也外出游**，特别是春天。春天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坚定地拉着我，不让我上教堂。如果他们给了我两戈比用来奉献，那就彻底害了我：我会拿这几个钱去买羊拐子，玩它整个午祷的时间，势必迟迟才回家。有一次我居然把给我买追荐亡魂名录和圣饼的十戈比全输掉了。被迫无奈，拿了别人的圣饼，那可是教堂执事从祭坛上撤下来放在盘子里的。
我非常贪玩，简直玩疯了。当时我手脚灵巧，身强力壮，很快在邻近几条街上小有名气，赢得了玩羊拐子、球类和击木好手的名声。
大斋节期间我也只好斋戒，于是我便到住在附近的多里梅东特·波克洛夫斯基神甫处忏悔。我还以为他很严厉，我个人多次冒犯过他：用石子砸过他花园的亭子，专跟他家的几个孩子作对。一句话，他可以指出我种种他不喜欢的不端行为。这叫我非常尴尬。所以当我站在那寒酸的教堂里，我的心跳得很凶。
但多里梅东特神甫热诚地接待了我，说话的语气很随和，他见了我惊叫起来：“啊，是邻居……跪下吧！有什么忏悔的？”
他用一块沉甸甸的丝绒布盖在我的头上，蜡烛和神香熏得我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我也不想说。
“你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你要说 ——我有罪。”
突然我竟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我偷过圣饼。 ”
“怎么回事？在哪里偷的？”神甫沉吟片刻，不急不忙地问。
“在三圣教堂、圣母节教堂和尼古拉教堂……”
“是呀！偷遍了各教堂！这可不好，小兄弟，罪过，懂吗？”
“懂。”
“你得说——我有罪。怎么就不记住呢？是偷来自己吃的？”
“有时候吃的，要不就是玩羊拐子时输了钱。可我得拿圣饼回家，这才偷……”
多里梅东特神甫叽里咕噜说了起来，说得懒洋洋的，我听不明白，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冷不防，他严厉地问我：“你读过地下出版的书吗？”
我当然不明白他问的，便反问：“什么？”
“读过禁书吗？ ”
“没有，丝毫没读过。 ”
“你的罪行被饶恕了……起来吧。 ”
我觉得挺稀奇，便盯着他的脸 ——那脸看起来一副沉思的模样，人显得很善良。我顿时觉得很不自在，非常惭愧。不是吗，老板家里的人打发我来忏悔时，说了不少骇人听闻的话，说得我相信，不把所犯过的罪孽全说出来就过不了这一关。
“我用石子砸过你花园里的亭子。”我承认。
神甫抬起头，说：“这也不好！你走吧……”
“也砸过狗……”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甫看也不看我一眼，招呼起别的人来了。
我走了，只感到自己受骗上当，被愚弄了。原以为忏悔是件挺恐怖的事，害得我很紧张，结果既不可怕，也没意思！要说有意思，那就是问我有没有看过禁书，可我对禁书一无所知。这下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在地下室给两个女人读书的事来，也想起了“好极了”——他也有许多黑色封面的书，很厚很厚，里面满是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他们给了我五戈比银币，打发我去领圣餐。今年的复活节来得晚，积雪早已融化，街上很干燥，但尘土飞扬。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教堂围墙旁一群工匠兴致勃勃地在玩羊拐子。我断定时间来得及，过会儿再去领圣餐不迟，便对那些玩羊拐子游戏的人说：“我能玩吗？”
“想玩先得交一戈比。”一个麻脸、红头发的人傲慢地说。
可我答得也同样的傲慢：“左手第二对，押三戈比！”
“你把钱放上！”
赌局开始！
我换开了银币，在一长排下赌注的地方，把三戈比押在一对羊拐子下。谁击中这对羊拐子，就可以把钱拿走，要是击不中，三戈比算是输了。我挺走运，有两人先后击打我的赌注，都没有击中，我从这两个大人手里赢来了六戈比，我的士气大增……
但是有个玩羊拐子的人说：“把这小家伙看紧点，伙计们，别让他赢了钱就跑掉……”
我来了气，便气冲冲地说：“左面边上的那一对羊拐子下，押九戈比！”
不料我这话没有引起玩的人重视，只有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小孩嚷了一声，提醒他们：“听好了，他手气特别好。他是兹韦兹金大街的绘图员，我认识他！”
一个瘦削的工匠——凭他身上的气味我断定他是皮匠——用挖苦的口吻说：“小鬼头？好哇……”
他瞧准我的赌注，用灌了铅的羊拐子掷了过来，正击中我的赌注，他弯下身，问我：“要哭鼻子了吧？”
我说：“右边靠边的那对，三戈比！”
“照样赢了你。”皮匠夸口说，结果他输了。
不能连续三次做庄家，我便去击别人的，结果我也赢了四戈比和一大堆羊拐子，但是又轮到我做庄家，连输了三次，把钱全输光了。巧的是这时午祷刚结束，钟声响起，人们纷纷从教堂出来。
