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国皇帝以三尺宝剑对付他们心中的异己时，很少有手软的。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赵构也是如此。
岳飞回到鄂州大本营后，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请求率领本部兵马出兵北伐。赵构以手诏回复，表示欣赏岳飞的忠诚，“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同意岳飞单独北伐。于是，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25]
然而，正在此时，淮西兵变爆发了。岳飞预言的一切，全部发生，而且情况更加糟糕。属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从此，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五月间，南宋朝廷发表王德担任该军都统制，相当于方面军司令，郦琼为副；都督府参军吕祉兼兵部尚书“节制”该军。三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今天董事长和总裁、副总裁的关系。只是吕祉这位“董事长”握有实权。
此人纸上谈兵是一把好手，声称如果交给他一支部队的话，他就能生擒伪齐政权的刘豫父子，然后光复所有失去的国土。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统兵大将都是些笨蛋。
现在，手里有了一支大军，他却只会沿用以文制武的旧习，对诸将傲慢无礼，试图以势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这支军队。殊不知这帮子武夫也根本就没把一个书生放在眼里。郦琼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先和王德死掐，两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赶快派几位大员前去安抚、弹压；吕祉也密奏朝廷，请求光是派大员还不够，必须派大军进驻才行。结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机要秘书泄露给了郦琼。八月八日，郦琼生擒吕祉，随即杀之。然后率领除王德八千人之外的全军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26]
相当于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
岳飞很快收到了来自赵构的手诏，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动。
张浚则受到连珠炮似的弹劾，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皇帝赵构也切齿痛恨，预备把他贬到岭南去。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密约，宋朝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远窜岭表”炎荒之地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将他放到永州闲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从此，这位显赫一时的宰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人试图为他说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时，赵构发狠说：“我宁愿亡国，也绝不再用此人。”[27]
二十五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28]
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
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
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或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里，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力的那一根杠杆。
淮西兵变之前几年，在一次讨论中兴大计时，赵构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大臣说：“大家都认为不适宜再给诸大将增兵，我看不尽然。汉高祖打天下时，诸将带兵多达十几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29]
赵构非常清楚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道理。这应该是他准备合兵几路归岳飞指挥的原始动机。
在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韩信对刘邦的评价是：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是高祖成功的关键。遂成为千古定论。在赵构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善将将”来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刘邦。“淮西兵变”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善将兵还是个未知数，大约永远不会有机会证实了；而自己并不善将将，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了。这是他彻底改弦易辙的唯一解释。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30]
不久，当年五月，赵构与监察御史张戒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张戒对赵构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
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可是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张戒说：去年为了一个刘光世，发生了淮西之变。现在就是有好主意，陛下您肯定也不信了。要做这件事，关键是要有策略。
