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显然是探索恐惧的本质，通过明确的结论，将真理与谬误区分开来。但实现这一目标有一定难度，因为恐惧并没有那么容易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发现了一些矛盾的现象，如果不求助个人喜好，我们根本无法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现在，我建议换一种方法：不带任何成见地逐一罗列我们就恐惧所知的一切，而不奢望将这些内容重新综合到一起。
首先，恐惧是被感受到的事物。我们称之为一种情感状态，虽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什么是情感。作为一种感受，它的不快特征再明显不过。但这显然不是它的全部性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不快都可被称为恐惧。另一些感受（紧张、痛苦、悲伤）也带有不快的特征，所以恐惧除了不快的特性之外，应当还有其他特点。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有能力分辨不同不快感受之间的差别吗？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对恐惧感受略知一二。它的不快特征有自己的特点：它很难被证实，也并不引人瞩目，但的确可能存在。但除了这一很难分离的特征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恐惧现象中观察到与某些特定器官相联系的特定身体感受。因为我们不想研究恐惧的生理学，所以在此仅列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感受，如最为常见也最为明显的呼吸器官和心脏感受。它们恰恰证明，运动神经支配，也即释放过程在整个恐惧过程中起着作用。所以，我们对恐惧状态的分析，推导出了三样东西：
（1）特殊的不快特征；（2）释放行为；（3）对这些行为的感受。
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正是恐惧和悲伤、痛苦等类似状态的差别所在。后者并不具备动作表现，它们明显与其他状态有别，一看就不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它的结果或对它的反应。而恐惧则是在特定轨道上有着释放行为的特殊不快状态。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刺激的提升是恐惧的基础，这种刺激一方面具有不快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能通过释放得到缓解。但我们不满足于这种纯生理学的解释。我们试图假设，某个历史因素将恐惧的感觉和神经支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恐惧状态重现了一次经历，这次经历又为刺激量提升、沿着特定轨道释放创造了条件。正是因此，恐惧才有了它的特性。人类的出生，就是这类经历的一个典型范例；因此，我们才倾向于把恐惧状态视作出生创伤的重现。
我们这番论述，并不是承认恐惧在情感状态中占据特殊地位。我们认为，其他情感也是古老、重要乃至个体出生前的经历的重现。我们把它们视作普遍、典型和与生俱来的歇斯底里式爆发，并将它与后天所得的个体歇斯底里症做对比。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后者的起源及其作为记忆标志的意义。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把这种相似性再类比到其他情感类型中，但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
将恐惧追溯回出生的经历，必将招致许多非议，对此我们有必要回应几句。有人会说，恐惧是所有生物、至少是所有高等生物共有的反应，而出生的过程只有哺乳动物才能经历。何况这一过程是否对所有动物都意味着一次“创伤经历”，也是存疑的事情。所以，肯定存在不以出生为典范的恐惧。但这种反对意见已经超越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范畴。正因为恐惧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不可或缺的功能，是对危险状态的反应，它才在不同的生物体上有着不同的出现方式。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在与人类相去较远的生物中有着与人类相同的感觉和神经支配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出生成为人类恐惧的典范。
如果以上就是恐惧的结构和起源，那新的问题又来了：恐惧的功能是什么？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重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恐惧源自对危险状态的反应，只要这种状态再次产生，恐惧也会反复重现。
