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宣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
公元1124年，即宣和六年三月，宋金关系再起波澜。起因是，前一年交接燕京时，赵良嗣请示朝廷后，答应一次**纳二十万石军粮给金国。如今，金军前来索要。接任那位拂袖而去的新任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首长不予承认。他认为，仅仅一个赵良嗣的口头承诺，哪里可以成为索要二十万石军粮的理由？金军使者悻悻而去。[17]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宣战，还有一年半时间。
当年七月，金军出兵原来准备交还宋朝的云中地区，就是今天山西大同所属地区，两国关系顿趋紧张。徽宗皇帝慌慌张张下令，正式册封已经退休的童贯为广阳郡王，复职统领整个北方边陲军事。此时，金国已经基本确定了对宋战争的总体战略，距离正式宣战，还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
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二月，辽国天祚皇帝被金国俘虏。在此期间，由于宋朝廷杀张觉，导致河北、山西地区的一些地方武装纷纷离弃大宋，投靠金国。比如治下在今日山西长治的隆德府义胜军两千人、河北易州长胜军首领韩民义等等。他们将张觉被杀后，边陲地区人心涣散，离心离德，以及对战争毫无准备的情形全部告诉了金国方面。由此，金国下定决心并开始全力准备对宋战争。
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开战，还有不到八个月时间。
据说，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发生了效力：当时，金国军队最重要的两位统帅是宗翰与宗望。宗翰的妻子，是原来辽国皇帝的宠妃萧氏；宗望的妻子金辇公主，则是原辽国皇帝的亲生女儿。她们切齿痛恨宋朝对辽国的背信弃义，热切盼望这个背信弃义的国家能够受到惩罚。因此，特别希望她们的丈夫对宋用兵。这个因素能够起多大作用？其情形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而另一方面，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仍然沉醉在太平盛世的欢乐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战争准备，则是不需要存疑的。
今天翻检当日的史料，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不祥的阴影已经乌云般翻滚在头顶，而大宋帝国的君臣们却欢乐依旧，根本就怡然不以为意？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如此变态地、纨绔子弟般地游戏着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太多无法解释的东西，归因于帝国君臣那轻佻浪漫的个性和不适当的贪婪。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对的。但是平心而论，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使人感到厌烦。事实上，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可能更加符合此时的实际情况：用正常人的思维，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当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时——明明错的东西，得不到纠正；明明对的东西，没有人去听、去做，这时，这个人、这个组织、这个国家一定是已经严重地失常了。继续走下去的前途，必定就是毁灭。
我们知道，负责燕京地区防务的郭药师曾经是辽国晚期的重要将领，投降大宋后，被委派为燕京及其管下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当时宋朝的军队里，他的部队和童贯培养起来的陕西部队是装备最精良、训练最充分、兵马最强壮、从而战斗力最强的两只部队。此人究竟是在宋朝杀张觉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决定背叛大宋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决定背叛，并且事实上也背叛了。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燕京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曾经连续给皇帝和宰相上书一百七十余次，警告他们：郭药师有问题，请早做预防；至少是请不要过分地信赖他。[18]
一百七十多封警告信，甚至包括边防部队截获的他与金国秘密往来信件。皇帝和宰相仍然不以为然。他们采取的最严重步骤，是让童贯前往考察。假如童贯觉得此人确实靠不住的话，就授权童贯想办法将他挟持回京城后处置。
童贯到达燕京时，这位郭药师一直迎接到了河北易县。入帐之后，药师立即对童贯行跪拜大礼，童贯大吃一惊，跳起来避开道：“这可了不得。你老兄位居太尉，在军中和我的级别一样，怎敢受此大礼？”郭药师严肃而诚恳地说道：“太师您是父亲，药师我只是在跪拜自己的父亲而已，哪里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随后，药师请“父亲”检阅部队。二人携手来到一面山坡上，四周渺无人迹。童贯正在奇怪，只见药师一挥令旗，刹那间旌旗蔽日，兵马如潮，鼓角震天，杀声动地，周边似有百万大军，场面至为壮观。童贯十分满意，回朝廷后，极言郭药师必可抵御金军，成为北疆之万里长城。那位身居相位，却既不知兵又不识人的蔡攸，也莫名其妙地坚定主张信任药师。他说：“只要依靠药师，必能对抗金人，不必杞人忧天。”从此，朝廷倚药师为干城，一心一意地在各方面满足他的愿望与要求，并放心地撤除了燕京以南的内地防务。[19]