赵构说：我有办法，就是要安抚重用大将们手下的那些将领。
张戒说：您说到根儿上了。收服这些人，大将们就没那么大的势力了。
赵构告诉张戒：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31]
随着赵构心思的转变，一张大网冷冷地张开，罩在了这些领兵将领的头上，什么时候撒下来，他们都在劫难逃。
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很戏剧化，扑朔迷离，经常让人一头雾水。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可能动不动就要一惊一乍地体验那种大喜大悲的感觉。
先是金国发生内讧，掌握大权的几位重臣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早期南侵中最著名的金兵统帅粘罕恚闷而死。《金史》对这位粘罕的评价相当高，称他：“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就连当时南宋的士大夫们也认为此人乃一代雄杰。当年带兵打到山东时，有些士兵要挖孔子墓，他问：“孔子是什么人？”答曰：“古代的大圣人。”他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于是，孔子墓得以保留下来。粘罕是伪齐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据说伪齐的傀儡皇帝刘豫，天生一副小人肚肠，是个很势利眼的人，本来并不是粘罕扶持他坐上儿皇帝宝座的，但是，他看粘罕的权势最大，于是就只买他的账。把支持过没支持过他的其他人都晾在了一边。这些金国文武自然恨得牙根痒痒的。如今，粘罕死了，在金国决策层里分裂成了对宋主和与主战两派。谁知，这两派的人们对伪齐政权的态度却很一致，都认为这个政权太烂，应该废掉。恰在此时，岳飞又玩了一个小花样，结果导致金国三下五除二地废掉了伪齐政权。
岳飞军中俘获了一名金国统帅兀术的间谍，岳飞假装醉酒把他错当成了刘豫的人，大声训斥说：“你家主子说要诱杀金邦四太子，为什么现在还不动手？我今天饶了你，给我带封信回去，告诉刘豫，不能再拖了。”那间谍将错就错地答应了。于是，岳飞写好蜡书，再三嘱咐他小心，千万不可泄露，坏了大事。
四太子兀术拿到这封蜡书，其恼怒可想而知。随后，以起兵南下的名义来到开封，将刘豫父子一一擒获，轻轻地就把一个傀儡国家变成了行省。据说，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到达开封时，刘豫对他说：“我父子尽心竭力，没做对不起上国的事情，请元帅可怜可怜我们。”挞懒回答说：“刘豫呀刘豫，你还不知罪。当年赵家少主子出京，开封百姓夹道痛哭十几里。现在废了你，你看看，京城里没有一个人为你烦恼。做人做到你这个份上，咳！朝廷给你奴婢，还你骨肉，给你和你儿子一人一库钱物，太不错了。知足吧。”
消息传到南宋，人们欢欣鼓舞。赵构相当兴奋，也挺遗憾，觉得在这种时候，国家刚好像是得了重病偏偏又吃错药，弄得衰弱不堪，否则真的可以有所作为。他甚至表示今后要好好经营中原。
然而，随着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的得势，赵构再也不提经营中原的话题了。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六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八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进道贺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他听到这项任命后，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脍炙人口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位同僚问他：“秦相公复相，是天下之福。唯独您老先生闷闷不乐，为什么？”他长叹一声：“奸人相矣，恢复无望啦。”同僚们很不理解，认为他言过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十八年岁月里的情形比仅仅恢复无望可要糟得太多了。[32]
绍兴八年春天，烟雨空蒙。赵构的心境犹如这江南三月的天气，草长莺飞，充满期待，却也不无阴郁。
赵构登上皇位，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弹指间，登上皇位十一年多，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十一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四十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十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在在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为什么不呢？
平心静气地观察公元1138年春天前后的变幻风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变化：十一年来，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十个。如今的左右宰相赵鼎与秦桧却都是众所周知的对金主和一派。赵构用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如今已经**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代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忠奸好坏。原因在于宋朝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象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今后还会继续看到的那样，既然赵构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裁抑武将、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那么，这样的结果显然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时，赵构面对群臣的反对相当烦恼，宰相给他出了个主意：今后如果再有人反对，陛下只要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蒙受屈辱也要议和，都是为了能够接回父亲宋徽宗的遗体和接回母亲韦太后与哥哥宋钦宗。臣子们在陛下的诚孝面前，必能谅解。果然，皇帝使出这个法宝后，大臣们真的立刻就无话可说了。而且，当时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也确实有不少大臣坚定地支持议和，认为这一举动“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授权之下，和议由宰相秦桧全权主持，进展得相当顺利。
