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高宗武冒险出逃无疑是正确的。从个人来说，就在他们离开上海的2个多月后，汪精卫等人在南京成立了所谓的“南京政府”，这是一个傀儡政府，汉奸政府。陶、高提前离开，不仅少了一顶“汉奸”的帽子，更不用像陈公博等人那样，在抗战胜利之后以“汉奸罪”被处决。
从民族利益上来说，他们及时揭露了汪精卫与日本达成的密约，对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造成了沉重打击；对身在重庆、心思与日媾和的悲观动摇派，“高陶事件”犹如当头棒喝，对这些人产生了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行不通。
虽然陶希圣悬崖勒马，意义重大，但他毕竟曾经出走河内，参加过汪日谈判，这些都成为了他人生的污点。一个有这样污点的人，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呢？这个问题不仅陶希圣自己经常思考，当时的社会各界也都在猜测。
1940年6月，陶希圣奉重庆方面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问题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资料。
根据陶希圣的这个新任务，外界猜测，曾经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的陶希圣，依然得到蒋介石的信赖。很快，人们的这个猜测得到了验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香港沦陷，陶希圣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领导陈布雷的帮助下，陶希圣进入委员长侍从室，担任第五组少将组长。工作是研究和撰述文告，与中央宣传部保持联络，参加宣传会议，讨论战时报刊的宣传方针。
由一个有污点的人，转眼进入国民党战时最高军政枢密机关——委员长侍从室，并担任侍从室少将组长，这自然有陈布雷的功劳，但更重要的还是蒋介石对陶希圣才华的认同，对陶希圣人格的信赖。
和陶希圣相比，“高陶事件”中的另一个主角高宗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曾经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自“高陶事件”之后，就出走他国，以经商为生。更有甚者，高宗武还多年不允许返国。
同样的经历，却有大不一样的结果，人们不禁对这件事有了种种猜测，一种较为人们熟知的观点是，和日本的和谈实际上是“汪蒋二人唱双簧”。加之，当初通缉名单里独独没有陶希圣，所以外界认为陶希圣出走之前或期间，或与蒋介石有联系。
不仅外界猜测不已，就连陶希圣的弟子也心存疑虑。一天，陶希圣的弟子何兹全问：“外界传闻是真是假？”
陶希圣回答：“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陶希圣所说的“喝毒药”指的是和日本媾和，“不喝了”指的是逃出上海和揭露密约。显然，陶希圣的这番话驳斥了“汪蒋二人唱双簧”的说法，自己的选择和蒋介石无关，只是自己迷途知返。
签订密约和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陶希圣冒着生命危险出走和揭露密约，就是站在了“投敌”的另一面，所以只能算犯了错误，但大节未失。同样的情况，高宗武却没有得到重用，是因为高宗武这个擅长和日本打交道的人，现在对蒋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而陶希圣的才华，对蒋依然有用，所以能够被重用。
进入侍从室之后，外界如何议论已经不重要了，陶希圣的未来如何将取决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赖程度。对于这一点，陶希圣很有信心，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一件小事。
来到重庆后，陶希圣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一次和蒋介石聊天时，陶希圣面陈失眠的痛苦。
蒋介石说：“休息几天就好了。我叫他们买药送你。”
谈话结束后，陶希圣退出蒋介石官邸。在下坡时，他正好遇到医务室主任上坡。他对陶希圣说：“我接到委员长电话，立即晋见。”
陶希圣知道，医务室主任是奉命给自己买药。
有了蒋介石的如此信任，迷途知返的陶希圣再次欣然地做起了蒋介石的理论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