“你娶媳妇了吗？”皮匠抓住我的头发，问，我挣扎了出来，跑了。我赶上了一位穿着节日装束的小伙子，挺有礼貌地问他：“您领了圣餐吗？”
“领了，怎么样？”他望着我，一脸的疑惑。
我请他给我说说圣餐是怎么领的，神甫都说了些什么，我该做什么。
小伙子皱起眉头，用吓人的口吻说：“领圣餐时你玩儿去了，异教徒？听好了，我可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好让你爹剥了你一层皮！”
我跑回了家，满以为他们要盘问我，知道我没去领圣餐。
不料老太婆祝过节日好后，只问我一件事：“你付给教堂执事多少钱？”
“五戈比。”我不假思索说。
“三戈比就够了，还有两戈比原可以留给自己的，傻瓜蛋！”
……春天。每天都有新气象，春光日新月异，新草吐出醉人的芬芳，白桦冒出翠绿的嫩芽，田野的百灵鸟啼啭，引得人迫不及待前去仰天躺在温暖的地上，侧耳聆听。我在洗刷冬衣，洗好晒好后帮着入箱。我还要撕碎烟叶，清除家具上的灰尘，一天到晚忙着一些令人不快、与我无关的事。
空闲的时间我无所事事。我住的这条街空****的，了无生趣，远些的地方他们不允许我去，院子里住的都是些没好脸色、萎靡不振的掘土工，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的厨娘和洗衣女工。每天晚上这班狗男女干着风流事，令人恶心，让人生气，恨不得自己瞎了眼的好。
我拿来剪刀和彩色纸，上阁楼去，剪下各种图案，贴到房梁上，装饰房间。这多少给我解解闷儿。我恨不得到个地方去，在那里人们不是整天在昏昏欲睡，不是你争我吵，不是喋喋不休向上帝抱怨叫屈，不是老在欺人骂人。
……复活节时的一个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被送到市内。圣像要供奉到六月中旬，要对教区内的家家户户做巡访。
在一个寻常的早晨，我正在厨房里擦拭铜餐具，圣像巡访到了老板家，年轻的媳妇见了从房间里叫了起来：“快打开大门！奥兰斯基的圣像来了！”
我浑身脏兮兮的，跑下了楼，手里满是油污和砖的粉末。我打开了门——一位年轻的修士一手掌灯，另一只手提着香炉，高声说：“还在睡懒觉？快来搭把手……”
两个居民沿着狭窄的楼梯，抬进来沉重的神龛，我一双脏手外加肩膀扶着神龛，后面跟着几个肥胖的修士，迈着沉重的步子，闷闷不乐地唱道：“至圣的圣母，为我们祈祷……”
我难过地想：“圣母肯定会怪罪我用这么一双脏手抬她，我的手准会烂掉……”
圣像被摆放在一个角落的两条凳上，上面盖了条干净的床单，圣像的两侧各站着一个修士，年轻英俊，像两名天使——明亮的眼睛，浓密的头发，显得喜气洋洋。
开始了祈祷。
“啊，万民称颂的圣母！”一位肥胖的神甫高声唱道，同时伸出一根红通通的手指头，摸摸被浓密的头发掩盖着的胖耳朵。
“至圣的圣母，请多保佑我们……”修士们无精打采地唱着。
我喜欢圣母，据外婆讲的故事，是她为了安慰穷人，在大地撒上鲜花，带来快乐——带来一切美好的事物。该是去吻圣母手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大人是怎么做的，径自战战兢兢吻起了圣母的脸和嘴唇来了。
有人用力一把把我推到了门边的角落里。我已记不得修士是怎么抬着圣母离开的，我只记得，我坐在地板上，老板一家人围住我，胆战心惊，忧心忡忡地议论起来——该如何处置我。
“该问问更有学问的神甫。”老板说，还骂了我，但骂得不凶。
“太不懂事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圣母的嘴唇是不能吻的？还在……学校里念过书哩……”
此后的几天，我就等着挨骂遭打了——还能怎么样呢？肮脏的双手抬圣母像，还越轨地吻了……这罪是逃脱不了的，非遭罚不可！
但是，显然圣母宽恕了我这出自真诚的爱而无意的罪。也许已惩罚过我，只是我常受好心人的惩罚，已习以为常，这点小惩罚没有被我注意到，感觉不出来而已。
有时为了气气老太婆，我把嗓门儿提得很高，对她说：“看来圣母忘了惩罚我了……”
“等着瞧吧，”老太婆恶狠狠地说，“有你的苦吃……”
……阁楼的房梁经我用粉红色的茶叶包装纸、锡箔纸、树叶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剪成的图案装饰得焕然一新。我又用教堂唱诗班的腔调把随时想到的事儿唱了出来，活像卡尔梅克人在旅途中边走边唱：
我坐在阁楼中，
手拿剪刀一把，
剪哪，剪着纸，
我这不懂事的，
心里好闷得慌！
我要是一条狗，
随意到处奔跑，
如今人人朝我吼：
要想不受皮肉苦，
乖乖坐着别吱声！
老太婆见了我的作品，摇晃着脑袋，哈哈一笑。
“你倒是把厨房装饰一番就好了……”
有一天，老板到阁楼里来，看了我的手工，叹了口气：“你真叫淘气，彼什科夫，见鬼了……你要当魔术师吗？真叫人摸不透……”
他给了我一枚很大的、尼古拉一世时的五戈比硬币。
我用细铁丝把这枚硬币缠了起来，挂在显眼的墙上，挂在了我众多的花花绿绿的作品中间，活像挂了枚奖章。
但是只过了一天，钱币和铁丝不翼而飞了 ——我相信是那老太婆偷了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