如今，中兴四将只剩下三大将，另外一位大将张俊则分道扬镳，放弃了曾经主战的立场，改而完全拥护皇帝与秦相公的和议主张。这一转变意味深长，使他取代岳飞，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大将。从此，他的命运与韩世忠、岳飞有了很大不同，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成为跪在岳飞像前的四个铁铸奸臣像之一。据说，从有了这四尊铁铸像之后，庙中的管理人员，时常要费很大力气，才能阻止住前来瞻仰岳飞的人们不要将污秽物甚至尿液撒到这四尊铁铸人像身上去。
公元1139年初，即绍兴九年正月，南宋帝国正式公布了对金和议的条约内容，条款有四：一、宋对金称臣，南宋皇帝的称号必须由金国皇帝册封；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三、金归还占领的河南、陕西之地，但宋不能擅自撤换金委派的官员；四、金归还宋徽宗遗体、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和宋钦宗。
后来，直到双方再次议和，并于公元1142年，即绍兴十二年履行协议时，不知何故，金国又变了主意，没有放回宋钦宗。这位前皇帝当时的情景极为悲惨。据说，送韦太后回国的车子即将启行时，他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赶来拦住车子，他躺卧在车子的前面，痛哭着央求老太太：“请回去告诉九弟，只要能让我回去，我什么都不求，有间屋子住就心满意足了呀！”当时，韦太后也哭着发誓说：“我回去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接你回国。否则，让我瞎了这双眼睛。”后来，这位皇帝到底没能回到故国。十四年后，公元1156年，即绍兴二十六年，在被掠到异邦三十年之后，五十七岁的宋钦宗被大金皇帝完颜亮，就是著名的海陵王押解回今天的北京，当时，他身患严重的风疾，用西医的说法，可能是严重的高血压。海陵王命令他参加金国将领举行的马球比赛，结果，他在马上栽下来，被乱马的铁蹄践踏而死。而韦太后后来据说得了白内障，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白内障手术这一说，老太太的一只眼睛还真的失明了。[33]
当时，金国归还的宋徽宗遗体装在一个棺材中送回。宋朝君臣未敢开棺验尸就下葬了。后来，南宋灭亡后，元朝的一位官方“盗墓贼”杨琏真加挖开宋徽宗陵墓，发现棺材里只有一段朽木。[34]过了许多年，据说，在西藏著名的萨迦寺，曾经有一个十分令人惊愕的传说，说是宋徽宗不知怎样被辗转送到了萨迦寺修行，后来就死在那里。萨迦寺始建于北宋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到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宋徽宗死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是当时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寺庙与教派。萨迦五世祖八思巴曾经为元世祖忽必烈灌顶，并被尊为帝师。假如宋徽宗之死真的与萨迦寺有关，那将是一件既重大又有趣的考古发现。目前，宋徽宗之死已经成为一个谜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接待金国使节时的一幕极为有趣，相当富有文化意味。
和议其他条款还都好说，唯独宋要对金称臣，接受金国册封一条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就意味着宋高宗赵构必须在金国使节面前下跪，接受册封诏书，意味着堂堂大宋不再是主权国家，变成了别人的藩属，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妇人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好好过着日子，突然从“正室夫人”变成“小妾”，皇帝成了别人的臣子，臣子自然成了臣子的臣子、奴仆的奴仆。对宋人来说，这份面子栽得实在不轻，比赔银子还万难接受得多了。因此，一时间群情激愤。京城临安，也就是杭州街头，甚至出现了认为当朝宰相秦相公是金国特务的标语。在推翻帝制将近一个世纪、并且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在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今天的人们，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观摩时，可能宁愿下跪，也不愿赔银子。但在当时，在“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的观念下，这一条确实激起了众怒，以至于时刻已经临近公元1139年春节了，街头不但没有年关将近的喜庆，反而笼罩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之中。
就连一贯顺从皇帝的几位中央军事机关和警卫部队的首长，也给宰相秦相公送来一份意见书，并且抄送御史台，对御史中丞说：“不是我们没事找事，只是因为那三个大家伙（指韩世忠、张俊、岳飞）驻防在外，日后他们来责问我们，说：你们这些亲信将领是怎么搞的，居然让老爷子屈膝下跪接受敌人的诏书？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御史中丞无话可说。[35]
皇帝赵构的心情也很坏。从来都是别人给自己下跪，如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要给别人，而且是给敌人的使臣下跪，而且这个敌人偏偏与自己又有着亡国灭家、杀父夺妻之恨。这让他如何丢得起这份人？可是，这份和议又是自己特别想要的。想想看，只要磕头称臣，就可以收回河南陕西两个省的失地，再也不用打仗，再也不用担心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这是多好的事情！于是，夹缝中的皇帝油然想起当年在海上逃亡时的情景，痛恨臣子们不体谅自己的苦心，得了便宜还卖乖。皇帝说：“想想当时在海上，我就是跪下磕一百个头，也不会有这么多废话！”[36]