但我们还要多补充几句。正如歇斯底里症首次爆发时的肌肉活动那样，原始恐惧状态的神经支配，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目的。要解释一次歇斯底里症的爆发，人们只需找到会合理引发那些肌肉活动的场景。同样，在出生的过程中，神经支配的方向可能是让呼吸器官做好肺部活动的准备，同时提高心率以对抗血液中毒。后来，当恐惧状态作为一种情感重现时，这种合理性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歇斯底里症再次发作时也是如此。个体在新的危险状况面前的表现，可能不再具有合理性，他用恐惧作为回应——尽管这一状态其实是对早期危险的反应——而不是针对眼前的危险做出合适的反应。但如果恐惧的爆发警示了危险的临近，那一切又有了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很快就会被更为合理的措施所取代。所以，恐惧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在新的危险状况下，以不合理的方式出现；一种是对新的危险状况起合理的警示和预防作用。
但“危险”究竟是什么？在出生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生命难以维系的危险，我们当然明白它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但在心理学意义上，这却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出生的危险还没有心理学意义上的内涵。我们当然不能假设胎儿知晓自己的生命可能走向终结，他只能意识到自己的自恋力比多在经济上受到了许多干扰。大量的刺激涌入他的身体，引发了新的不快，他的某些器官被迫提升了占有能量水平，这仿佛就像即将开始的对象占有的预演。在所有这些现象中，哪些可被称作“危险状况”的标志？
遗憾的是，我们对于新生儿的心理活动所知甚少，所以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无法坚称，刚才所述的一切都合乎情理。在一切让他回忆起出生经历的场景中，新生儿都会重复恐惧的情感状态——这话说来容易，但重要的是说明这一事件如何引发他的回忆，以及回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除了观察恐惧在婴儿或稍微年长的孩子身上自然形成的过程，我们几乎别无他法。朗克在《出生的创伤》一书中，力求证明儿童最早期的恐惧症和出生经历所留下的印象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他的努力并不成功。人们可以从两方面对他进行反驳：首先，其结论的前提，是孩童在出生时就具有了特定的感官印象，尤其是视觉印象。当这些印象重现时，孩童就会回忆起出生的创伤，从而引发恐惧反应。这种假设毫无根据，也不太可能与现实相符。除了触觉和一般的感觉之外，我们很难相信儿童在出生过程中还有其他感受。朗克认为，孩童日后害怕从洞穴中出入的小动物，是因为这一行为让他们感受到了某种相似性。但实际上，孩童们不会注意到这种相似性。第二，朗克在分析后来的恐惧情形时，根据不同的需要，时而让孩童回忆起在子宫内的幸福生活，时而让他们回忆起创伤性的阻碍，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开了后门，甚至是敞开了大门。一些儿童恐惧的实例，直接让他的做法失去了意义。例如，按照朗克的逻辑，一个孩子处于黑暗和孤独之中，相当于回归子宫内的幸福生活，应当感受到满足。而实际上，他却会表现出恐惧，也即回忆起了出生时幸福受阻的场景。由此可见，朗克的解释过于牵强附会，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必须得出一点结论：即便是最早期的孩童恐惧症，也不能追溯到出生时期的印象，实际上，我们目前还根本无法对其做出解释。显然，婴儿对恐惧的诞生做了一定的准备。但这种准备并非刚出生时最强，随后逐渐减弱，而是伴随着孩童的心理发展逐渐显现，并在童年持续存在一段时期。如果这种早期恐惧症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这一范围，那我们就会怀疑他遇到了心理阻碍，虽然我们并不了解它与儿童期后来出现的、确凿的神经症之间的关系。
能被我们理解的孩童恐惧表现，依然只是少数，所以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它们上面。例如，当孩子独处，位于黑暗之中，或是发现陌生人取代了熟人（母亲）的位置。这三种情况可以归为一个前提，即惦念所爱（所思）之人。从这时起，我们终于找到了理解恐惧、整合相关矛盾的途径。
起初，对被思念之人的记忆开始变得强烈，甚至会引发幻觉。但这一切没有取得成功。于是，这种思念突然变成了恐惧。我们发现，恐惧似乎是不知所措的表现，仿佛这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家伙在思念面前，不知该如何是好。恐惧表现为对对象缺失的反应，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阉割恐惧的内容也是与十分珍视的对象的分离，而且最初的恐惧（出生的“原始恐惧”）同样是在与母体分离时产生的。
