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在20年前撰写这本书，那么一定会很容易。因为那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宽容”几乎是和“宗教不宽容”的意思完全相同，而当历史学家在写“某人是为宽容而奋斗的战士”时，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一生都在与教会的弊端和职业教士的残暴做斗争。可是后来爆发了战争，世界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得到的不再是一种不宽容制度，而是十几种，而对同伴的残忍也不再是一种形式，而是100种。于是，社会刚开始摆脱对宗教偏执的恐惧，又必须要忍受更加令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和很多不值一提的不宽容，而在10年前，人们就根本没想过它们会出现。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对愉快的幻想中，他们把发展当作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地表示一个赞许，就可以不再上发条。而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可怕了。在这种想法无法实现时，他们就会难过地说：“虚荣，一切都是虚荣。”对于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厌烦的固执，他们也开始抱怨，虽然人类一代代地遭受挫折，却总是不会吸取教训。直到最终完全绝望了，他们才成为那些迅速增加的精神失败主义者中的一员，依赖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把自己的包袱转嫁到别人身上），然后用最令人感到悲伤的语气宣布自己失败了，还表示以后不再参加任何一个社会事务。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他们不仅是懦夫，还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想知道，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出于对自己的诚实，我们只能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最起码在现在的世界上是没有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是要求立即生效，希望通过数学或医药公式，或者是国会的一个法案，可以快速而又舒适地把地球上所有的困难都解决掉。可我们习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知道文明是不会随着20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消亡的，所以对于解决方案还是有些希望的。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那些悲伤绝望的言论，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言论主要有人类一向如此、人类将永远这样、世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情况和4000年前是完全一样的。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因为进步的道路时常会间断。但如果我们撇去感情上的偏见，冷静地去评价20000年来的历史（针对这段历史来说，我们还是掌握着一点具体的材料的），我们就会发现，发展虽然很缓慢，但它确实是存在的，事情也总是从那些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野蛮状态，慢慢地走向比较高尚和完善的状态。甚至于，就算是世界大战这个巨大的错误也不能动摇这种观点。因为人类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比神学的寿命还要长，终有一天，它的寿命会超越工业主义。而在它经历了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信仰者法规后，它将学会如何去克服那些扰乱这代人的精神罪恶。而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秘密，给我们上了一堂伟大的课程，即有些东西，人类可以制造它，也可以毁灭它。这首先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就是教育的问题。
死神的仆从
不宽容的制度与残忍的对待从未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反而愈加泛滥，它们就潜伏在人们的身边，任凭时光之河冲淡，甚至被人们遗忘。直到人们为地位、名利、财富彼此争逐时，无聊、失落、抱怨、无法开解的心理让人变得自暴自弃、残忍狠毒，不惜成为人类宽容的背叛者、死神的仆从。
告别罪恶
人们总是希望可以获得能立即生效的超级灵药，借助一个简单的数学或医药公式，或者一个普通的国会法案，快速有效、一劳永逸地将所有的困难解决掉。这个世界似乎从未改变，但它确实在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发展着，从野蛮到高尚，人类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面对世间的种种**与罪恶，其实人们更需要的是破除一切的勇气。
当然，这听起来都是些陈词滥调，因为在最后的100年中，人们随处可听的都是教育，甚至于开始厌烦这个词。他们开始羡慕过去，因为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可却偶尔能用多余的智力去独立地思考。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并不是指单纯地事实的积累，虽然这被认为是现代孩子所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在的真正理解要建立在对过去的善意大度的了解之上。
悲剧重演
一个生命正在悄然逝去，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悲伤，皆因他们深知这幕悲剧也终将在自己的身上重演。性格温顺的子民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是权威得以存在的基础，人性的本能让他们为了生存必须一次次重复着前人的不宽容以赢得生存空间，然后在漫长的磨砺中等待下一任接替者以他们同样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
