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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夺势

2026-03-08 12:41作者:云中鹤

杜月笙的地位和势力迅速增大,他选择实业作为自己“涨身价”的坚强后盾。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杜月笙看来,人生就是战场,从商就是战斗,战斗必有权谋。为了给自己的银行筹款,他表面上装得体面,实则明敲暗诈,背后使绊子。在险恶的竞争环境中,杜月笙甚至抛开了道德规范的一切束缚,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第五十一回

机缘巧钱总把事求趁东风应邀进实业

杜月笙逐渐成为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

蒋介石继聘杜月笙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上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和“纳税华人会”委员兼首席顾问。

不久,法租界华董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5人华董首席的宝座。

但是,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够,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的后盾。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1928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1927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

大前天,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满口答应:“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11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噢——”杜月笙其实早就有这想法,此时却装起了糊涂,久久没有表态做声。

“这个长远打算不知杜先生想过没有?”钱新之坦诚地说。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18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18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5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杜月笙何其精明,他是不会发放过任何机会的。钱新之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如果没有他的出现,也会有王新之、张新之、周新之之类的人出现在杜月笙面前,重要的是杜月笙敏锐的感知能力与对机遇的把握恰到好处,这才能让他随心所欲的在烟土行、银行界、实业界中游刃有余。

第五十二回

开银行全靠凑堆挖筹巨款明敲暗里诈

大凡行使厚黑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它**裸地表现出来。不管你心里怎么想,起码表面上要装装样子,杜月笙可谓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大哥,我们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光靠鸦片、赌场,上不了台面,这银行是最体面的,外国的许多大老板都是银行家。你入一股,挂个常务董事的名,不过问事务,到时分红利,怎么样?”

黄金荣觉得这样行。因为他知道,事情由杜月笙去做不会差的,杜月笙不可能做亏本的买卖。他不插手事务,只享受财香,何乐不为?

“我就听你的,入一股。”

趁着拜年的机会,杜月笙又跑了几家,拉了些股份。

到年初三,钱新之果然送来了一套筹款方案。他向杜月笙建议说:“先生可以从三方面筹集资金:凑、堆、挖。”

“何所谓凑、堆、挖呢?”杜月笙问道。

钱新之却笑而不答。但是,精明的杜月笙很快就悟出了他的真意。

而钱新之却不明其里,接着又解释说:“所谓凑,就是从鸦片行、赌场里拼凑。在‘黑’行业中,租界里的10家大土行,每家的流动资金少的十几万,多的几十万,而且盈利极高,为了给杜先生捧场,凑出几十万是没什么问题的。”

杜月笙自己所控制的上海最有名的5大赌场: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及源利,每天进出的金额,动辄几万、几十万,提出一部分资金,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他又问道:“什么是‘堆’呢?”

“这是银行同业中的老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各同业都需在开幕那一天向新行存进一笔巨款,名为‘堆花’,表示道贺。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这个数目也是很大的。以杜月笙的名望和势力,谁敢不来‘堆’一‘堆’这锦上之‘花’呢?”

杜月笙点了点头,至于“挖”呢,杜月笙更是心明如水,钱新之也不多说了。

不久,杜月笙就付诸实施“挖”了。

恰巧,这时一个姓吴的小子是上海第一个大财神,名叫吴耀庭。大概是得意忘形,或者色胆包天吧,父亲刚去世,他便与父亲的七姨太干上了。

有一日,他和七姨太**裸地在**大战三百回合,被家里的其他姨太太当场捉住了。

“谁叫你天天理她不理我们?”众人指着姓吴的小子说。

“你想独吞那1000多万遗产吗?”众人指着七姨太说。

一下子,家里闹得开锅一样,几个遗产的共同继承人趁这个机会,准备侵吞那1000万,便告他个忤逆,要剥夺他的继承权。

但是,吴耀庭也不是个吃软的人,死活不答应自己少要一分父亲的遗产,一家子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其他姨太太们一下子把他告到了上海县衙打官司。

杜月笙听到这事,一拍大腿,对一个门徒说:“永铭,你去对姓吴的说,这件事我来摆平,1000万遗产他稳拿到手,只是他要向银行投资50万,我给他个董事名头。”

“好,杜先生能帮忙,我想姓吴的正是求之不得的。”

果然双方一拍即合,杜月笙连哄带吓,唬得几个姨太太乖乖地缩了头,50万大洋捞进了杜月笙手里。

后来又有一个姓朱的,也是靠杜月笙摆平的,得了一宗遗产,把其三分之一入了股,成为银行的大股东。不出一年,杜月笙如此巧妙地集资竟达200万之巨。这种资源来得很奇特,在金融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这么一番筹划,银行当年就开张了,这就是有名的“中汇银行”——中国由大亨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杜月笙自任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为常务董事,金廷荪做了监事。

但是,杜月笙烟赌有道,实业无方,手下的弟兄不是昔日的流氓白相人,就是一些跑街结账的小脚色,对经济可以说一窍不通,结果开张干了两年,只获利十几万元,勉强维持银行职员的工资和业务交际费用。

