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四十七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时年三十七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14]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瀛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这一区域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15]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宋朝都城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大部分土地，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作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
1.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
2.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
3.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对于这些惨剧，人们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聊天。谈到大唐晚期，从黄巢之乱到眼下，不过七十年的工夫，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局面，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君臣二人不胜感慨系之。
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然如此；从眼下来说，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待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有问题。”
赵普不客气地反问：“后周皇帝柴荣待你也同样恩重如山，怎么就出了问题？万一他们的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怎么办？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可能了。”
这番话，有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大惊之后大彻大悟。
事实上，晚唐以来的历史，的确就是一部有奶便是娘、“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17]的历史；当时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句著名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18]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熟知的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在此之后胡传魁胡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于是，赵匡胤询问赵普应该怎么办？赵普的回答是：对于军队将领和地方藩镇节度使，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听到这里，赵匡胤立即打断赵普的话，说道：“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19]
当时，他很有可能不愿意听到赵普说出让他杀功臣的话来，才截住了赵普的话头。不久，赵匡胤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主意：
公元961年的阴历七月初九，晚朝后，赵匡胤设宴请那些手握重兵、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们喝酒。等到酒喝得差不多时，赵匡胤命令所有侍从、仆役们一律回避，然后，感叹着对大家说：
“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经常在心里想，人生在世，求的是快活适意，何必非得争这个皇帝做？皇帝这玩意儿实在难当，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时来得舒服，弄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大家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公认的首席功臣石守信小心翼翼地问道：
“请皇帝您明示，怎么会这样呢？”
赵匡胤指指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这还不明白吗？谁不想坐这个位子？”
石守信一听大惊失色，我的老天，皇帝若是有所指的话，顷刻之间便会兴起血流成河的大狱！于是，石守信赶快带领大家一起离座跪下，说：
“皇帝怎么会这样想呢？如今天命已定，谁敢有二心？若真有这样的孽臣贼子，臣愿意提三尺剑为陛下灭之。”
赵匡胤欣慰不已，却也推心置腹地说：“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无奈你们的部下之中，难保会有人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不想做能行吗？”
连酒带吓，一时间，这些人已然泪流满面。石守信叩首说道：
“我们都是些粗人，思虑不到这些。请求陛下可怜可怜我们，指一条活路吧。”
于是，赵匡胤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
“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富贵，也不过是想多积点钱，舒心快乐，使子孙不受贫困而已。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到个富庶的地方去做官，多置些良田豪宅，自己享用也留给儿孙。再买些美女歌姬，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我们君臣之间也就不用互相猜疑了，大家各得其所，和美安乐，多好。”
功臣们听完，纷纷叩头，说是皇帝为他们考虑得太周到了，就像再生父母一样。
第二天，这些功臣们纷纷交来辞呈，要求辞去兵权。赵匡胤也真的将他们安排到一些富裕的地方去做官，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妹妹、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这些功臣。[20]
在后来的世代里，颇有一些学者对于此举不以为然。理由是，赵匡胤在此倡导了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因此不足为训。这种义正词严的批评显然表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学术情操与人生境界。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关心的范畴，故在此不加以评论。
就这样，赵匡胤采用酷似梁山泊好汉们仗义疏财的方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将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们手中的大权一点一点地赎买了回来。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的确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我们知道，大唐盛世是从安史之乱戛然而止，并从此走向衰落的。而安史之乱则是由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酿成的大祸。
根据历史记载，大唐宰相李林甫是一位具有极强行政能力的宰相，同时，他还特别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两者相结合，使他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口气坐了十九年。这位宰相对中国文化有一项贡献，就是由于他的为人处世，中国新增加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其为人由此可知。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政绩平平；他推行的一项政策却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后果：