但只要稍作思考，我们就不会再强调对象缺失的重要性。婴儿之所以想感知到母亲的存在，是因为过往的经历让他知道，母亲会立即满足他的所有要求。所以他所认为的“危险情形”，就是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是那种他所无能为力的迫切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面前，他极力想寻求保护。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形中，刺激量增长到了令人不快的程度，却不能被心理活动控制或得到释放。对婴儿而言，这种情况无疑与出生的经历类似，是危险情形的再现。两者的共同点，是亟须解决的刺激量不断增加所引起的经济性阻碍，这一因素，才是危险真正的“实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恐惧的反应。即便是在婴儿身上，这种反应也是合理的：他释放恐惧的方式，是像从前新生儿通过肺部活动释放内在恐惧那样，调动呼吸肌和发声肌呼唤母亲的到来。除了这种危险的标志，出生的过程在孩子身上并未留下更多的痕迹。
等到孩子发现，可被感知的外部对象可以为容易让人联想到出生过程的危险情形画上句号，危险的内涵就由经济性情形转向了对象的缺失。这时，母亲的离开就成了一种危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婴儿不等其所害怕的经济性情形出现，就忙不迭地发出恐惧信号。这一转变，意味着婴儿在自我保存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它也意味着恐惧完成了从一种下意识、不自觉出现的现象到有意重现的危险信号的过渡。
恐惧无论作为下意识现象还是求救信号出现，都是婴儿心理无助的产物。与心理无助相对应的，自然还有生理上的无助。无论是出生的恐惧，还是婴儿的恐惧，其前提都是与母亲分离。这一明显的共性，根本无须心理学解释，因为它在生物学上就很容易理解：母亲先是用各种身体构造满足胎儿的一切需求，在婴儿出生后，又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尽量满足婴儿的需要。子宫内的生活和最早的童年生活，其实一脉相承，而不是像剖宫产所显示的那样一分为二。孩子在心理上把母亲视作对象，以此替代胎儿期的生理环境。所以我们也不应忘记，在宫内生活阶段，母亲对胎儿而言不是对象，而且当时根本就没有对象这个概念存在。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创伤没有发泄的途径。除了作为避免危险情形的信号，我们也找不到恐惧的其他功能。然而，对象缺失对于恐惧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恐惧的下一种形式，也即在**阶段出现的阉割恐惧，也是一种同一条件下的分离恐惧。这里的危险是与**的分离。费伦齐十分正确的思路，使我们认识到了恐惧与早期危险情形所包含的内容之间的关联。阴茎具有高度的自恋价值，这是因为拥有这一器官，就有了与母亲（母亲的替代者）在**过程中重新结合的保障。一旦被夺去了阴茎，就意味着与母亲再度分离，同时也意味着继出生之后，再次无助地暴露在不快的迫切需求之中。但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再是婴儿期那种随意的需求，而是特殊的**力比多需求。我还要补充一点：性无能者（因遭受阉割威胁产生性障碍者）用幻想的方式回到母亲的体内，作为**的替代。按照费伦齐的理念，个体原本希望让**代表自己回归母体，但在退化过程中，他转而用自己整个人替代了这一器官。
儿童的不断成长，其独立性的增强，其心理装置分化成多个中枢的剧烈过程，新需求的出现，不可能对危险情形的内涵毫无影响。此前，我们已经追踪过危险从失去母亲这一对象到阉割的变化过程，下一步变化则来自超我的影响。一个人原本害怕被父母阉割，但随着来自父母的管控越来越非人格化，危险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于是，阉割恐惧发展成了道德恐惧和社会恐惧。现在，已经很难说人们究竟在害怕什么了。“害怕分离，担心被驱逐出族群”的说法，只适用于后期借助社会榜样实现发展的超我，而并没有触及超我的实质——超我实际上是父母管控在内心中的投射。笼统地说，自我其实是把超我的愤怒和惩罚视作危险，它害怕失去超我的关爱，于是就发出恐惧信号作为回应。在我看来，对超我的恐惧最后的变形，就是对死亡（生活）的恐惧，也即害怕投射在命运力量中的超我。
从前我曾一度以为，在压抑过程中被撤回的占有能量可被用于恐惧的释放。但在今天看来，这一表述几乎没有被人知晓的必要。区别在于，从前我以为恐惧完全是下意识出现的经济性过程，而现在我也把恐惧视作由自我为了影响对快乐或不快的掌控有意发出的信号。这样一来，它就不一定是经济性的过程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压抑过程中撤回的能量被用于唤起恐惧”这一观点，只是现在再纠结于是何种能量让这一切发生已经毫无意义。