尽管如此,杜月笙利用其明敲暗诈、月黑风高的惯技,在金融界还是迅速地打开了局面。

第五十三回

发股票诡计多又端靠炒作巧取更豪夺

介入金融界的杜月笙依然使用他在黑道上的招数,为自己的利益不失使用一切阴险狠毒的手段。在杜月笙看来,人生就是战场,从商就是战斗,战斗必有权谋。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站在自己的战斗序列中,每一商业行事都处在明争暗斗之中,稍一疏忽便会被人挤倒。

中汇银行的北面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杜月笙办公室的窗子斜对着它。每日里,杜月笙都能看见交易所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一天,杜月笙望着那车水马龙般的人,自语道:“让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不久,交易所内一群流氓起哄、怪叫、吹口哨,交易所被迫停业。交易所明知是杜月笙在捣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叩开中汇的大铜门,请杜董事长出面镇压小流氓。

杜月笙彬彬有礼地答应了。

当然,中汇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不久,华商交易所的理事名单中,忽然冒出了杜月笙的大名。而中汇的金库中,一下又增加了50万的储金。

在“豪夺”的同时,杜月笙也常常“巧取”。

外国人发明汽车以后,人们发现汽车比马车方便,既快又省力,而且乘坐舒适。因此,到了30年代初,汽车不断更新换代,轮胎需求量大增,一时使制造轮胎用的橡胶供不应求,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也不断猛涨。橡胶生意空前看好,外国几家橡胶园和从事橡胶生意的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

做橡胶股票生意很赚钱!上海的外国人嗅觉十分灵敏,有个叫麦边的英国流氓立刻找到杜月笙,说:“杜先生,现在橡胶在国际上十分走俏,我想与你合作做这方面的生意。”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杜月笙不懂这玩意儿。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胶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搞这样的事很有一套。

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胶广告。

然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他所做的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胶股票有靠山。

与此同时,这个洋瘪三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胶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胶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着抢购橡胶股票。

结果,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轰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把橡胶股票一涨再涨。

他们看到股票价格一日比一日上涨,快涨到极限时,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

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那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胶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夭夭了。

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来。

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在这种险恶的竞争环境中,杜月笙抛开了道德规范的一切束缚,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故意指使流氓地痞去交易所闹事,对方明知是杜月笙在捣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叩开中汇的大铜门,请杜董事长出面镇压小流氓,当然,这一切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更为损人的一招,是他利用股票的幌子,与麦边合伙骗钱,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而杜月笙却从中大发横财。

第五十四回

施手段纵横金融界弄玄虚平息挤兑风

正所谓兵行诡道,谁能在行业中出其不意,谁就能独领**。杜月笙无疑是这方面的老狐狸。他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他纵横金融界,还有更绝的招数。

1931年七八月份期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16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5000余万,有近15万人因洪水死亡。8月12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200万。

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源,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4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假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7777”。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300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4000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各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各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

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1200幢左右。

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2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2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1931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

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50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100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100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100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50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70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第五十五回

横插手仗势欺负人做好人乱中牟大利

20世纪30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

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家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一次,“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

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

“七星公司”没想到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这一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

在聚会上,杜月笙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地说道:“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度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将很难抵御。

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

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11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

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3430万元。

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1000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

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

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300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

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商业之间本来就应该公平竞争,可杜月笙利用自己的权势,仗势欺人,插手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这凸显了他霸道的一面。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第五十六回

用人情空手套白狼拢人心当选理事长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上,老板为卢少棠。30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这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

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卢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

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

这时,傅筱庵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109万大洋。”

然后,他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不是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不,不,我从没想过要买面粉厂,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才对。”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傅筱庵会猜透他的意思。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地说:“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

傅筱庵干脆进一步点明:“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才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

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

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便稳稳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华丰面粉厂到手不久,杜月笙那干瘪但却包藏着无穷欲望的肚腹又开始了新的算计。他的双眼盯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因为取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乃至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

这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是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

荣家兄弟是无锡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积攒一定资金后,开设了广生钱庄。还在光绪年间,荣家兄弟便投资面粉业,在上海开设“茂新”面粉厂,创出了深受欢迎的“兵船牌”面粉。

以后又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三厂,直至十厂。“茂新”之外,又设“福新”厂号,也是一厂、二厂,直至十厂。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

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10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

此外,杜月笙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

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

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1931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1853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推行。

“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

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

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敦促三省面粉业商人,一同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

这一“呈文”经杜月笙之手辗转,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之后,杜月笙又四出活动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

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

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又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股票数额后,他们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这时,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是荣宗敬,理事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一亭,他们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杨管北则随之成为常务理事,从此他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杜月笙为了跻身工商界,想尽一切办法玩弄阴谋权术。他进入商界,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在与对手竞争时,当一己之私受到根本性的威胁,“损人利己”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其实,竞争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竞争的形态也正是通过此消彼长的方式来达到完善与平衡。但杜月笙用的竞争手段从来都与他的黑社会背景瓜葛不清,他总是以生意人没有的那种野蛮与霸道为自己谋利,这也逐渐成为当时工商界对他又恨又怕的原因。

第五十七回

救大达受请再出山走曲线摆平路上碍

自从跻身工商界,挥拳打入面粉业以后,杜月笙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仍不满足,紧接着又盯住了上海的航运业。

大达轮船公司是张謇创办的一家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张謇曾是清末状元,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20年甲午恩科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这年夏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文武百官照例应该跑在路旁接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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