他给李隆基出了一个主意：任用胡人担任各镇节度使，相当于边疆大军区司令兼大行政区长官。他的理由是，这些胡人作战勇敢，没有野心。其实，潜台词是这些人没有汉文化根基，不会威胁到自己宰相的地位。李隆基居然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于是，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大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是柳城的混血胡人，可能是兼有契丹和汉人的血统。柳城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此人是个体重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外表痴憨，可能是个文盲。不学无术，实际却智商极高，洞明世事，人情练达，特别是对汉人的人情世故极为通达。据说，安禄山讲话高度机智幽默，而且，难以想象的是，这么一个三百多斤的巨型胖子，跳起一种胡舞来直如疾风骤雨，舞姿刚健而且轻灵，韵味十足，观者无不为之震撼与倾倒。一个推测是，很有艺术天赋的杨贵妃之所以会喜欢上他，大约与此不无关系。
他的安史之乱，基本是在李隆基充满艺术气质的关爱下实现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很像眼下那些俗不可耐、挺好玩挺闹腾的电视剧情节：
早年，安禄山作战勇敢，被一位著名将领收养为义子。后来，贪功冒进，打了败仗，按军法应该处死。宰相张九龄看了他的面相后，认为这小子面带逆相，胸怀狼子野心，主张趁早杀掉，以绝后患。李隆基却莫名其妙地饶了他一命。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朝见李隆基时，地方正在闹严重的虫灾。他对皇帝说：他曾经对上天发了一个重誓，如果自己对皇帝不忠，就让虫子吃掉自己的心肝。结果，他的心肝至今长得好好的，表明上天嘉许他的忠心。李隆基听后纵声大笑，很喜欢这个哄三岁小孩儿的马屁。
有一次，李隆基指着安禄山肥胖的大肚子问他：这大家伙里面装了些什么货色？安禄山严肃地回答道：除了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没有其他的东西。
安禄山出手极为大方，从他的驻地到首都的路上，献俘虏、献奇珍异宝、向京城权贵送礼行贿的人一年四季不绝于途，使很多人都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他跳过的胡舞，也在浪漫的帝国首都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
当时，社会上流行认干亲。李隆基想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叔伯堂表们结成兄弟，安禄山不干，他请求认杨贵妃做干妈。想想看，一个四十五岁的胖大男人满脸天真地要做一个二十九岁美貌女子的干儿子，是不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可是，李隆基很高兴，杨贵妃很高兴，安禄山更高兴。因为，他换来了皇帝颁发给他的享有免死特权的铁券丹书，这是当时的臣民中，尚没有人得到过的荣誉和宠信。皇帝在诏书中，将这个憨乎乎的大胖子比喻成了镇守边疆的万里长城，称赞他的赤胆忠心胜过诸葛亮。读了这篇诏书之后，再回过头来翻检开元、天宝、唐明皇、杨贵妃乃至安史之乱故事，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度的不真实感，感叹人性何以竟会如此。
此后，安禄山凡是晋见李隆基与杨玉环时，都不按君臣的礼节，而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他解释说：按照胡人的风俗，就是要先拜母亲后拜父亲。这种马屁拍得水平极高，怎么看怎么都透出了一股可人疼的机灵劲儿。
据说，杨贵妃曾经用绫罗绸缎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这位胖大汉子包起来玩耍，还为他行洗儿礼，一洗洗了三天三夜，李隆基不但不吃醋，还咧着嘴笑嘻嘻地赏赐他们“洗儿钱”。到最后，安禄山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后宫，或与贵妃共食，或通宵不出，一时间，丑声四起。李隆基浑然不以为意。
当此时，天下十大边镇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个人兼了三个，其防区从辽宁的朝阳，到北京一线，连接到山西的太原；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个人指挥了近二十万，占全国的四成。大半个北方捏在了他的手里。
好像担心他造起反来力量不够似的，李隆基又下令让他做全国军马的总管。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军力是否强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结果，安禄山将全国最好的军马几乎全部调到了自己的手上。
据说，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隆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大唐军队从兵器库中取出的盔甲刀枪，已经全部腐烂锈蚀，根本不能使用。仓促组织起来的平叛部队，许多人只能手持木棍开赴前线。
这次叛乱持续八年，史称“安史之乱”[21]。
从此，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仿佛患上了恶性肿瘤，日渐走向衰亡，那些手握重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成为到处转移扩散的癌细胞。当时，节度使总揽一个大行政区的行政、军政和财政，下辖两三个州到十几个州不等，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到了赵匡胤的时代，许多节度使已经世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割据、叛乱、相互攻伐、敲骨吸髓般的敲诈盘剥，为害中国几近两百余年。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将节度使们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融解掉，最后，使曾经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变成了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文武大员。由此，实现了帝国权力结构中意义特别深远的转变。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大体过程、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宏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
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22]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削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一般说来，行事相当大度的赵匡胤，还很小气地耍过一个小花样：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等等；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没有那么尊贵了，但是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品着香茗，商讨政事，轻松而且从容，于是有“坐而论道”一说；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那一年，赵匡胤大约三十五岁左右。眼睛昏花云云显然只是个小把戏而已。后来，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后的时代，可能是心理变态的缘故，宰相们就必须跪着伺候了。从此，除了爹娘，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面前。中国人也活得空前猥琐。当然，这些已经是后话，以后再说。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
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作“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作“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作“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23]
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在官员任期上也相当严格。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24]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