至此，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了。没有人能够挽救帝国的命运了。用今天我们熟悉的事例比方，就好像一个大公司的大股东大老板，当他做出决策时，对于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他只相信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所提供的那些他想听和喜欢听的部分，那些由他不那么喜欢的人所提供的不想听和不喜欢听的部分，则弃之不理。在这种情形下，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公司的亏损乃至破产。
此时，大金帝国皇帝的对宋宣战诏书可能已经在起草当中。
战争就在眼前。
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十月，正值秋高马肥之际，大金帝国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对宋朝开战。
金国大军已经打到云中地区时，金兵统帅命使者持书去看童贯，实际上就是送达一封宣战书和伐宋檄文，其中历数大宋皇帝与国家不守信用，违约背盟的罪过。据说，童贯瞪大了一双无辜的眼睛，很天真地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金国使者说：“大兵已出，告诉你干甚？赶快把河东、河北的土地割让出来，以黄河为界，或许还能保住你家宋朝宗庙社稷。”童贯目瞪口呆。[20]
事态的发展果然正像那些投奔金国的人们所说：金国单方面开打之后，大宋帝国山西、河北一带的地方部队，立即成千上万地倒戈和哗变，而国家正规军大部队则成建制地溃退和一哄而散。
金国大军兵分两路：西路军的打击重点是童贯调到北方前线来的陕西部队，战略目标是宋朝的西京洛阳；东路军的打击重点则是郭药师率领的燕京地区边防部队，战略目标是直捣开封，擒拿大宋帝国的徽宗皇帝。
这时，出乎所有金国将领意料之外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东路金军打到燕京后，郭药师只是象征性地接了一战，随后，裹胁着该地区所有的军队将领与政府官员，带着共计精兵七万、战马万匹、甲仗五万副和无数粮草辎重，集体投降了金军。那位连写一百七十多封警告信的封疆大吏自杀未遂，也被交给了金人。整个燕京所属州县望风而降，中原地区门户大开，完**露在金军兵锋面前。金国军队在药师的导引下，直下中原腹心。[21]
在时人与后人所写的各种文献文章中，谈到金军的此次入侵，特别常见的形容词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等等。事实上，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外敌入侵时，只要出现了这种情形，那就不必再深入考究，肯定是这个国家内部已经变得根本不值得同情了。现在，正如我们所不停地看到的，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便可以作如是观。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郭药师投降金国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徽宗皇帝秘而不宣，还授意臣下上书，建议册封郭药师为燕王，命他世代镇守燕京之地。这和当初给童贯封王很是相像。本来，徽宗皇帝对于童贯收回的只是燕京空城不太满意，因而令童贯退休。金兵一有异动，他赶快册封童贯为王，令他再上前敌。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行事却直如长了一双斗鸡势利眼的市井小人，让人实在无话可说。
此时，金国的西路大军也没有碰上它想重点打击的童贯部队。原因是童贯接到金国使者送来的宣战檄文后，认为兹事体大，必须由他自己亲自返回京城，当面和皇帝商量怎么办才行。于是，他放下北方边疆最高军政首长的授权与身份，不顾太原地方长官的坚决劝阻，执意要返回京城。逼得这位太原地方长官当着宦官王爷的面长叹道：“童太师平生何等威望，如今临事抱头鼠窜，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童贯不以为意，还是走了。而且，走到半路，想想不对，又秘密下令，将只听他一个人调遣的、西北军队中最为精锐的二万胜捷军，调到身边，作为自己的护卫亲兵，一起返回京城。[22]
从此，西路一线群龙无首，除了一个太原未被攻破，将金军死死拖住之外，其余地方，基本上与东路相同：金军所向，如入无人之境。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元首徽宗皇帝方才意识到，原来这次金国人是在玩真的，他们真的是要灭掉自己的国家！于是，大叫一声：“想不到金国人竟敢这么干！”然后，拉着心爱的宠臣蔡攸的手，昏厥过去。
到这个时刻，他和他的臣僚们都已经看出，徽宗皇帝已经不适合继续坐在国家元首的座位上了。
此时此刻，他的大儿子、皇太子赵桓则大喊大跳、大哭大叫，甚至昏厥过去，表示不愿在这种时候继位为帝，最后，于重病之中，被他的大臣们硬是扶到了皇位上去。[23]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不情愿地继承皇位的成年人，这可能是头一例，甚或是唯一一例。
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一部夸张而又荒诞的政治童话，充满了黑色幽默，整个帝国陷入到了一场完全彻底的混乱与错误之中，人们颠三倒四，正确的声音孤独而微弱，并且很快就被荒谬压倒。一切迹象都在显示，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哪怕更换了皇帝也依然如此。
而我们这位新皇帝，则以他自己后来的作为，准确地证实了这种猜测：这个国家的确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了。
敌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本章节的主人公赵构，则表现得相当好。
公元1126年即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包围宋朝首都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割地——除了燕京七州还给金国之外，还要割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土地，当时的中山就是今日的河北正定；赔款——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绸缎一百万匹，牛马一万头；然后，以亲王一人、宰相一人为人质，就可以退兵。