于是，君臣共同努力想主意。其中有一个算是有一点创意：将列祖列宗的画像挂出来，让金国使节拿着诏书站在画像前面，这样，就可以说成自己是在跪拜祖宗了，面子上可以圆过去。仔细推敲后，又觉得不妥：这样一来，不但跪拜了敌人，而且说起来，敌人岂不是也成祖宗了？
终于，一位先帝在世时，曾经依附过蔡京的聪明人为大家解脱了困境。他的主意是：根据古代经典《尚书》“谅阴三年不言”的教导，可以由宰相代替皇帝前去跪拜接受这份诏书。这句话的全文是：“谅阴三年不言，百官总已以所于冢宰。”意思是：遇到君王死去这样的国丧，后继君王三年不问政事，官员们都要听命于宰相。
此时，来到宋京城的金国使者也感受到了人们的紧张焦虑，害怕激出意外，同意了这个作法。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文武百官必须在场观礼。这是小事一桩，不可能难住智慧的中国人。当时，秦相公也同样不想激出意外。于是，下令政府机关里的收发人员、保安人员、勤杂人员和清洁工们，一律换上各级各类政府官员服装，化装成政府要员参加观礼。这一天，是公元1138年，即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距离农历大年三十还有两天时间。据说，这天杭州城罕见地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奇冷。不过，在秦宰相的率领下，毕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使“大宋”变成“臣宋”的典礼。[37]
和议达成后不久，绍兴九年正月，宋朝君臣隆重地欢送金国使节回国，韩世忠则派出一队杀手，化装后潜伏在楚州淮阴县洪泽镇，治下在今天的江苏省清江市西南，准备杀掉该使节，破坏和议。不料，被一个曾经深受韩世忠知遇之恩的人密报朝廷，结果，金使改道。韩世忠没能得手。[38]
此刻，岳飞更加郁闷。和议达成后，他连续三次上书皇帝，请求到金国归还的河南地区去一趟，名义上是祭扫皇陵，实际上是去窥探虚实。皇帝本来已经同意了，后来和宰相一商量，觉得不对，就下令不许他去，不给他惹是生非的机会。后来，接管这些地区防务时，也舍近求远，大老远地从临安派出部队，却不让距离开封最近的岳飞部队插手。显然，赵构对岳飞的防范与疑心已经相当重了。[39]
对于赵构来说，他很有可能是真诚地欢迎这次议和成功。因此，对军队干部，从上到下普遍给予赏赐，重要一些的中高级将领则“进秩一等”，就是普调一级的意思。对此，岳飞连续三次坚决谢绝。他认为，此时的局面，“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认为朝廷这么论功行赏，很有拿丧事当喜事办的嫌疑，让敌人耻笑；搞得自己在向部队传达时，感觉很丢人，愧对大家云云。这种表现，令沉浸在成功之中、感觉极佳、兴高采烈的皇帝与宰相心中极度不快。[40]
谁知，事情偏偏又让岳飞的乌鸦嘴说中了。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在金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兀术为首的强硬主战派击溃厌战主和派，执掌大权，决定收复被归还给南宋的河南与陕西地区。于是，金兵真的在墨迹未干的情况下，撕毁和议，再一次大举南下，一个多月时间，就将上述广大地区全部重新夺走。并准备乘此余威，一举灭掉南宋政权。
这一次，金兵彻底打错算盘了。此次南侵，他们在顺昌、颍昌、郾城和距离开封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遭遇了一连串重创。其主力部队中的精锐拐子马与铁浮图也被打得七零八落。金兵统帅兀术不得不退守开封，甚至命令将燕地，即今天北京地区的辎重珍宝北运，作好了放弃该地以南地区的准备。据说，就在兀术准备北撤之际，有一个青年书生用一句话点醒了他，这句话是：“自古未闻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句后来成为历史名言的话，使他豁然开朗，决意坚守汴京开封。同时，写信给秦桧，威胁说：“你们天天请求和谈，而岳飞却要图谋河北，还杀了我的女婿，此仇是一定要报的。你们必须杀掉岳飞，然后和议才能成功。”意思是，指责南宋朝廷言行不一，没有议和诚意。要想证明诚意，就要杀掉岳飞。[41]
此时，太行山脉与河南河北地区的抗金武装，据说有四十多万人，打着岳家军的旗号，乘势而起。其中，许多都接受岳飞的节制，配合打击金兵。从而，出现了自宋金开战以来，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最佳时机。岳飞相当激奋，对手下将领说出了同样成为历史名言的一句话：“这一次，我们要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黄龙府！”黄龙府治下在今日的吉林农安，并不是金国首都。这样讲实际上是一种习惯说法，将其比喻成金国都城而已。然后，岳飞秣马厉兵，准备直捣开封，横扫燕云，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
就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故事。
金牌，不是金的，是一面一尺长的朱漆木牌，上面写着“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金字，用马匹接力传递，不许进入递铺稍事停留，日行五百里，是宋代最高一级的官方机要邮政快递方式。凡是皇帝下发的急件，均以此递送。臣僚送往朝廷的急件，则用“急递”，最高为日行四百里。
岳飞一日之内收到十二面金牌，内容完全一样：“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速撤军返京述职。”
据说，岳飞的反应是，长叹一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后，泪如雨下。
撤军命令发布后，许多当地百姓拦在马前哭诉：“官军说要收复中原，把金人打出去。我们支援大军粮草，金人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们一撤，我们怎么办呐？”岳飞是河南汤阴县人。在家乡父老面前，其尴尬难受可以想见。据说，当时岳飞无法解释，只是让大家看那十二面金牌。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哭声遍野，岳飞挥泪而去。有记载说，在此次撤兵中，收复的失地旋即全部丧失，而且由于金兵的追杀，岳家军损失相当严重。回军后，另有记载说，岳飞又一次递上辞呈，然后离开部队，回庐山守孝。
此时，距离宋高宗赵构诛杀岳飞，还有一年多一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