而在这本书中，我也已经极力地去证明，不宽容只是百姓们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而已。这就好比当一群狼无法容忍一只特别的狼（弱狼或强狼）时，它们会除去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伴。而在一个吃人的部落中，如果谁的怪癖惹恼了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了灾难，那么这个部落就不会容忍他，会很粗鲁地把他赶往荒野中。在希腊联邦中，要是谁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质疑，那么他就无法再在这个国家长久居住，然后在一次爆发的不宽容战争中，这个人就会被仁慈地赐予毒酒。在古罗马，如果它允许那些并没有恶意的狂热者们去破坏某些法律，而这些法律是从罗慕路斯开始就必不可少的，那么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它也只有违背自己的意愿，然后去做一些不宽容的事情，而这却与它传统的自由政策是相悖的。而在古罗马，教会才是精神继承人，可教会又是靠着最温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而生存的，所以它就被迫走向了镇压和极端的残暴，导致了很多人宁愿接受别人的残暴，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仁慈。那些反对神职人员专权的战士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可如果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实验表示不宽容。因此，他们就在“改革”的名义下，犯下了（或者试图去犯）和自己的敌人刚刚所犯的相同的错误，而他们的敌人也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失去权力和势力的。多少年过去了，而本应是光荣的生命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罪魁祸首就是恐怖，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生存一直都被恐惧所包围。
未知的恐惧
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是一切不宽容的根源，当人们还没有被恐惧所左右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正直和正义，但当恐惧的阴云遮蔽了他们的内心，就常常会表现出惊慌、忧虑、无助，只有将这些带给他们恐惧的未知事物销毁殆尽，才能平复他们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我再重复一次，恐惧是导致所有的不宽容出现的原因。不管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恐惧都是其起因，从那些竖起断头台的人们和把木柴扔向火堆的人们的痛苦表情中，我们可以把恐惧的表现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认清这个事实时，就会有解决方法。因为在人们还没有被恐惧笼罩时，都倾向于正直和正义，可现在，人们却很少有机会去实现它们了。不过我认为，就算我活着看不到这两个美德的实现，那也没什么关系。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必经阶段，人类毕竟还年轻，年轻得荒唐可笑。对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哺乳动物来说，要求他们具备要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而且这种要求也会使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就好比我们本应该是要有耐心的，可它却让我们变得愤怒；我们本应该是要表示怜悯的，可它却让我们说出了尖酸不宽容的话语。
缄默的预言者
人们有时擅长将自己沉浸在对过去的假设与幻想中，新旧世界的对照常常可以让他们体会到生活的优越与荣耀。唯有预言者总是以一种让人厌恶的聪明表情静静地守候着，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只有深刻地认识自己，才能分辨出谎言与真相，才能成为时代的继承者并拥有未来。
在写这本书的最后几章时，总是想去扮演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然后做一些业余的说教。可却不能这么做，因为生命是很短暂的，而布道是很冗长的，用100个字还无法表达清晰的意思，最好还是不要说。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曾因为一个重大的错误感到十分愧疚。在他们对史前时代夸夸其谈，并向我们讲述了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时，就随便捏造了一个假设的黑暗时期还创作了一首狂想诗，用来歌颂比过去繁荣十倍的现代生活。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们突然发现，他们所描述的那些画面并不适合人类的某种情况，那么他们就会很没底气地说几句道歉的话，还嘟囔着说，人类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只是过去野蛮时代的一个残留，只要时机一到，这种情况就会马上消失，就像公共马车给火车让路一样。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听，可却不是真的，它只能满足我们的自尊心，让我们相信自己就是时代的继承者。可如果我们真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人，那么我们的精神健康或许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是远古时代住在山洞中的那些人的后代，是衔着烟、驾着福特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乘坐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而在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时，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向未来迈出第一步。
而只要恐惧还笼罩着这个世界，那些对黄金时代、现代和发展的谈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只要不宽容还是我们自我保护法则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要求宽容那就简直是在犯罪。当那些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地崇拜一纸文字等各种不宽容成为荒唐的事情时，宽容就要出现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会随着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而到来，而这个胜利就是指人类克服了自身的恐惧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