新皇帝完全接受了这样的退兵条件。尽管谁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那即便在今天看来，都绝对是天文数字的赔款。假如用购买力折算，这笔赔款大约相当于今天至少几百亿元人民币。
于是，刚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大哥宋钦宗把弟弟们找来，问谁愿意去做这个人质？老九赵构自告奋勇，愿意赴汤蹈火，去做人质。而且，临走时，他还悄悄告诉皇帝哥哥：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自己。[24]应该说，这份勇气和胸怀相当令人感动。当时，他刚满十九岁。
随后，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金兵突然提出要宋朝换一个人去做人质。结果，赵构的五哥被派来替换赵构，并从此被掠到异邦，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赵构则英雄般地回到首都，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金兵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历史记载很简单，大意是：有一天半夜，一支从外地前来勤王的宋军兵马，为了争头功，前来劫营，被金兵打退。同在金兵大营谈判的宋方大臣吓得直哭，而赵构却泰然自若，浑然无事一般。令金兵统帅称奇不已，认为大祸临头了还能够如此表现，不太像皇家子弟。于是，就提出了换人的要求。[25]此事遂成为一件让人无法说清的历史谜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后代人不了解当时人们的心态，所以才会觉得无法理解。事实上，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或许恰好因为他的这种表现，才更加可以认定此人就是皇子。因为，只有这种生在深宫、长在深宫里的公子王孙，才会如此不懂得世事的凶残险恶而不知道害怕。
此后，金兵由于孤军深入，没等到宋朝廷交齐赔款，便先行撤军了。结果，在新皇帝的领导下，我们帝国没有在国防上进行任何政治、军事上的检讨、革新与建设。其理由，据说是害怕激怒金国人；然后，将唯一可能帮助帝国渡过危机的人物李刚，排除出了决策阶层；最后，皇帝和他的助手们运筹帷幄，策划了一项让人完全无法置信、从而彻底葬送帝国前途的小把戏：
钦宗皇帝给金国的一位大将军写了一封密信，策动这位前辽国投降金国的将军发动兵变，大宋愿意里应外合，支持将军搞垮金国，既为辽国报仇雪恨，又可以建功立业。他暗示，将军将成为复国后的辽国皇帝。然后，皇帝又给逃到遥远的中西亚地区的辽国新皇帝写了一封密信，对以往的背信弃义表示歉意，希望恢复一百多年的友谊，双方携起手来，两面夹击，干掉金国。结果，两封密信全部落到了金国人手里。后一封信，是被金国边防巡逻队截获的；而前一封信，皇帝是交给了一位金国派来索要赔款的使节。这位使节以前也是辽国人，谈话中，发了几句金国人的牢骚，我们的皇帝就以为可以把千万人的性命托付给他。于是，送给他一笔重礼，并托他转交那封非同小可的密信。结果，两封密信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起摆到了金国统帅的案头。[26]
当年八月，金兵以此为口实，再一次兵分两路，大规模南侵。赵构继上次充当人质之后，又一次受命充当“告和使”，前往金军大营求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应金国方面的要求而安排的。就是说，金国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位临危不惧的小伙子是真正的皇子，希望把他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这一次，赵构却没那么临危不惧。他的行动相当诡秘，如有神助般地逃脱了厄运。遂成为这位皇帝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他是十一月十六日离开首都开封城的。当时，给他担任副手的那位大臣，曾经亲眼看到过金兵攻陷真定城时的情形，于是叹息着告诉他：“真定城几乎比开封城高一倍，可是金兵转眼间就打进去了；京城城楼壮丽如画，天下无双，可是没有用呵。”这番话，很有可能给赵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27]
到达相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以后，赵构知道金兵已经渡河进逼开封，他没有前去寻找金兵主帅，执行自己谈和的使命，而是径直北上，来到抗金气氛浓烈的磁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磁县。在那里，他的这位副手因为携带着金国人的服饰标志，而被当地军民当成汉奸杀死。赵构没有回开封，而是悄悄返回相州，并以金兵南渡，副手被杀的理由，停留在相州，等待皇帝的指示。
十天后，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又一次包围大宋首都开封，皇帝派人给赵构送来封在蜡丸中的密令，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求他火速召集兵马救援首都。赵构接到这封藏在头发里方才带出的密信后，痛哭流涕。随后，十二月一日，在相州开大元帅府。
然而，就在赵构接到密信时，帝国首都开封已经落入敌人的掌控之中。军大营讲和，也被扣留，直到递上降表，才被放还。
帝国首都陷落时的情景——这样说会显得没有心肝，但却真的是事实——极其具有喜剧效果，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大敌兵临城下，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28]