我曾经说过的另一句话，也需要在这种新观点的视角下被重新审视。当时我说，自我是恐惧的大本营。现在，我依然认为这句话言之有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超我曾表现出恐惧。而如果有人说“本我的恐惧”，那我们当然无法反对，只会对这一不恰当的表述做出修正，因为恐惧是一种情感状态，它只能被自我感知。本我不能像自我那样产生恐惧，因为它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判断危险情形的能力。相反，较为常见的情况是，本我中孕育和完成的过程，促使恐惧在自我中蔓延。实际上，最早的压抑作用及之后的大多数压抑作用，都是由自我对本我中某个过程的恐惧所引发的。在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以下两类情形再做一个区分：一种情况是本我中出现的过程为自我激活了危险情形，从而促使自我发出恐惧信号，阻止危险的出现；另一种情况是本我中出现了与出生的创伤相类似的情形，于是引发了下意识的恐惧反应。假如我们强调，第二种恐惧对应的是最早出现、更为原始的危险情形，而第一种恐惧对应的是由此所衍生出的恐惧先决条件，那在两者之间就能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与真实出现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情况在现实性神经症的病源学中起作用，而第一种情况则是心理性神经症的典型特征。
可以看到，我并没有彻底否定之前的结论，只是将它与新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无法否认，在禁欲、性刺激过程遭遇不当阻碍或是性刺激被从心理加工过程中引开的时候，力比多会直接促成恐惧的诞生。也就是说，在过于强大的迫切需求面前，自我会陷入一种十分无助的状态，与出生时一样，这种状态必然导致恐惧的产生。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一种无关紧要、但既成事实的可能性：大量未经使用的力比多，在恐惧形成的过程中得到释放。我们注意到，心理性神经症很容易在现实性神经症的基础上产生，也就是说，自我在学会将恐惧搁置了一段时间后，很可能想要消除它，或是借助症状的形成对它加以约束。“创伤性战争神经症”这一名称固然包含了多种症状，但通过对它的分析，我们或许会发现，它们中的一部分也具有现实性神经症的特征。
我们回顾了各种危险情形从出生这一范例中衍生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随着恐惧在后期有了新的产生条件，从前的条件就不再适用了。但是，自我的持续发展的确令从前的危险情形失去价值，退居次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定的发展年龄对应着相应的恐惧产生条件。心理无助的危险，属于自我尚未成熟的时期；失去对象的危险，属于尚不能独立的幼年时期；阉割的危险属于**阶段；来自超我的危险属于潜伏期。当然，这些危险情形和恐惧产生条件也可以同时存在：自我可能超越自己所对应的条件，因为后期的某个条件产生恐惧反应，或者多个因素也可以同时起作用。另外，在起作用的危险情形和由此产生的神经症之间，可能也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74]
在这一系列研究的较早阶段注意到阉割危险对多种精神疾病的主要意义时，我们曾告诫自己不应高估这一因素，因为在体质上更容易患上神经症的女性身上，它反倒不是决定性因素。现在我们应当庆幸，没有把阉割恐惧当作诱发神经症的防御过程的唯一动力。我曾在别处研究过阉割情结如何把小女孩引向了柔情的对象占有。恰恰在女人身上，失去对象反倒是最有效的危险情形。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对女性产生恐惧的条件稍做修正，因为它不再是缺少或实际丧失某个对象，而是失去了来自对象的爱。既然我们可以肯定歇斯底里症常见于女性，强迫症常见于男性，那我们不禁要猜测：失去爱这一恐惧的产生条件在歇斯底里症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与阉割威胁在恐惧症和对超我的恐惧在强迫症中所起的作用类似。
[74]自从我们开始区分自我和本我之后，我们对压抑问题又产生了兴趣。此前，我们满足于研究它与自我相关的过程，如将事物隔离在意识之外，禁止它调动机体运动性，并形成替代物（症状）。对于被压抑的冲动本身，我们假定它会在潜意识之中停留一段时间，不发生任何变化。但现在，我们的兴趣转移到了被压抑事物的命运身上。我们发现，这种不发生改变或无法改变的情况，并非不言而喻，甚至有些不同寻常。无论如何，原始的欲望冲动的确受到压抑作用的阻碍，也被迫改变了它的目标。但它的缘由依然被保留在潜意识之中吗？它真的能够抵御不断变化、不断贬低它的生活影响吗？我们的分析证实了旧愿望的存在，但它们现在依然在潜意识中存在吗？准确的答案呼之欲出：被压抑的旧愿望必然还在潜意识之中继续存在，因为由此衍生的症状依然在起作用。但这一回答还不够充分，因为它无法让我们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旧愿望到底是把所有的占有能量都转移给了它的衍生物，只通过后者起作用，还是它自身也依然存在？如果它注定要在衍生物的占有过程中耗尽精力，那又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即便它现在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在神经症发展的过程中，它可能通过退化作用重新趋于活跃。这番思考绝非多余，健康和疾病心理生活中的诸多现象，都促使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在《俄狄浦斯情结的灭亡》一文中，我对单纯的压抑作用和真正消除旧愿望冲动的过程进行了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