此后四个月，大元帅赵构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与政治救援行动。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带领一支数目不详的队伍，不停地虚张声势，游走在外围地带。然后，就是拒绝金国方面的诱捕。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最后撤离开封。他们分七个批次，将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徽宗、当上皇帝不到两年的宋钦宗，连同后妃、宫女、皇亲贵戚、官员、艺伎工匠包括赵构的一妻二妾等一万四千余人驱虏北上，京城、皇宫、官库、民间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物被洗劫一空，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皇家宫殿园林——延福宫和建成不到五年的艮岳，全部毁于战乱。
在这场浩劫中，偌大一个中国，唯一得分的人大概就是赵构：此时，他是大宋帝国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在中兴大宋的旗帜下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地成为号令全国的领袖人选。
就这样，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相当顺利地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帝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这一年，赵构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元年。于是，公元1127年就有了两个年号，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
为此，赵构遭到当时金国人士和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极为尖刻的批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金国人士，认为赵构：“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意思是说他受命出使时，已经作好潜逃保命的打算；成为号令兵马的大元帅，没有率兵救援京城，反将这些兵马变成保护自己的资本。
作为敌对方如此批评，意在破坏敌人领袖形象，具有浓厚的宣传战色彩，可以理解。但是，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以此为定论，却过于苛刻，似乎有失公正。
这里，构成了围绕赵构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事实上，当时的赵构不可能预见到开封必然沦陷、父兄两代皇帝必然成为俘虏的结果，他为什么敢于不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推测是：作为两次议和的高级人质和使者，赵构很有可能是宋朝朝廷中对双方态势观察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一个脑筋清楚、较有才能、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因此，他才冒着宁愿受到皇帝责备的风险，寻找借口，躲开了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
当时，谁都知道，金兵的锋芒是直指开封的，赵构的行动则表明，他的副手离开首都时的那一番话，肯定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不愿返回这座危城。于是，便停留在相州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倾向，而保护这种仁人志士的社会机制却相对欠缺。因此，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赵构的潜意识里十分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远离台风眼的意义。
对于赵构没有组织起有效军事救援行动的指责，则稍显粗暴，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因为，诚如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所多次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大环境，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冷眼看去，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情形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绝对不算过分的结论：到公元1127年，北宋帝国不灭亡已经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事实上，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的腐败朝政，北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徽宗一朝，批量涌现出来的那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朱勔、王黼、蔡攸、梁师成、李彦、李邦彦等等，相互提携，又团结又斗争，先后，或者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极重的权位，极多的人数，极长的当政时间，一口气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一年前一点，才跟随他们的徽宗皇帝，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应属绝无仅有。而且，此时的举国文武，几乎全部是这帮家伙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去，丝毫不能意味着国家与朝政的真实转变。何况，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条件。
从种种历史资料判断，《水浒传》中的描写，包括花石纲、生辰纲之类，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公元1127年之前的帝国实况，可能比小说中描写的，还要黑暗得多。
在军事部门，情况似乎更严重。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封为王的宦官，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位童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此人执掌军政大权二十年，最后，成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元首的、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人们倾向于把他看成是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从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各种情形判断，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而靠踢得一脚好球当上太尉的，则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高俅。高太尉执掌的工作，大约相当于国防部长，时间同样将近二十年。
有资料显示，童贯家中的厨师和马夫被提拔到相当于县团级领导岗位的人数不少；而由他的门房、仆役、小厮、贱役、跟班、账房、管家之类，一跃而为相当于今天地专级上下的干部人数，据说在全国各地可以达到数百人。时人记载中使用的说法是：公开向他行贿而直上青云者比比皆是。[29]资料显示，他每次出师的时候，都是直接将朝廷划拨的经费送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责令各地方州县补齐。于是，到后来，他的富贵达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一个工头奉诏为童贯建造府第。建成后，工头请童贯验收。童贯很客气，请他吃早点。先由军卒捧上类似宝盖璎珞的东西，仔细看去，乃皆为珍珠。早点共上酒饭三道，每次均更换所有用具：第一次为银质，第二次为金质，第三次则为玉质，制作全部巧夺天工。吃完饭告辞出来时，等在门口的仆人告诉他：主人吩咐，所有用过的金、银、玉器皿、珍珠和两位侍候的美姬均请笑纳。于是，笑纳后的此人立即富甲一方，闻名于他的老家湖南地区。宋人笔记中认为，童贯“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就是说，他家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在他家里，常年役使的军士经常在千人以上，这些军士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五花八门，包括为童贯从打扫厕所到无偿耕种庄园的土地。[30]
高俅的路数也差相仿佛。他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厮，后来被东坡转送给了大画家、驸马王晋卿。徽宗皇帝没登基之前与晋卿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徽宗外出时，需要修饰鬓发，却发现没带篦刀，借了晋卿的用，觉得式样和做工都挺不错。晋卿告诉他，自己还有一把新的，可以相赠。于是，派高俅去送。这高俅眉清目秀乖巧伶俐，其妩媚俊俏大约不亚于今日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男身女态的美貌小生，这使天才画家徽宗皇帝相当喜爱。当时，徽宗正在园子里蹴鞠，就是一种类似踢毽子踢球的脚技。高俅站在一旁专注地观看。徽宗见他看得用心，就问他：“你也会这玩意吗？”谁知，这厮不仅会，而且精于此道。于是，着意露了几手。徽宗一见，更是大为中意，派人告诉晋卿：“多谢篦刀，连送篦刀的人我一起留下了。”从此，这厮一步登天。
徽宗登基后，几年之间，高俅便官至节度使，这已经是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地位与待遇了；随后，官拜太尉；最后，“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尊贵得与宰相平起平坐。这使边上一起玩过的人们不可能不妒忌得要死。对此，我们的徽宗皇帝是这样答复的：“你们谁长了他那么灵巧的一双脚？”
此后，高太尉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遍历三衙者”，主管全国的军队管理工作。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典型的军事三权分立制度：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调兵之权，但没有管兵之权；管兵之权则归三衙所有；而统兵之权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官执掌，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在管理全国军队的岁月里，高俅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仅仅是只长了一双灵巧的好脚，他还有一个智商绝对高出常人的头脑。这个头脑中，经常孕育出不同凡响的聪明才智。比如，他对帝国军队的管理大体如下：
招募士兵时，特别注重选拔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或者绝活儿的工匠；
允许军中士兵免予训练，前提条件是愿意出钱贴补这些军中工匠；
进一步放开手脚，允许军队官兵经营其他行业，专职兼职均可；
最后，实在没有本事的，扛大包卖力气维持生活也行。
